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中的孩童（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受辱」和「飢餓」是莫言文學創作中的核心，在他筆下大飢荒的1960年，有權勢的男人常常以食物為釣餌誘姦女性。而這釣餌，只是一個饅頭。那時，有個實際存在的笑話，一個村幹部把一碗飯和一個少女讓一個社員挑選，只准選一，這個社員毫不猶豫地選一碗飯，寧可不要女人，可見當時的飢餓程度。到了城裡，這種故事一樣很多。《百歲老人回憶錄》作者烈華曾經講述了發生在他家鄉陝西西鄉的一個個真實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村支書搞了一個姓劉的20多歲小媳婦，是因為小媳婦跟婆婆為了分家後的一棵門莊樹的歸屬鬧矛盾，他去給解決，把那一棵可以做房樑的門口香椿樹，判給了小媳婦。小媳婦為了感謝他，留他吃午飯，飯後把丈夫支走，用自己的肉體感謝了他一番。後來他讓第八小隊隊長給小媳婦另外劃撥了一塊自留地。還把那個丈夫派出去修鐵路，以方便他們來往。但是他說，後來有些黃花閨女也樂意讓他睡覺，他就跟姓劉的小媳婦斷了。
別小瞧這個把饅頭瓜子一棵香椿樹等等，有這閑糧零食的多少也有點小權力，不是村長就是書記。誰說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特權？新華社前髙級記者楊繼繩在調查後得出結論：三年困難時的基層食堂已成為幹部多吃多佔的基地，糧食、大餅、肉、魚,老百姓都看不見的，他們都多吃多佔。當時有很多順口溜，叫工人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工人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管理員也是有特權的，甚至於隊長拿著餅引誘婦女、強姦婦女的有很多，給她塊餅，跟她睡覺。這樣的事情很多，因為都餓得不行了。
楊繼繩的調查和相關史料都表明，各級官員是大飢荒「人禍」的始作俑者。在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幹部糧食不能少，幹部，家屬都多吃多佔。基層的幹部當然是為了吃飽，到上層那就更特殊化了。比如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他到外地去考察不吃農民飯，從蘭州飯店每頓開著專車給他送飯。當時蘭州飯店是全省最好的飯店，相當於現在的五星級。李井泉在重慶潘家坪幹部高級娛樂場所每天吃喝玩樂，每天晚上還要聽堂會，讓演員單獨給他唱戲，看電影。其他各省都有這種情況，只要有權力，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嘛。他有絕對權力，可以說一不二，只要有人提出反對，馬上就對他打擊報復，置於死地。
這些是他們個人的行為，但這是制度造成的，是制度造成的個人行為。從延安以來，都有小灶，中灶和大灶。高級幹部小灶，中級幹部中灶，一般的就吃大灶。王實味是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他於1942年「延安整風」時期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幹部等級制度森嚴，是「食分五等，衣分三色」,允許高級幹部配備小灶和炊事員、警衛員和勤務員，中央委員吃小灶，中等幹部吃中灶，戰士吃大鍋飯等。王實味還對中共高層領導每個週末都舉行舞會提出了批評。王實味後來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劃為「托派分子」，並被監禁，於1947年被處決。1950年代期間，中國的官員分為30級。即使在大飢荒最困難的時期，正科長以上的17級幹部每個月可獲額外配給黃豆兩斤、白糖一斤；副廳局以上的13級高幹每個月額外配給豬肉兩斤、雞蛋兩斤、白糖一斤；副省軍部級以上的8級高幹每個月額外配給豬肉四斤，其它緊缺食品也比下一個級別加倍。也就是說，在最困難時期的高級幹部都有特殊的照顧。比如河南省「雞公山會議」，在湖北省交界叫武勝關的那個山，有很多的小別墅。當時雞公山沒有公路，幹部都是農民用擔架一個個抬上去的，四川叫滑竿。是面有飢色的農民抬著肥胖的幹部上了雞公山。他們上午開會，中午睡午覺，下午吃西瓜，開會雞鴨魚肉都有。農民在餓死，「雞公山會議」卻在享受。
這個會是河南省委召開的，是為了捂蓋子。中央說有餓死人，他就說沒有餓死人。就是在這時候，「信陽事件」揭露出來了，餓死100萬人。
信陽大飢荒十分嚴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貫徹省委確定的捂蓋子精神。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的回憶文章中說，這次會議目的是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雖然沒有出席會議，但捂蓋子基本是吳本人的精神：「開始省委主要是以吳芝圃為首的。因為這個問題也涉及到他，他不願意把這個問題揭開，根本都不談餓死人的事。路憲文那個檢討報告還不准向下傳達，不准說餓死人，只能說是浮腫病，只能說是瘟疫。」余德鴻說，凡是敢於揭露問題，說實話的地區幹部當年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扣上「否定三面紅旗」等大帽子。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是造假風行的根源。比如說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報假數字的。因為他們考查下面的幹部都用數字，那麼誰的數字報得高，誰的數字讓上面領導、中央喜歡，誰就會得到上邊的肯定，就會得到表揚。沒有哪個省委書記願意自己的數字比別人低。
毛澤東在1959年採取措施，發了幾個文件，說自留地可以多種，家裡可以養雞養鴨，1959年4月份還寫了一封信給六級幹部，從省委一直傳達到生產隊長這一級的幹部，說指標不要訂的太高，密植不要太密。毛澤東怕各級貪污他的指示，所以一直傳達到生產隊。但李井泉壓著不傳達。李井泉從根本上最瞭解毛澤東思想，他說毛澤東這句話並不代表他的實質思想，他的實質思想還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快，還是要食堂，所以李井泉在押寶。他在「廬山會議」上押寶押對了，大有斬獲，「廬山會議」被提了政治局委員。四川餓死1000萬人之後，李井泉並沒有被追究責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說：「這裡面就是說一個皇帝和體制的關係。毛澤東絕對不是一個好皇帝。但是本來一個壞皇帝如果有監督的話，也可以使得他至少變得好一點。但正是因為這個體制使得他下面那些人不敢說真話，或者有的人有意說假話，把他引導向更大的錯誤。李景泉就是這樣的人。」李井泉捂蓋子，隱瞞飢荒的真相，反倒得到了獎賞。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也造假。吳芝圃放衛星，衛星最早是河南省放出來的止。比如信陽糧食產量報了70多億斤，是地委書記說的，但是專員說是30億斤。後來吳芝圃開會讓批那個專員，開會批判他說是右傾。1959年，信陽地區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50%，只有20多億斤，但是卻虛報為72億斤。結果政府徵購糧比上一年增加18%，達到總產量的50%。許多徵購糧和「餘糧」是各級官員和民兵打、逼、搜出來的，先後有1萬多人被逮捕，死在監獄和拘留所裡的達700人。這樣，農民全年口糧就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個月，飢荒隨之而來。
共產主義是共產黨的理想，考慮一個人對共產黨是不是忠誠就看他信念是不是堅定，考慮一個幹部能不能提拔也是看他的信念是不是堅定。比如湖北省浠水縣的縣委張書記就吹牛不發工資，搞供給制，要包吃、包穿等十幾包。後來包了兩個月就沒錢了。吃飯不要錢、軍事化、男女分居、發槍等，到處搞彩門，說是共產主義新村等。小村拆開並大村，表面上刷牆刷得很漂亮，把農民所有財產都集中起來，把生產隊財產都集中到公社，公社叫全民所有制。像湖北省當陽縣的五風，說是學校沒有筆記本，學生沒有書，就說到書店去拿吧，書店的筆記本就都拿光了，商店的布也搶光了，這樣的情況很多。
毛澤東當時真地相信中國糧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縣委書記告訴他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平均畝產會達到兩千斤，全縣人均糧食年產量會達到3500多斤。實際上當時徐水縣的糧食畝產只有200多斤。毛澤東還頗為得意地問：「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毛澤東建議說：「一天吃五頓也行嘛！」「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糧食產量「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他提議說：「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不僅如此，由於中共領導層當時認為糧食要吃不完了，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決策，就是減少了糧食播種面積。1958年11月23日，被「高產衛星」沖昏了頭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武昌會議上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糧食而論，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在另外一個場合，毛澤東還說：「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足夠吃了。」
這年9月，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說：「這樣再過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閑。」隨後，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決定。1959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比上一年減少了9.1%，其中夏糧播種面積比1958年減少了20%，即減少1億1000萬畝。以1957年中國糧食畝產量計算，這相當於1959年中國減產339億斤糧食，相當於總產量的10%。這無疑給後來發生的大飢荒雪上加霜。
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毛澤東曾經對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有很多的假話，是上面一壓，下面沒有辦法，只好說。」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並正式公布當年糧食產量將比1957年增產60%到90%，達到6000億到7000億斤。年底的時候又估計成8500億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領導層雖然已經知道上一年的糧食產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糧食的實際產量，還認為實際產量有5000億斤。
按照這種估計，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將達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糧食消耗500斤的水平。於是，政府告訴老百姓「放開肚皮吃飯」。到1958年年底，中國農村建立起「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萬個，敞開口吃。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糧食產量遠沒有那麼多，後來核實的1958年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結果農民「寅吃卯糧」，沒過幾個月，家裡的糧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糧食吃光了，只有挨餓一條路。
鄧子恢當時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所以他當時瞭解一些情況。但他也沒有辦法進言。鄧子恢在農業發展問題上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在此之前已經浮現。鄧子恢1955年提出「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不宜過快，要求不能過急」的意見，主張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穩步發展，不能操之過急。這與毛澤東大力發展合作社的政策主張相牴觸，因此受到毛澤東的多次警告和批評，鄧子恢也在高層會議上被迫作出檢討。在大飢荒非常嚴重的1961年，鄧子恢將廣西、安徽和湖南「田間管理包產到戶責任制」等經驗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他並向毛澤東解釋，「包產到戶」不是要解散合作社，更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1962年「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把「責任田」和「包產到戶」這種「單干」行為上升到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並在9月下旬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對鄧子恢的「修正主義綱領」進行了批判，鄧子恢被撤銷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
「三年自然災害」，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是中國人最普遍的說法。但國家氣象局的資料顯示，這三年是常年，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
根據統計，大飢荒年代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是兩億畝農田受災，糧食減產200到300億斤。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糧食減產300到400億斤。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只佔糧食減產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我們讓學生去做過各個省的這種統計，就是歷年的自然災害的情況。現在有十幾個省的資料統計出來，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嚴重的天災的情況。所以‘天災’的說法應該說不太準確。而且在過去國民黨時期，在古代也有過各種各樣的天災，也出現過這種大量飢民的情況，但餓死人這麼普遍，或者說這麼大的數字。所以肯定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災害’的問題。」
官方的說法中，還把那幾年困難情況的一部分原因歸咎於「蘇修」撕毀合同，蘇聯逼債。撕毀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毀了科技合同，跟農業無關。1960年7月份大飢荒已經造就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合同跟大飢荒的產生肯定沒有關係，而撕毀科技合同、原子彈、武器等，跟農業合同沒關係，災荒已經發生了一年半，所以蘇聯撕毀合同這點是不成立的。
所謂蘇聯逼債，大陸前些年是欠了些債，這些債是斯大林讓大陸打朝鮮戰爭。所謂逼債，蘇聯的意思是你要還債，但有期限的，毛澤東說要爭口氣，要提前還債。原來就定好的1965年、1966年還清。也就是說所謂「逼」字，也不存在。
根據史料記載，蘇聯當年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據中國總理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借了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1961年2月27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中國還對此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說，蘇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請蘇聯欠帳。周恩來說，中國尚欠蘇聯80億盧布，要10年才能還清。毛澤東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而與此同時，大批的中國人正在死於飢餓。
毛澤東說我們要爭口氣，要提前還債。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最困難的時候，在農民餓死的情況下，毛澤東要加速還債。
而且加速還債的數字比官方同時外援的數字要少，還不到一半。除了出口食品以外，執政者還慷慨地支援兄弟友好國家和兄弟黨，在大飢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這年也激增，常常援助一些生活水平比我們高的國家，像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這些國家。
在大飢荒年代，中國一直沒有停止對外援助。根據中國副總理李先念《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國從1958年到1962年一共對外援助23億6200萬元，主要對象是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據中國新聞網2008年12月31日報導，在飢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除了向非洲的幾內亞運送1萬噸大米以外，還有1萬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當時除了援外以外，還出口大量的食品，糧食出口那一年也是很多，還出口農民連看都看不見的雞蛋等很多高級食品都出口了。在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還大量出口食品。跟1957年相比，59年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而59年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糧食出口增加了209萬噸，多了一倍以上。這一年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記錄，達到415.75萬噸，這是貿易糧，如果折成原糧要更多些。以上述全國庫存糧食來計算，出口的糧食如果拿出一半來給全國各地分，人也不會餓死。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1959-60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為164公斤，1957年是204公斤。按57年的標注計算，500萬噸糧食足夠2450萬人吃一年。大飢荒最嚴重的1960年還繼續出口糧食272萬噸，而1959年沒有進口糧食，而且從加拿大進口糧食的一批船隊準備運往中國，後來劉少奇一封電報給送到阿爾巴尼亞去了。
當時中國高層知道出現飢荒，劉少奇都回老家調查過了，但還是一個電話把這些糧食都運走了。中國對外出口糧食的目的，是出口糧食換外匯，買機器，買武器。除了出口糧食以外，還出口很多東西，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鮮雞蛋、活豬、凍豬肉、活家禽、凍家禽、凍兔肉、水產品、蘋果、柑橘、豬肉罐頭、水果罐頭、蔬菜罐頭、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紅棗、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
當時，大陸給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都援助了。朝鮮當然也援助了，還包括一些民族國家，像巴基斯坦的葉海亞·汗就一下子給了4個億，因為國際共產主義，要輸出革命。國際共產主義輸出革命比本國人的生命更重要。
欺騙、被騙、鼓勵騙，這是中國大飢荒年代的典型環境。
19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各地餓死人情況調查，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19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後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只是為了活命而到深山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