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袁世凱稱帝的「六君子」

發表:2013-03-04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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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六君子」人們總會心生敬畏,而這裡的「六君子」卻是一幫逆潮流而動的反面人物,跟歷史上前五起的「六君子」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作吹鼓手。袁世凱因出賣戊戌六君子而功成名就,可他卻沒想到自己導演的「六君子」的粉墨登場,竟成了他身敗名裂的轉折點。

袁氏稱帝竟為打破宿命論,楊度成為「太子」欽定參謀長

自袁世凱在1913年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以來,國內外即有中國將有共和制改行帝制的謠言,但袁屢次發表談話,否認其事。特別是1915年6月,他對馮國璋的一席話,講得痛切至極,感慨萬千。他說:「自《新約法》頒布以來,總統的權利提高到跟皇帝毫無區別,除非為兒孫打算,我實在沒有做皇帝的必要。而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不滅亡的朝代,每個朝代的末代皇帝,總是沒有好下場的,即使為兒孫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災難留給他們。」馮是他的心腹大將,他對自己人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局外人自然不能不信以為真。袁、馮談話在上海報上發表後,關於袁帝制謠言頓然沉寂下來。

誰也沒有想到,當袁氏把話說絕的時候,帝制運動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僅僅隔了一個多月,鼓吹帝制的籌安會就大吹大擂地公開出場了,「六君子」也再一次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

據深知內幕者說,袁之所以急於要做皇帝,正是為其兒孫打算。他篤信宿命論及星象之學。袁家上代人沒有一個能夠活過58歲的,而在這一年(1915年)他已經活到57歲,此時不創基業,更待何時!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認為征服了國民黨後,他在國內便呼風喚雨,一無敵手。國外他所畏懼的也只有日本一國,他已送給了日本一份厚禮,相信日本不會再出面來干涉中國改行帝制。這便是他為什麼一定要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的原因。

袁籌劃進行帝制時,在未正式公布前,對外界絕對保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是他進行帝制的唯一參謀長。他的乾兒子段芝貴因為接受任務太多,發覺了些許蛛絲馬跡,袁不得已也讓他參與了帝制的籌劃工作。此外,他的老朋友徐世昌,老部下段祺瑞,老幕僚張一麐一干人等,都被他瞞在鼓裡。但也有一個例外,楊度卻是帝制運動的知情人。

楊度之所以能夠知道帝制問題的一切內幕,主要依靠兩個人:一個是「太子」袁克定,一個是公府內使夏壽田。楊度自1907年投靠袁世凱以來,就為袁氏父子出謀劃策,深得袁克定的信任。如果說袁克定是他父親的參謀長,那麼楊度就是袁克定的參謀長。1915年的春天,在袁克定私下設宴拉攏梁啟超時,就只有楊度一人作陪。袁克定生平最討厭徐世昌,曾一度背著徐在別人面前呼之「活曹操」,而楊度也深恨徐世昌奪去了他的「新朝首輔」,對其咬牙切齒,無時無刻不想把他轟走。楊度跟夏壽田的關係,也非同一般。夏壽田字午詒,湖南湘潭縣人,王湘綺的門人,與楊度有同鄉同門之雅。夏做公府內史(袁世凱將總統秘書改稱「內史」,秘書長改為「內史監」),就是出於楊度的大力推薦。當時,公府內史監阮忠樞是一支老槍(煙癮很重),又經常出差在外,尋花問柳,不大過問內事。袁的老幕僚、內史張一麐素來就強烈反對帝制,此時被袁甩在一旁。夏則每天按時辦公,對袁更是唯命是從,阿諛奉承,朝夕不離袁的左右,因此一切機密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當時,有人向徐世昌詢問時事,徐總是冰冷冷地回答說:「你們何不問夏壽田夏內史去!」這短短的一句話,說明袁對夏信任之深。夏每天下班後,一定到楊度家吃晚飯,對於府中的一切動態,隨時向楊匯報。有時袁交給楊的某些任務,也由夏轉達。這就是楊度能夠知曉袁氏機密的特殊原因。

拉名流不成退而求其次,功利熏心促成籌安會「六君子」

1915年8月,楊度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組織籌安會,自封為理事長,讓孫毓筠任副理事長,嚴、劉、李、胡四人為理事,這事的順利通過,就是以夏午詒為中介而得到袁氏父子點頭的。除楊度外的這五個人中,有兩個全國知名的學者:嚴復、劉師培,三個老同盟會會員:孫毓筠、李燮和、胡瑛。除嚴復是袁氏父子所賞識的人才之外,其餘四人都不怎麼符合他們父子倆的要求,只因當時的大名流、大學者都反對帝制不願「上山入夥」,而袁又急於要做皇帝,不得已而求其次,這便是籌安會能夠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

楊度物色這五個人為籌安會的發起人,也是用過一番心機的。孫毓筠自1913年交卸安徽都督定居北京以來,與同盟會的關係日益疏遠。隨後袁便聘他為公府高等顧問,月支津貼八百元。袁開的工資這在名譽職中算是偏高的待遇。1912年7月,袁提名他為陸徽祥內閣的教育總長,由於其自身原因並未獲臨時參議院通過。這一時期,孫毓筠的表現越來越下流,竟與章太炎、張紹曾、王庚等人發表聯名通電,痛罵臨時參議院為「姦府」,公然主張袁氏獨裁。在國民黨二次革命期間,他曾組織國事維持會,名為調和南北之矛盾,實為替袁氏獨裁而效力。袁進行帝制活動時,先後任命他為約法會議議長和參政院參政。從此他就鞍前馬後完全倒在袁的一邊了。他早年在南京因事被捕時,楊度曾經營救過他,因此他對楊頗有好感。此次楊找他列名為籌安會副理事長,當然也是得到袁的同意。

劉師培雖以當代學者聞名於國內,但他早年因利益之熏背叛過民主革命,做過兩江總督端方的偵探,並非一位貞操氣節之士。1915年,袁聘他為公府諮議之職,這在公府閑職中並非是一個顯要的職位,他卻引以為無上光榮,上折拜謝袁的任職之恩,咬文嚼字,諂媚阿諛,醜態畢露。

1915年3月,楊度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不想卻在政界博得了「曠代異才」之名。劉師培看到如此情況暗自欣喜,也寫了《國情論》和《告同盟會諸同志》兩文,以表示自己不甘落後。

「六君子」之中,只有嚴復列名於籌安會,是由袁氏父子直接點名的。起初袁克定想拉梁啟超入夥,任憑袁軟磨硬泡梁就是不為所動,於是他就想找嚴復來代替。因此楊度三番五次到西城舊刑部街嚴宅去登門拜訪。嚴無奈隨即表示默認。過了幾天,他的老朋友馬相伯跑來規勸:「又陵(嚴復字又陵),像楊皙子、孫少候那班人,年紀都還輕,他們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偌大年紀,又何必多此一舉!像我七十老翁,早已無意於攀附權貴了。」此時嚴已登名黑榜,要想在籌安會上除名挽救也已來不及了。

「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那時是個仕途不濟、窮極無聊的失意軍人。1913年「宋教仁案」發生時,他曾到北京來活動,也曾以調和南北的矛盾為自己的使命,致電相勸黃興適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難,又從湖南到北京來觀光,後便被楊度拉進了籌安會,做了一名無足輕重的配角。

胡瑛在早年參加民主革命時,頗有暴烈之風。自1912年遷居北京以來,經常同楊度來往,風氣所熏,豪氣早已不似當年。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曾到上海會見黃興,苦口婆心勸其不要起兵反袁。此次受楊誘惑加入了籌安會,也是理所當然。

肅政廳不解袁帝意上呈文,一朝計謀討伐聲中萬古空

籌安會成立不久,就動員全國各省在北京的同鄉組織所謂公民代表請願團,向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1915年9月6日,袁派楊士琦代表他向參政院發表了關於變更國體的宣言。但在九月九日,肅政廳全體肅政史向袁上了一道公呈,請袁迅速取締籌安會。呈文寫道:「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學理上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遏制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會議議會長,彼等倡此異說,加以函電紛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驚疑。雖經大總統派員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表意見,然人心並不因此稍安。揆厥原因,無非以籌安會依然存在之故。應請大總統迅速下令取消,以靖人心。」從這道呈文看來,肅政史們顯然沒有看懂袁氏宣言的真正意圖,錯誤地認為他是反對籌安會的。

袁看了這道呈文,內心雖然不痛快,但又不便發作。他親自擬稿批答說:「世界各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國情為建設,以達其鞏固國家,保全種族之宗旨。中國當君主時代,歷禁討論民主政體,而秘密結社,煽惑不絕,一旦爆發,更無研究之餘地。前車之鑒,可為寒心。講學家研究學理,本可自由討論,但須具有界說,不可逾越範圍。著內務部確切考查,明定範圍,示以限制。」

袁在回覆中公然稱許籌安會「六君子」為講學家,他自己也提倡言論自由,內務部當然不會再有誤解了。9月16日,該部呈書回覆袁氏說:「政談集會,本為講學家研究學理之資,其界說屬於言論。從前君主時代,於討論共和之政論,深閉固拒,故其原理未易曉暢,而其說輸入人心,乃醞釀於秘密煽惑之中,一發而不可收拾。易地以思,可為殷鑒。是則關於言論,不妨任其自由。該會發起人皆學識閎通,聲望卓著之士,於此討論界說範圍,亦已鄭重聲明。倘認為有擾亂秩序之虞,自當加以限制,以保公安。」

這道呈文明確看出了袁氏的立憲意圖,並加以發揮,進一步稱「六君子」為「學識閎通,聲望卓著之士」,並說他們已自定界說的範圍,當然沒有另加限制之必要了。

這時候,袁對帝制的問題雖然還在遮遮掩掩,態度曖昧,但是全國人民反對籌安會,反對帝制的聲浪已是鋪天蓋地,響徹雲霄,達到了不可遏制之勢。其中有兩個人呼聲更為尖厲,一是賀振雄,他上書肅政廳,主張嚴拿楊度等禍首,明正典刑,以正國是。一個是李誨,上書檢察廳,控告楊度等叛逆昭著,動搖國本,懇准檢察廳按法懲治。袁為保障「六君子」的安全起見,在他們每個人的家裡派武裝警察二人守衛。後來查明,賀振雄並不是什麼不避斧鋸之誅的英雄豪傑,他想一鳴驚人,憑藉此事以求顯達,楊度隨即派人拉攏,給他在籌安會挂了個名義,月支津貼若干,他就不聲不響了。李誨是湖南省議會議員,是李燮和的兄弟,當時在長沙辦《湖南公報》,他也不是什麼大義滅親的好漢,經其兄李燮和從中斡旋,也就不再有所表示了。

9月19日,梁士詒另組「全國請願聯合會」,在安福胡同掛起了招牌,並於當日聯合「各省代表」向參政院舉行變更國體的第二次總請願。自此以後,「請願聯合會」成了帝制運動的中心,籌安會不免相形見絀,楊度只得於10月15日將籌安會改名為「憲政促進會」,想在袁世凱登基後,在立憲問題上另作文章以求重用。但不久雲南起義爆發,隨後以日本為首的日、俄、英、法、意五國又向袁提出干涉中國帝制的聯合警告,袁氏的帝制夢大勢已去,這個「憲政促進會」也就無疾而終。



来源: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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