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民國，戰爭連綿不斷，因戰爭造成的農田基礎設施嚴重殘舊，加上不斷出現的自然災害，把民國搗鼓的支離破碎。軍閥混戰，鬼子掃蕩，土匪盛行，武裝割據，這些都同時在民國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幾何時，我們對民國全盤否定，那時甚至連「民國時期」這個詞都極少見，人們只用「解放前」、「舊社會」來指稱那個時代。常常還附有定語：「黑暗的解放前」、「萬惡的舊社會」……
陳丹青說過，「在立人這一塊，我相信共和國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國還是很羞愧。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我們在民國人面前根本沒有資格說，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是資深奴才。」
民國時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羈言談駭世。傅斯年一生不黨，拒不做官，他認為：教授做官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與傅斯年同時代的還有一位教授叫劉文典。劉文典因跟蔣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當時。他的經典理念是：「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家，他與蔣介石的一段恩怨，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學者的錚錚鐵骨。馬寅初教授有句擲地有聲的話：「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學教師，前有高校畢業生，後有企事業單位人員，都爭先恐後跳進了‘竊門’。堂而皇之扒他人學術成果，為自己牟取功名利祿的偽知識份子大有人在……層出不窮的問題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軟骨病，拋氣節、丟良知，將尊嚴一腳踩至腳底，啐上一口濃痰，向名利把頭低……」無價的學術、高尚的知識份子氣節，在市場化的大潮中賤廉到這等地步。
民國，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2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雖然在當時也有記者遭到軍閥迫害，但是在絕大多數時間裏，他們並沒有遭到所「攻擊」對象的報復。究其原因，首先是當時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標榜，同時追求自由的慾望很強烈，報紙是他們獲取信息的窗口，因此報紙的言論自由還是有很大的市場。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國民政府不知悔改」這些都是民國時期報紙的頭版標題，試問中國有哪個朝代的報紙敢註銷這樣的通欄標題？「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活在清末，那樣，離民國就不遠了。」崔永元調侃高考作文題時如是說。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一班網民紛紛贊同，嚮往回到時下大眾傳媒中的「美好民國」。章詒和也曾說，「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話，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國就好。這個很現實，這個可以做到，因為民國離我們不遠……」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義中，一個二十四歲的浙江青年拍下絕命照留給母親，然後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撫衙門，活捉浙江巡撫曾韞。這個青年，名叫蔣志清——他就是後來的蔣中正，字介石。
當今大陸被拆遷戶怨聲載道，但1928年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馮玉祥就對動遷戶說：「皇帝尚不能強拆，民主國家豈能違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給蓋了房那就好。若沒蓋房，硬叫你搬就不對。這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官國。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僕人，僕人應當為主人做事，應當討主人喜歡……。」乃至蔣介石都不能對民眾隨意拆遷，至今其奉化故居釘子戶還成為大陸人旅遊懷念的風景。
民國最讓外國人刮目相看的軍隊不是大陸教科書裡葉挺的新四軍，而是孫立人的新一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10.9萬人。在新一軍攻佔緬甸重鎮於邦的時候，下屬向孫立人詢問如何處理日軍戰俘，孫將軍的回答是：你去問問那些狗雜種，都誰到過中國，到過中國的就地槍斃，以後都這樣辦。88師師長、後升任72軍軍長的孫元良後來回憶，他們一個師15000人左右，到最後，只剩下不到1/3。「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2/3，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這是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的一段話。
自1937年7月7號抗戰爆發到1938年初，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委會將全國劃為八大戰區，戰區共有國軍117個師（不包括騎兵師和步兵旅），還有武漢衛戍14個師，西安行營12個師，軍委會直屬17個師，後方整訓26個師，後備14個師等部隊，抗戰初期犧牲的血肉之軀就是出自這些部隊。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歌八百壯士》歌頌了抗日戰爭初期一個可歌可泣的英雄集體的壯舉，成為激勵廣大愛國軍民鬥志的響亮號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師524團團副謝晉元，奉令率800官兵堅守上海閘北光復路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在謝晉元指揮下，800官兵孤軍作戰，打退日軍多次進攻，斃傷日軍百餘人。至31日，完成阻擊任務，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戰鬥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讚譽。
1944年9月7日，第79軍軍長王甲本與軍部手槍排正面遭遇大部日軍，43歲的王及部下均戰死。王甲本是抗戰期間直接與日軍肉搏而犧牲的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遺於大陸。其妻於1950年代初被作為反革命家屬槍斃，其子王寶光曾與楊振寧為同窗好友，文革期間亦被摧殘致死。
西安事變後，聞一多怒斥張學良。清華教授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臺，橫眉怒目，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
張學良日記中說，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在臺灣桃園大溪官邸召見了張學良。「……老先生親自出來，相見之下，不覺得淚從眼出，敬禮之後，老先生讓我進入他的小書齋。老先生的眼圈也濕潤了，此情此景，非筆墨所能形容...總統說西安之事，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蔣介石次子，蔣緯國14年未被晉升。一次，他對蔣介石說：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直沒有升遷的，其一是你，(蔣介石是五星上將，為臺灣軍界最高軍銜)，另一個是我。直到蔣介石死後，蔣經國上臺，他又調侃地說：「我很高興，因為我也陞官了我以前是蔣總統的兒子，現在是蔣總統的弟弟。」
國軍將領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中回憶長春圍城戰：軍隊的缺糧情況如此，一般市民的處境就更慘了……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長春街頭經常出現被遺棄的嬰孩。這些不幸的孩子一個個餓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聽到孩子們撕腸裂肚般啼哭的人，無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軍進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車站自覺排隊購買車票準備逃離上海。注意亮點，幾乎沒人插隊。……
敗退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清廉在臺有口皆碑，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為我們曾經擁有的光榮民國無法抹去的記憶！
正如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暉述說，辛亥以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確實給人以兵荒馬亂、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國時期國人苦難的極點。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國歷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內憂外患導致社會抵禦災害的能力下降，民國時期因而也是天災頻仍、因災死亡慘重的時代。但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如果不是與「治世」、而是與歷史上類似的亂世相比，民國時期卻有明顯進步。
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臺灣地區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的新文化可謂風起雲湧，同時傳統國學也是雲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
關於民國的進步，秦暉講兩個過去人們比較忽略的問題。一是人口模式。傳統時代人口的增減是王朝興衰的顯示器，而亂世人口大減則是常規。然而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但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復旦大學人口史研究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中國人口史》六卷，其中後兩卷就集中揭示了這一過去人們未加注意的重大問題。
過去人們都有兩個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飛猛進，連破一、二、三、四億大關，由此產生了關於清代偉大的種種說法。二是從晚清到民國一直都說中國是「四萬萬」人口，這倒也符合人們對歷代亂世人口衰落的認識，沒有大減已經很不錯了。而中國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發展中模式，則是20世紀後半期至厲行計畫生育前的事。但是，由曹樹基、侯楊方分別完成的《中國人口史》後兩卷以翔實具體的考證和統計告訴我們，這兩個印象並不真實。在《中國人口史》第5卷中，曹樹基證明，以往由於嚴重低估人口基數導致的所謂清中葉人口空前高速增長的說法不確。從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0.49%，增速低於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干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835頁)而從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直到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處於傳統治亂週期中兩個「大王朝」之間的「亂世」，然而這個亂世的晚清和民國兩段卻有不小的差別。清末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主的咸同年間大戰亂，固然使人口從4.36億降到了3.65億，辛亥革命前夕卻恢復了增長。根據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戰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過了清朝的康雍干盛世。在1911-1936年間，全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儘管抗戰時期又一次導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達5.4億。侯楊方據此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而這種「亂世」人口增長率高於前朝(清)盛世的情況更是不同尋常，以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就出現了5.8億、連同港澳臺已超過6億的驚人數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顯然，1949年後超過2%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就是民國時期的這種變化的「自然延續，而並不是另一階段的突然變化」。事實上，如果把民國年間慘烈的戰禍與天災與1949年後的「和平紅利」的差別刨除，則1949年前後的人口增長模式差別並不大。因此侯楊方認為，從傳統時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變成現代發展中國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一種「中國人口模式的轉變，發生於20世紀上半期」，即民國時期(侯楊方前引書，610-611頁)，亦即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侯楊方列舉了許多史實，證明民國年間由於經濟社會和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模式發生的這種歷史性變化。
當然，人口的「亂世增長」不僅僅是衛生與社會政策的結果，它也是與中國經濟的進步相聯繫的。秦暉多年前曾寫過幾篇文章，涉及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及縱向橫向比較問題。其中提到：過去我們喜歡以與1949年的比較來統計我國後來的縱向發展成就，並以1949年的中印橫向對比說明那時的中國不如印度，而後來則超過了印度。但是這種比較有嚴重的問題。西方國家就不去說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包括阿爾巴尼亞在內，在統計發展成就時，都是按照國際通常口徑，拿戰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準來作比較的。例如蘇聯的發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戰前經濟高峰的1913年作為參照;統計二戰後成就時，則以蘇聯捲入戰爭前的1940年，而不是與戰爭廢墟上的1945年作對比。阿爾巴尼亞以捲入戰爭前的1939年為比較基期，而不是戰後新政權建立的1945年。只有我們老是以戰後廢墟為基點作比較，導致很大的失真。
事實上，在當時戰亂不斷的情況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戰」「三年內戰」那樣的大規模毀滅性戰爭，民國經濟發展應當說是不慢的。中國經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最高水準，其年增長率不低於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時期。橫向比較，這個增長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數西方列強低。當然由於基數很低(這涉及對清代經濟的認識，下文還會討論)，這個增長率對於「趕超」西方的意義不大。但是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時期完全處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說正是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對印度的工業趕超：儘管中國近代工業起步比英國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國的大多數主要工業產品的總產量乃至人均產量到民國時期的最高水平時，都已經明顯超過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於這一水平。應該說這是很難得的。儘管這個最高水準未能維持，到民國末年又因毀滅性戰爭而崩潰到近乎廢墟的狀態，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國之上，但以此種戰爭廢墟來抹殺整個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後中國工業在和平時期又超過了印度，但實際上只是回到了常態，改革以後中國領先於印度的幅度明顯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後面了。因為印度獨立後其實也一直搞計畫經濟，1990年代才開始轉向市場經濟，比中國晚了十多年，這一點對目前的中印對比有重要影響。至於農業，民國時期一直就比印度強，尤其是糧食，無論總產量、畝產量、人均、勞均產量和勞均折合營養熱能產量，都遠遠高於印度，即便到戰爭廢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關指標也沒有超過中國。如果綜合工農各業，則中印國民經濟的長時段比較就更能說明問題。
近年來國人經常提到「麥迪森資料」，按照他的描述，中國經濟總量自清代、民國以迄「新中國」二百年來一直大於印度，但其比值頗有波動。而這一比值相對最低之時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國，甚至不在戰後廢墟上的1950年(當年中國GDP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飢荒之後的1962年(當年僅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後，這個比值才持續上升。麥迪森資料顯示清代中國的人均產值略少於印度，清末民初則開始追趕，1936年中國已經比印度要高出26.3%。進入大規模戰爭時代後，中國經濟滑坡，但根據麥迪森的計算，即使在百廢待興的1950年，中國人均GDP仍略高於印度，而到1956年，中國在人均GDP方面相對於印度的優勢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國經濟又陷於混亂，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於印度，甚至低於清代的中印比值，是兩百年間中國經濟相對於印度而言最糟的時期。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間的這項比值才達到與超過1936年水平。而進入改革時代後，中印的距離才明顯拉開當然，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提速，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此期內嚴格計畫生育、而印度則保持著高於中國的人口增速有關。
就純粹反映經濟增長速度的GDP指數而言，麥迪森資料顯示清代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印度：以1913年水平為100，印度從1820年的55.8增至這一水平，中國只從66.2增至這一水平。進入民國後，在1913—193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快於印度：中國增長了將近四成，而印度增長還不到兩成。1936—1950年間，中國經濟因戰爭而大滑坡，印度經濟仍保持增長，GDP指數也出現印度高於中國的局面。1952年後，中國GDP指數再度領先於印度，但大躍進的後果與「文化大革命」使這一趨勢再次逆轉，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數又高於中國。1970年代雖然中國又一次恢復領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數之比仍然沒有達到1936年時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國的GDP指數才穩定地超過印度，而且超過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民國年間由於國家統一程度低，經濟統計十分混亂。以鐵路建設為例，民國時期修建的鐵路不少，但在持續的戰亂中或者這邊修路建橋，那邊破路炸橋，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於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車，因此在同一個時間斷面上的通車里程始終上不去。但秦暉根據更詳細的資料統計，1949年前中國曾經修成並通車過的鐵路(汰除重複)是31847公里，遠遠超過同一時間斷面的通車里程，其中絕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經修成於民國時期。
但1949年年末中國實際通車鐵路只有21810公里，上述31847公里鐵路竟有一萬公里毀於戰火或其它人為破壞。此後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國的鐵路通車里程才超過了1949年前我國曾建成鐵路的累計總長度。與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間我國鐵路共增加2.4萬公里，僅略長於民國年間修建的路段，而建設里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僅低於民國相對和平時期，也低於整個民國時代。實際上，改革前我國建設的鐵路有相當部分是重建、復建民國時期曾經建成後又毀於戰火的線路。甚至到1990年代的鐵路建設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國時期已建復毀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鄲—涉縣、嫩江—黑寶山、黃流—八所等。當然，鐵路的質量大有進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區的新建鐵路修建難度之大，民國年間修建的鐵路無法相比。但無論如何，民國時期的鐵路建設的成就是不應因戰爭破壞而湮滅的。……
中華民國是革命得民主；是革清皇帝命，建立民主憲政法統。
現在，有人談臺灣是革命還是改良問題，談的就是蔣退守臺灣後官民間是革命互動還是改良互動問題。此時在臺灣革命改良兩種可能都存在。如果後來者堅持違背憲政實行專制到底，那就必須革命，這是產生臺灣民進黨併進行革命活動的根本社會理由。如果回歸憲政，革命就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蔣介石的繼承者蔣經國確實是回歸憲政，這是民進黨變成改良黨的社會理由。
如果陳水扁的民主黨革命目的是打天下坐天下，打倒中華民國後當終身總統，革命倒是有理由有必要的。但是民進黨的目的同樣是民主憲政共和，中華民國原來就有一個民主憲政共和的憲法。結論是因為中華民國有一部付諸實行的民主憲政共和的憲法，所以革命在臺灣政權轉變中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革命；改良順行。民進黨反國民黨的獨立革命有兩類人：一是民主追求者，一是台獨者。當國民政府「憲法真行」時，民進黨革命者中的民主追求者加入了中華民國的民主遊戲，於是，民進黨頓時失去了大部分的民主追求者；民主黨必須保住這大部分民主追求者才能生存，於是無奈，只好也加入中華民國憲政下的民主遊戲，維繫住這批民主追求者。
基於上面第二的解答，這裡的第三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為中華民國有一部付諸實行的民主憲政共和的憲法，即實行自由民主制度，所以，不需要也沒有理由要再來一個民主革命。大陸正好相反，因為一黨專政的極權憲法和一套極權的政治社會制度，加上一個強大的權財勾結的利益集團，這些法統、制度、權力、利益視民為敵，都在都拚死阻止民主。所以不能用保持原有法統、制度、權力、利益基礎上進行局部改良的方法進入自由民主。所以，連王岐山在內的不少大陸官員和民眾，現在還在談「革命」。似乎大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權需要一場民主革命才能解決。
所以結論是：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卻是中國的黃金時代的萌芽，遺憾的是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