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後，在西方學者的批評中，最批到點子上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他對「德國之聲」說，莫言的作品沒有思想，形式老舊，語言也差，他的東西「能把人煩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顧彬也批評過另一個諾獎得主高行健，認為高的作品「很糟糕」。顧彬是第一個把高的作品譯成德文的，對其作品相當熟悉。
幾年前，顧彬還尖銳批評過一些中國的當紅作家，指出那些所謂「美女作家」衛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學，而是「垃圾」，「她們把‘身體寫作’混同為文學。」
對於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姜戎（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的丈夫）所寫的《狼圖騰》，顧彬批評說，對德國人來說，這種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揚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
對於莫言，顧彬當年就毫不客氣：「莫言的《生死疲勞》(46萬字）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出800頁」，中國作家「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顧彬的結論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顧彬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質量做了這樣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後，中國再也沒有偉大作家，當代中國文學多是「垃圾」。
他的說法遭到中國官方作家和評論家的抨擊後，顧彬把其調整為：49年之前的中國文學是五糧液，現在是二鍋頭。
那麼顧彬是不是有資格批評那麼多中國作家、並對中國當代文學做出總體的評價？從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來看，他可能是西方漢學界中最有資格的一位。
首先，顧彬跟馬悅然不同。馬悅然的專業是中國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國古籍《公羊傳》《左傳》等，是古文字專家。眾所周知，古文和文學評論是兩個領域。所以中國古漢語專家王力等不會被邀請去做「茅盾文學家」的評委（更不會是唯一評委）。而顧彬主攻中國文學，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系主任，主編和翻譯過《魯迅選集》和二十餘位中國詩人的作品， 還出版過中國散文史、詩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被譽為「德國漢學界有史以來最全面、最詳實的一套中國文學史」，對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從古至今的發展進行了全面評述。他研究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
顧彬非常推崇魯迅，認為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對中國目前當紅作家像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的作品沒有思想性，語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說，「其他人有權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這次對莫言獲獎，顧彬在接受採訪時說，莫言是中國作家中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一位，現在獲獎了，他的觀點也不會改變。他認為莫言的東西是靠寫感官刺激（sensational）譁眾取寵，「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開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顧彬說：莫言的小說不是集中塑造一個人物，而是寫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複地寫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東西「煩死我了」，瑣碎得難以讀下去。這跟人們讀高行健的《靈山》一樣，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評論說，高行健的作品應該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訓練器。現在又多了個莫言，一左一右，測試耐力、毅力，不被煩死不罷休的心力。
對於為什麼是莫言獲獎，顧彬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譯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譯，甚至不是逐段翻譯，而是整體rewrite，等於是編譯。中國老一輩翻譯家楊憲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說，「葛浩文的譯筆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這種譯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來的中文。顧彬說，這也是不少中文小說是從英文版譯成德文的。估計其它語言版本也多譯自英文。
廣東《南方週末》幾年前採訪葛浩文的文中說，「葛浩文與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於根本不用‘合作’。」因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麼譯，莫言對葛浩文多次說：「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葛浩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其實，他（莫言）的小說裡多有重複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
這裡葛浩文無意泄漏一個天機：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個不懂寫作的人寫的東西。
這種情形跟當年馬悅然翻譯高行健的書一樣。高行健也是這種態度，你隨便譯，怎麼刪改、增加都可以。這是典型的偽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給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隨便怎麼改我的意思都沒關係。
任何一個真正拿自己當回事兒的嚴肅作家都絕不可能這麼做。昆德拉經常被翻譯者亂譯他的東西氣得昏天黑地，最後自己去用法語寫了。納博科夫更是對他的早期俄語作品的英譯親自校對，回答記者提問必須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當然，這個前提是他們自己必須懂被翻譯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沒用，更何況不在乎。高行健會法語，他那幾本書的法文版是怎麼被「美化」的，他自己心裏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靈山》那麼偽的話。
在網上查到一篇國內的碩士論文：「論譯者文化身份對葛浩文翻譯的影響」，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這種翻譯策略和方法：「為了向目標語讀者全面傳達源語作者的意圖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刪減、增加、修改和歸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學。」
顧彬認為，在中國，比莫言寫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們得不到葛浩文的這種美化翻譯，甚至找不到英文譯者，自然就很難有莫言這種（得獎）機會。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紐約客》雜誌上寫道：「在美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該文是批評葛浩文翻譯得不好，他以為中國名作家們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譯好多了！許多西方評論家、讀者對高行健作品的評論完全類似：翻譯翻得爛透了。他們同樣以為能得諾貝爾獎的原文一定比英譯好多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為了寫評論，用了一生看書經驗中都沒有過的忍耐度，看了《靈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個爛翻譯實在爛，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虧99.9%的老外們蒙在鼓裡，否則中國作家得一個獎，一個裸體中國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國文學的臉都丟盡了。
除了文學以外，莫言得獎後，很多批評是針對莫言擔任中國官方作協副主席、在法蘭克福書展跟文化官員集體退場（因同臺有異議作家）、抄寫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有人為莫言辯護，說其小說也針砭時弊，並特別舉例說，莫言獲「茅盾文學獎」的《蛙》就是批評計畫生育政策的。但顧彬的批評非常精闢：「莫言的作品批評了制度帶來的一些問題，但是他不批評制度本身。」
顧彬看得很準確，莫言批評計畫生育，但他絕口不提背後的「共產制度」問題。沒有共產黨專制，哪會有強制一胎化？哪會有那麼多由此造成的人間悲劇？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擊制度本身，就不會惹麻煩，也不會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評一些社會黑暗面，還會贏得大眾歡呼。這其實是許多所謂批評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國文化人裡太不缺此類的精明！那個靠欺騙和別人代筆而一度大紅大紫（也騙到了國際上的）韓寒就是這類「作家」的典型。談到制度嗎，還得靠共產黨領導。
以「罵社會不公」著稱的韓寒，都以「韓三篇」來維護制度，作為官方作協副主席的莫言，抄寫毛澤東扼殺寫作自由的講話，而且不後悔，就完全不足為怪了。
所以顧彬在回答「這次莫言獲獎對中國作家是什麼樣的影響」時，斬釘截鐵地說：「只能是負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