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美國的扶植下，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和那個時代很多取得獨立的亞洲國家一樣，儘管它們在建國之初都效法西方，選擇了現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卻都摔了跟頭。在經歷了頻繁的政治動盪和混亂之後，這些國家又重回獨夫統治的道路。韓國的故事也是如此。
當1959年，張勉從李承晚手中接手韓國政權的時候，他已經無力平抑社會動盪，很快在1961年，被朴正熙發動的軍事政變奪了權。雖然兩年後朴正熙迫於美國的壓力，恢復了民選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贏得了大選的勝利，但實際上，一直到1987年盧泰愚發表著名的民主宣言為止，韓國都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實施一種中央集權的威權政治，。
亨廷頓曾將20世紀70年代以來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分為三類:變革(transformation)，即當局自己實現民主；置換(replacement),即反對派推翻當局而實現民主；移轉(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
而韓國向民主政治的轉型，就屬於「移轉」類型的典型。這是一個政府與社會在互動中此消彼長直至勢力大體相當時互為妥協的過程。韓國的這一政治社會轉型，沒有經歷政權的斷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極小的代價實現了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韓國是如何做到的？
「漢江奇蹟」的黃昏
在60—70年代，韓國經濟在朴正熙政權的集權統治下取得了騰飛。60年代前的韓國的是一個十分貧窮落後的國家，人均GNP僅80餘美元，屬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列。但從1962—1976年間，朴正熙政府連續推出三個經濟發展五年計畫，使韓國經濟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9.5%，韓國經濟由此實現了第一次騰飛。韓國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8.9%，這一發展速度被譽為「漢江奇蹟」。
朴正熙政權執行的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策，依靠集權主義的官僚體制通過權力高度集中，摧毀一切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障礙，大力扶持大型企業。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公司,總統就是總經理，政府是企業管理機構，各個企業只是生產車間或銷售機構。
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身亡。同樣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全斗煥，延續了軍人獨裁，但同時也延續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進入80年代的韓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一躍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
這種高度集權、由政府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對韓國的經濟起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顯，成為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首先，集權就免不了腐敗。朴正熙總統本人對此也感嘆:「由於行政機構缺乏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監督，國家公職常常由於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而遭褻瀆。整個機構的制度化了的腐敗現象即由此產生，其結果造成了整個國家的病態。」「自上而下的整個組織的政治腐敗和枉法已漸漸地侵蝕了我們全部生活，甚至連那些正直和誠實的人們一旦獲得了某種公共權利，也會很快墮入腐敗的行列並追逐起他們的私利。」
儘管朴正熙利用個人權威大力反腐，自己也盡量保持清廉，但由於缺乏系統的制度來制約權力，反腐效果微乎其微。全斗煥上臺後，集權統治一時間有所強化，腐敗現象更是愈演愈烈。全斗煥對其親屬各授權柄，太子黨立即大發橫財，很快結成了一個龐大的貪污網路。
除了腐敗，國家主導經濟開發與發展的模式也開始遭遇增長的瓶頸。正如有專家在分析韓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時所說:「利用集權官僚制架構推動現代化，這種方式具有階段性。也就是說，它只適合社會經濟尚十分落後的特殊階段，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社會必然會產生突破這種體制的要求」。
80年代初，為了走出發展的困境，韓國政府開始了「市場主導型經濟」的道路。90年代，韓國「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完全拋棄了國家主導經濟的模式。
民主化運動
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國民民主和權利意識的增強，國民對於威權統治的反感越來越強烈。人們開始激烈地反抗政府壓制公民政治權利的行為，這直接造成了社會動盪，同時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極大地動搖了威權統治的基礎。
在舊有的威權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社會普遍要求用多黨政治、民選總統來取代一黨政治和軍人專政。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為韓國80年代以來社會改革的主旋律。
進入80年代之後，韓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此起彼伏，不斷高漲，並在1987年達到了最高潮。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個月間，韓國各地共爆發2145次示威，參加人數達830多萬。這是全斗煥上臺以來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衝突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政治鬥爭，是民主勢力與權威統治勢力的一次最大衝突，史稱「六月抗爭」。
在這樣的形勢下，韓國當局選擇了順應民主化的歷史潮流。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煥指定為接班人的盧泰愚，發表了歷史性的八點民主化宣言，這八項主張是:實行總統直接選舉；實施公正選舉法；對受監禁的政治犯實行大赦；保證基本人權和法治;保證新聞自由；實施地方自治；確保政黨的基本權利；保障社會穩定；保證公共福利。不久，這些原則被寫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過的《大韓民國憲法》。這是韓國成立以來的第九個憲法文本，惟有這次，憲法代表了民主的勝利。
當年12月，順應歷史潮流的盧泰愚當選總統。1992年盧泰愚主動退出民自黨，將黨內大權交給金泳三，韓國徹底完成了軍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順利過渡。
韓國為什麼能避免革命？
韓國的民主化轉型，只經歷了並不嚴重的社會動盪，沒有經歷政權的斷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極小的代價實現了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韓國是如何做到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團沒有死扛。
在全斗煥上臺初期，他對社會不滿仍然訴諸於武力鎮壓，他的強硬姿態使得全斗煥統治初期的社會民主運動一直處於低迷狀態。
但全斗煥並沒有一直強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韓國舊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快走到另盡頭，民主政治已經是韓國不可逆轉的潮流，沒有民主政治的韓國很難進一步發展。如果繼續對民主浪潮實施高壓政策，將有可能迫使反對派走向極端，最終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間，韓國經濟增長率由5.2%升至11.9%，而通貨膨脹率由28.7%降至3.4%，這也給了全斗煥政府以信心，當局認為自由化的實行並不會危及社會的穩定。
1983年，全斗煥開始主動實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釋放政治犯，解除對絕大多數反對派政治家政治活動的禁止，撤出駐紮於校園的軍隊等。
在政府主動減壓之後，民主化運動迅速火熱起來。1984年底，由42所學校學生社團組成的全國學生代表機構成立。1985年4月，學生運動又進一步成立了更系統的傘狀組織全國學生聯盟。1984年，涵蓋範圍更廣，將工人、學生、農民、記者、宗教團體等各階層反對勢力均包括進去的民眾民主運動聯合會以及全國民主與統一聯合會相繼成立。1985年，這兩個傘狀組織又進一步聯合成一個全國性最高組織———民主統一人民聯盟。這是第一個全國性多階層聯盟。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當局的容忍，這些組織能成立並大規模活動。
第二、反對者也覺得沒必要，也不願意走極端。
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選擇死扛，願意提供改革的空間。那麼反對者也認為沒有必要走極端，這也使得運動中的極端派別不得人心。
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通常是比較極端的派別，但在盧泰愚的民主宣言發布以後，這些極端勢力迅速被民眾所拋棄。當過於熱衷運動的極端派別民眾黨進入1988年和1992年國會議席角逐時，已經很少有人願意投他們的票。即使在工業城市蔚山，工人也不願將選票投給工人候選人。因為人們普遍覺得，在政府顯露出開明的誠意之後，激進的運動已經沒有必要。
1987年之後，民眾運動開始逐漸被市民運動所代替。在市民運動中所建立的主要組織包括:經濟正義市民聯盟、廉政之眼、公正選舉市民運動聯合會、參與民主人民聯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聯盟等等。這些市民運動組織，比之前更注重關注細節的進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市民運動與之前民眾運動的不同。這樣的轉向，表明韓國的社會運動越來越走向建設性，極端勢力已經基本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第三、中產階級的穩定作用。
1980年韓國中產階級約佔總人口的35%，1985年為40—50%。中產階級由於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識都很強，是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韓國日報》曾對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作了一項民意調查，有85.7%的中產階級同意「即使推遲經濟發展，我們也應促進人權」的命題。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殘酷虐待前漢城國立大學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種保安警察折磨學生活動家樸中哲致死曝光之後，中產階級也表現出極大的憤慨。而當全斗煥4月13日作出不明智舉措時,中產階級再也按捺不住,紛紛參與「六月抗爭」。他們的介入打破了威權政府與反對勢力之間的僵持狀態，對結束專制統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產階級也有相當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為他們是經濟發展的受益者，所以他們對秩序有相當的敏感性，一旦社會民主鬥爭極端化，中產階級便會退出民主運動，這是其保守性的表現。
第四、社會組織的有序參與。
沒有組織的人群只能是烏合之眾，這樣的烏合之眾很難與威權政府進行健康的博弈，要麼一事無成，要麼是混亂的暴民革命。而韓國之所以避免了這兩個極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運作良好的民間社會組織。
比如基督教會。朝鮮戰爭後，在歐美政治文化的影響下，韓國基督教會迅速發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產階級。基督教思想彌補了儒家傳統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維護人權、實現社會公正和產業和平、促進民主政治和鼓勵經濟奮鬥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權政府在對付有著國際背景的教會時往往不得不有所顧慮。
另外，基督教會參與政治，有著很好的歷史經驗，思想成熟、組織完備，還有國際支持，教會為韓國的民主化進程貢獻不小。
還有就是各種NGO及企業的力量。各種社會團體的建立使得各個階層的自我意識得到強化，有組織的參與公共事務也避免了混亂與極端，NGO的繁榮、公民社會的成熟，都為韓國穩健的政治社會轉型提供了保障。
20世紀80年代,隨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韓國的大企業已具備自籌資金的能力,對政府的依賴大為減輕。儘管在壓制勞工運動上與政府意見一致,但大企業已不再完全聽命於國家的意願了。
企業的自由化和市場化伴隨這民主訴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決定了他們參與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當然，必須補充的是，韓國成功的民主轉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環境的因素。首先背後的美國的強力存在，其次是對朝鮮的存在的忌憚。無論是當局，還是反對派，都知道不能搞過了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