【看中國2013年07月25日訊】在我的一篇關於文革的文章中，我提到一件事——文革中有些女知青在招生、招工回城時，遭到一些有權決定她們命運者的玷污。這激怒了一些人，她們跟帖時罵了我好一通，然後反駁說，玷污女知青當時要受到重罰，誰敢做這種事？
我這裡要指出一下網友的邏輯瑕疵：一種行為，因為會受到處罰，就沒有人去做嗎？殺人放火之類，自古就不被允許，輕者坐大牢，重者殺頭，難道這些犯罪絕跡過嗎？說一種行為不被允許，會遭到處罰，就無人去做，不存在這種現象，邏輯上說不過去。
重要的是，這幾位網友沒有搞清楚一個事實：文革中玷污女知青為何要重罰，有關政策是何時出臺的？實際上，這一政策的出臺，已經是很晚的事了，那時有些早早（文革前）下放農村的知青，已經在鄉下呆了五六年、六七年，在此之前，官方並沒有這方面的嚴格規定。而這一政策之所以會出臺，恰恰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玷污女知青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引起了知青家長和親屬的極大不滿，並驚動了高層。用如今的話說，當時某些基層權力者對女知青的玷污，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維穩」的政治問題，高層必須採取措施予以打擊了。
這從文革中到處張貼的判刑佈告中，亦可看出一斑。現在有些人，把文革吹得天花亂墜，胡謅什麼文革的中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文革中那些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刑事佈告，恐怕就能使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些公開張貼的刑事佈告清楚表明，文革中的刑事犯罪現象同樣非常嚴重，正因為如此，那時的各級專政機關，才會每判決一批刑事罪犯後，就把判決印成一張張白底黑字的大佈告，大街小巷到處張貼，以震懾其他潛在的犯罪份子。這種佈告隔三岔五的就會張貼出來，有時一兩張，有時三四張，有時一長溜的有七八張。每張佈告上約印有三四位罪犯的姓名、犯罪事實簡述，判決結果，相當於壓縮版的判決書。這些佈告都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上往下排列，排在上面的經常有死刑犯。有時判死刑的人很多，整張佈告上全是死刑犯，姓名上面都打著紅叉叉，遠遠望去一片紅彤彤的，令人觸目驚心。那時刑事犯罪的主要種類也跟現在差不多，無非是殺人、強姦、團夥搶劫、偷盜等等。有意思的是，那時的佈告上也出現過組織賣淫罪，雖然只是極為罕見的個案，並且，主謀「媽咪」和幾位主要的賣淫者，無一例外的都叛了死刑。湖南益陽一家旅店的女負責人，就因為組織服務員賣淫，吃了槍子。
文革期間的刑事佈告中，有一種與性相關的犯罪，經常會出現，也因為在那個禁慾的年代中，這種犯罪粘上了「性」字，佈告圍觀者眾。這即是破壞軍婚罪，指男人誘姦和通姦了軍人家屬。在文革的中前期，涉及男女關係之事的犯罪行為，除暴力型的強姦（包括性侵犯未成年人）罪之外，主要就是破壞軍婚罪了。至於誘姦或通姦女知青，文革中早期的刑事佈告上，幾乎找不到這類判決案例。
但後來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除破壞軍婚罪外，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刑案判決佈告裡，開始出現以「破壞知青上山下鄉」為主要罪名的「流氓犯罪」案例，而且犯罪事實也與破壞軍婚罪相似，指男人誘姦和通姦、而不是強姦了女知青。尤其是到了文革晚期，在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之後，將誘姦和通姦女知青與破壞軍婚罪等同視之，加重處罰這類犯罪的案例便越來越多，在當時的刑事佈告中，有關判決也越來越顯眼。為何到了文革晚期的時候，因玷污女知青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例越來越多？就因為知青問題之嚴重，在李慶霖事件之後，已徹底浮出了水面。
李慶霖是福建莆田人，年輕時曾當過中學校長，1957年劃為右派後，被貶至一家鄉村小學任教。1972年12月20日，李慶霖因自己當知青的兒子在農村口糧不夠、無錢購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冒著膽子冒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傾訴知青生活之悲苦。他的信不算長，現全錄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貴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半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們這裡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
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謹此致傾。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很快，也就是李慶霖的這封信發出四個月，毛澤東給他回信了，如下——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4月26日自由、幸福
李慶霖是個右派，教小學的小人物，他給毛澤東寫信，不使用「最敬愛的」或「敬愛的」尊稱，而是「尊敬的」這種不帶情感色彩的稱呼，現在看起來無所謂，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在信中說自己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還用給毛上課的口吻，多處告誡毛應該怎麼樣，這些加起來，足以叫他掉腦袋。我知道的那時許多以「惡毒攻擊」為罪名的反革命，大部分人的「惡攻」用語都沒有李慶霖這麼嚴重，但其中的不少人都判了死刑。李慶霖被劃過右派，知道自己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但他還是發出了這封信，這表明當時的他已經絕望悲憤到了何等地步，他無疑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收到信的毛沒有不悅，還很快給他回了信，給了他30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更奇怪的是，這封信竟然到了毛的手上。文革中，給毛寫信的人何止成千上萬，這些信能到毛手上的鳳毛麟角，絕大部分都在中間被過濾或擋住了，李慶霖的信可以說是個奇蹟。
這其中的原委，就在毛回信中「全國此類事甚多」的話語裡。這段話表明，在李慶霖寫信之前，毛已經非常清楚知青的狀況，知道知青生活的種種不堪，已經是全國範圍的事。所以他才會說「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行事向來善於抓典型，現在李慶霖的信來了，毛立馬抓住了這個典型，也接受了李慶霖的滿腹牢騷。李也因此躲過一劫。
毛已經知道的基層社會之事，他周圍那些高層大員自然也早已瞭然於心，清楚知青問題已經有多嚴重。因此，他們沒有攔下這封信，而是把它交給了毛，也就合情合理。
後來披露的資料表明，李慶霖的信是四人幫呈報給毛的。這也好理解，以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當時守在毛身邊，能夠把李慶霖的信直接送到毛那裡的人，也主要是四人幫那幾個了。而四人幫願意這樣做，有一個政治上的算計，那就是他們想借日益嚴重的知青問題，打擊剛重新上臺的鄧小平，以及周與鄧重新扶持起來的一批「正在走的走資派」。說實話，文革中的知青問題是長年累月累形成的，鄧小平當時剛上臺，把知青問題與他含沙射影地扯在一塊，借李慶霖打鄧，確實不怎麼地道。但宮廷政治就是這麼骯髒，不骯髒就不是宮廷政治了。
在這場宮廷政治的大戲中，最可憐的還是小人物李慶霖、李給毛寫信，雖然躲過了第一劫，沒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可後來他被四人幫利用，到處作報告「反潮流」，反擊走資派的「右傾翻案風」，四人幫一倒臺，他終究還是以現行反革命的名義被判了無期徒刑。
李慶霖寫給毛的信，語言完全與當時的風格相反，充滿悲情和絕望，還不乏冷漠、諷刺、挖苦和自嘲，對毛也缺乏任何感情表白。他的信中披露的知青生活狀況，完全可以用一貧如洗、走投無路來形容。讀完這封信，人們很難迴避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當年知青的生活有多麼艱難；當時的中國農民，日子過得是多麼的困苦。此外，他的信還披露了一個情況：文革中的中國官場，也已經很腐敗了。這些腐敗表現為「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表現在「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也表現在底層民眾「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如今的中國，腐敗已完成「轉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貪腐的錢財越來越多。但就腐敗形成的權力結構，腐敗的世襲與小圈子特點，甚至腐敗者所用的藉口、託詞、高調語言等等而言，現在中國官場的腐敗，在政治上可以說與四十年前一脈相傳。
李慶霖的信，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叫做「文革原始資料」。這種原始資料還包括上面所說的大街小巷張貼的佈告、當時的大字報，知青所創作的小說。詩歌、段子等等。它們與高層集團文革中的文獻一起，構成了關於中國文革的最真實的歷史畫卷。現在的中國人，為文革爭破了頭皮，可它們爭來爭去的東西，大都是一些基於意識形態的隔空喊話，遠不如這些原始資料來得生動而又靠譜。依我看來，大傢伙還是做點實事，多收集和整理一些這類原始資料為好。有了大量的這些原始資料，大傢伙再來認真讀一遍，心裏就會明白，文革是怎麼回事，知青又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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