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建威回憶：「前九天九夜，他們沒讓我閉一分鐘眼睛，我困得大腦嗡嗡直叫，雙眼紅腫，雙腳浮腫，脈跳加速，下身糜爛，還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氣，答：不行！我要求去醫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動一下，答：不行！」
出獄後的黎萍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筆錄恐懼症」。「特別是剛出來的時候，誰讓我寫字，我的手就會發抖，也害怕別人叫我簽字」——這是那段特殊經歷所致——「我在‘山上’呆了七天七夜」。黎萍回憶。
「山上，」這個稱謂聽起來美妙，對於黎萍卻是痛苦記憶。「我們之間都是這麼稱呼的，後來見到媒體說是什麼‘打黑基地’，才知道是被關在了哪裡。」
王立軍時代的重慶「打黑」，慣用模式即是「專案組+基地」。一位重慶警察告訴《東方週報》：「找一個農家樂或者賓館，就成為一個審訊基地。重慶打掉多少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有多少個專案組。專案組審訊嫌犯，根本不使用看守所。有時幾個專案組會使用同一個基地，這個案子審完了，下一個案子接著用。」
這些「基地」為警方臨時徵用。「每一個公安分局，都至少有一個這樣的基地。」「前律師」李莊說。重慶市公安局官方網站顯示，重慶共有13個公安分局。另據媒體報導，重慶「打黑」期間共成立審訊基地24個，但這一數字，《東方週報》未能得到官方證實。
李莊告訴《東方週報》記者，關押罪犯的地點，法律有明確的規定，未決犯要在看守所，已決犯在監獄。而重慶打黑，大量在「基地」審訊。「因為有監控，有隔離網，在看守所裡不能打人。公安內部和‘黑社會’的人都懂，看守所是有‘安全感’的地方，‘外訊’則很恐怖。我接觸過一個所謂‘黑警察’，他被提到基地‘外訊'過，後來又要‘外訊’，死死抓住鐵欄杆，不敢撒手。」
「基地」——成為重慶「打黑」時代的重要代名詞之一，其間發生的一切則成為「黑打」的有力註腳。
山上有「基地」
黎萍，43歲，原重慶市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渝強公司」）財務主管兼會計，原渝強公司董事長黎強的妹妹。2009年，她以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薄罪獲刑一年半，2011年1月刑滿釋放，黎強則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經營等八項罪名獲刑20年，至今仍在渝都監獄服刑。
2009年7月14日下午6時許，黎萍被抓。「當時是下班時間，其他人已經陸續走了，我和伍樹芹（黎強妻子，原渝強公司出納——編者）還在，七八個人衝了進來」，黎萍回憶，「他們進來就問：黎強和何永紅（黎萍丈夫，原渝強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編者）的辦公室在什麼地方？我看他們全是便衣，留著平頭，氣勢洶洶的，還以為又出了交通事故了，來‘扯皮’什麼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完全出乎黎萍意料：來人衝進她和伍樹芹的辦公室，把她的雙手反銬起來，戴上黑頭套，一邊一個便衣，扭送到了樓下的車上，說是去協助調查。黎萍比伍樹芹先被帶走，坐在黎萍辦公桌後的伍樹芹目睹了整個過程，「把她給嚇慘了。」
她們當時都不知道，早在此前的當日下午兩三點鐘，黎強已在渝強公司所在地重慶巴南區一個銀行門口被抓。
黎萍先是被帶到南泉派出所，約兩個小時後，一個警察說：「收隊了，全部到目的地」，又被戴上黑頭套，帶上車，「七彎八拐的，也不知目的地在什麼地方」，下了車，她感覺在爬樓梯，後來在一個房間裡一張凳子上坐下，「一直坐了七天七夜」，直到7月22日被送進看守所。
這裡就是「基地」。彼時，一場「打黑」風暴正在山城席捲而起。「2009年6月3日愛丁堡槍案後，陳明亮、岳村、龔剛模、陳坤志等第一批所謂‘黑老大’一被抓，就開始使用‘審訊基地’，家屬不知道他們關在哪裡，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一位重慶警察回憶。
愛丁堡槍擊案是指毒梟李明航駕車回愛丁堡小區的家時，被人持捷克CZ75手槍擊中胸、背部死亡，此被重慶警方稱為「打黑第一案」。
黎萍這樣描述她所處的房間：就像賓館的標準間，約10個平方米大小，白牆，有個獨立衛生間。她帶著腳鐐手銬背窗坐在凳子上，前方有張桌子，警察坐在桌子後面，24小時輪番詢問，不讓睡覺，困得不行要打盹，警察就用筆在木桌上使勁地敲，叫她的名字，厲聲呵斥「在幹嘛」。
在黎萍的記憶裡，看守與訊問她的警察多是20來歲，剛從警校畢業不久，「他們也不許下山，下山必須請假。」由於一個曹姓中年警察名字較為特殊，黎萍「最記得」他，「每天都用筆敲桌子，在一張紙上不停地寫，他偶爾也要出去，等他出去了，我就挪過去看他寫些什麼，他寫的是：‘瓦解他的意志，摧毀他的精神。’」
其實，剛到「山上」沒多久，黎萍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致方位。她聽到一個警察說：「今天晚上如果住不下的話，就到清風峽去住。」黎萍回憶：「我聽了，心想：哇，天哪，繞了這麼大一圈，原來是把我們關到雲篆山上來了。」
雲篆山是巴南區南端的一個風景區，山上經營著數十家農家樂，而清風峽是這當中規模最大的一家，在當地非常知名。黎萍回憶，出事前不久的某年「婦女節」,黎強還帶員工到那裡爬過山，在出事前的那個新年，她們公司員工還到「清風峽」邊上的那家農家樂吃過年飯。後來黎萍知道，這家名為「湖畔松林山莊」的農家樂，正是關押她們的打黑「基地」。
農家樂化身「基地」
12月7日上午，《東方週報》記者與黎強的女兒黎林（化名）一起，前往雲篆山探訪「打黑基地」。
黎林生於1987年。黎強僅此一個孩子。黎家出事的那一年，黎林剛剛從美國一家大學畢業並在美從事有關金融的工作。黎林是在黎強諸人的案子審定以後方才回國，那時父母已經入獄，並已能夠探監。現在她在重慶一家外企上班，黎家億萬財產已盡數充公，「我要擔負起養家的責任。」
從巴南區府所在地魚洞鎮出發，上雲篆山，只幾十分鐘車程，就可到達「湖畔松林山莊」。雲篆山上的農家樂多位於山頂，「湖畔松林山莊」則位於半山腰上，相對僻靜。這是一個獨門獨院，主體建築是一棟四層小樓，仍舊對外經營著。據服務員介紹：「最多可以接待100人左右，每天的費用標準是120元/人。」這一天，它的生意看上去很不錯，一些客人聚攏在一樓前臺接待處，氣氛很熱鬧。
這是黎林第二次上山來了。「我爸爸現在都不知道他當時被關在哪裡，」黎林說。黎強一案被稱作「518」專案，專案組成員主要由巴南區公安分局的警察組成。黎林告訴《東方週報》記者，黎家涉案的7人以及其他「骨幹成員」，都曾被帶到「山上」審訊。黎強被抓之後，一直在「山上」呆了76天，「他性格剛烈，無論你對他怎麼樣，他沒有做的，就是沒有做。他在山上呆了多少天，就坐了多少天的‘老虎凳’。」
對於父親在「山上」的經歷，黎林知道的並不多。「其實，我和爸爸現在的接觸很有限，」她說。有一段時間，監獄允許一個月吃一次「親情餐」，這個時候，他們父女還是可以低聲談一些話，但對於那些經歷，「他不願意說，我也不是很想聽。」
黎林的母親伍樹芹現在已刑滿釋放，作為黎強「團夥」的第十四名被告，她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薄罪獲刑兩年半，她在「山上」的經歷更是成謎。「我曾經問她願不願意把在基地的經歷給我說一說，或者寫下來，她說不願意，‘想起來就頭痛’」，黎雋說。
而「湖畔松林山莊」的老闆葉先生告訴《東方週報》記者，他至今不知道樓上房間裡關過什麼人，他的這家農家樂與「518」專案組的合作過程很簡單，「之前不認識，他們到處看，看了七八個地方，覺得我們這裡比較合適：安靜，有停車場、會議室、圍牆，設施齊全，而且離村民稍微遠一點，周邊沒有住家，互不影響。」
專案組租用這家農家樂的時間並不長，七八個月時間，每月一萬八或是兩萬塊錢，「住宿、吃飯、水電都要自費，後面幾個月他們人就不多了，只有幾個人在這裡。」在前臺負責接待的一位服務員記得，那時每天都有武警坐在一樓的樓梯口值守，「我們不上樓，也沒看到過犯人，警察進進出出，他們是在做秘密工作，也不會讓我們知道。」
非法「基地」成「合法」
自2009年以來，重慶打掉了多少「黑社會性質組織」？據重慶市公安局主辦的內部報刊《警察文化沙龍》2012年1月1日總第30期載：「打黑除惡以來，累計立案偵辦涉黑涉惡犯罪團夥560餘個，抓獲涉案人員7800餘人……」
30歲的沙坪壩區雙碑村人黃飛是上述7800餘人中的一個，2009年12月他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敲詐勒索兩則罪名獲刑三年，現已刑滿釋放。黃飛於2009年9月19日在重慶武隆被抓，戴上黑頭套後，上車拉走，當天晚上被關進一間屋子，「也不知道是哪裡」，直到同月23日夜裡被送進看守所。
抓捕黃飛的是「725」專案組，他涉嫌參加由同村人毛海「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此案由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偵辦。黃飛回憶，在接受審訊的那幾天裡，「不讓吃，不讓喝，也不讓睡」，後來，在一次警察打開房門的時候，他望出去，竟然望見了嘉陵江上的石門大橋，那橋正在他所處房間正前方的下面，黃飛由此判斷自己原來是在平頂山上，「我還判斷出我是在一家農家樂，因為平頂山上有很多農家樂。」
平頂山位於沙坪壩城區，海拔400餘米，是沙坪壩的制高點，上面有一座公園，並有多家農家樂。11月30日，《東方週報》記者在山上找到了這個名為「橋緣生態山莊」的「打黑基地」，目前仍在開張，「主營茶、棋牌、會議、住宿、休閑娛樂等」，是山上規模最大的一個農家樂，站在樓上平臺望出去，嘉陵江上的石門大橋赫然可見。
作為「725」專案的頭號人物，40歲的毛海「在基地老虎凳上坐了20多天，後來才被轉到看守所」。毛海的妻子郭翠說：「毛海在法庭上說，他當時是被抬著進的看守所，手腳全腫了。」而翻看「725」專案案卷材料，《東方週報》記者發現，關於毛海的訊問筆錄，「訊問地點」一欄，有多份填寫的是「沙坪壩公安分局725專案組」、「沙區725專案」或「沙區725專案辦公室」。
同案的李正渝是在2009年9月28日中午在雙碑被抓的，也在平頂山上關了三個白天四個晚上，「手腳銬著，空調一直開著，溫度調到最低，還要加一颱風扇，一直對著腦袋吹。」
2009年12月25日，毛海、李正渝、黃飛等12人在沙坪壩區法院接受審判，李正渝回憶：「他們說我是那年的9月30日被抓的，有兩天時間沒給我算上，我就在庭上問那兩天我被關在了哪裡，第二天，法庭出示了手續，說是關在沙坪壩另外一個臨時看守所，說平頂山上的農家樂是他們合法的看守所。」
官方文件裡的「基地」
這是一份序號為「九龍坡公安文[2009]143號」的官方文件，題為《重慶市公安局九龍坡分局關於成立九龍坡區看守所第一分監區的決定》。全文如下：
市局：
為解決九龍坡區看守所關押爆滿和王天倫涉黑案團夥成員眾多、無法分關分押等問題，確保「8.11」專案偵查辦案順利進行，經分局領導和「8.11」專案指揮部研究，根據渝公發（2009）237號文件決定在九龍坡區武裝部招待所成立九龍坡看守所第一分監區，專門用於偵辦王天倫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案需要，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深入開展。其設置、設施、管理工作等完全遵照國務院《看守所條例》和公安部《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試行）》等有關規定執行。
重慶市公安局九龍坡區分局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
上述文件的簽發人是時為九龍坡公安分局局長的周窮。《東方週報》瞭解到，周窮其人已於2010年「涉嫌嚴重違紀」落馬，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九龍坡區武裝部招待所位於九龍坡區一個叫做毛線溝的地方，12月8日上午，《東方週報》來此尋訪，稍作打聽便得以找到。招待所與武裝部辦公室位於同一棟小樓上，樓高六層，一樓是餐廳，三、四樓為招待所客房，二、五、六樓則為辦公室。儘管小樓正在裝修，招待所仍對外營業，100多元便可開一個房間，但冷冷清清，幾乎不見一個客人。
這裡已了無所謂「九龍坡區看守所第一分監區」的痕跡，一樓招待所吧臺的服務員都是新換的，記者遇見的武裝部工作人員也都自稱「剛來這裡沒多久，不清楚你問的事」，但是，對於被一度關押在這裡的原重慶市合川區公安分局政委馮平的妻子劉荷偉來說，這裡仍是她的傷痛之地。
馮平案被稱為「416」專案。馮平生於1962年，2010年5月被指涉及重慶億萬富翁王天倫弟弟王東明命案而被「雙規」，2011年1月以受賄罪與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
劉荷偉告訴《東方週報》記者，馮平先是在一個叫做十指山招待所的地方「雙規」，之後被送進重慶市第一看守所，進入看守所後，經常被送到九龍坡武裝部招待所接受「外訊」，「在那裡一連幾天幾夜地接受詢問，折磨你，一個事情問得差不多了，把你送回去，過幾天，又有什麼問題要問你，再把你提過來。」
查看馮平一案卷宗，詢問筆錄「地點」一欄，有多份填寫的是「重慶市九龍坡區武裝部招待所」或「重慶市九龍坡區看守所第一分監區。」
基地裡「沒有辦不了的案子」
李莊的當事人龔剛模的遭遇更為慘烈。李莊告訴《東方週報》，在鐵山坪打黑基地，龔剛模曾被「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讓他手捧大便，拿著內褲擦地板。」
鐵山坪是最為知名的打黑基地，具體是指位於江北區鐵山坪森林公園南部的「重慶市江北區民兵訓練基地」，這裡實則是重慶警察的一個訓練場所。12月11日下午，《東方週報》記者來到這裡時，基地已經恢復平靜，原本值守的武警早已不見蹤影，來自重慶江北、渝北和北部新區三個分局的數十名警察正在訓練場上操練。
「‘專案組+基地’，重慶以這種方式打黑，沒有辦不了的案子。」一位警察告訴《東方週報》記者。這不僅僅是對所謂涉黑人員，還包括「自己人」，亦即公安內部的「整肅」。「在王立軍時期，重慶至少有3000名警察受到處分」，一位重慶警察透露。這其中有曾給王立軍當過秘書的忻建威。
作為一名警察，忻建威也曾被戴上黑頭套，扭送到一個叫做「碧湖山莊」的基地，關押長達四個月之久，受盡各種折磨，後被處以撤職處分，他已於2012年6月被正式平反。「打黑基地，那個之慘啊……」提起往事，忻建威仍是心有餘悸。
負責忻建威案件的時「091-327」專案組，「專門搞我們七八個警察。」在「碧湖山莊」基地裡，忻建威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被以「9號」代替。他被架上鐵椅，戴上手銬腳鐐，第一輪，一坐就是九天九夜。審訊人員每次二人，每次兩小時，五六十人輪換「進攻」，不准休息，「如果見你疲倦閉眼了，就用巴掌、拳頭、枕頭把你打醒。」忻建威回憶：「前九天九夜，他們沒讓我閉一分鐘眼睛，我困得大腦嗡嗡直叫，雙眼紅腫，雙腳浮腫，脈跳加速，下身糜爛，還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氣，答：不行！我要求去醫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動一下，答：不行！」第一輪結束，接下的第二輪，是五天五夜；第二輪結束，還有第三輪……放出來時，忻建威已是奄奄一息。
「碧湖山莊」位於重慶城區西北一角，隸屬北部新區大竹林鎮。12月12日中午，《東方週報》記者在這裡看到，所謂「山莊」，實則仍是農家樂，只是院落稍大，有水塘可供客人垂釣，餐廳豪華，其規模可容納數百人同時用餐。這裡也已恢復平靜，儘管有些客房仍在裝修，也已對外開放營業。
「現在的政策掌握不了啊，」一個女服務員感嘆，「我買了本書，是講王立軍的，我看了，曉不得到底哪個是好人哪個又是壞人啊！」
（黎林是化名） 刊於《東方週報》試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