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蟲災防治，人們肯定會想到噴灑農藥，其實從生物學的角度，作為生物鏈中的一環，人類完全可以不藉助農藥，單憑「血盆大口」就能客串一把啄木鳥。
1980年，西班牙發生大蟹災，稻區26000公頃稻田被嚴重破壞，水稻大面積減產。看到這則消息很多人笑了，認為西班牙人怎麼都這樣呀！在咱們中國，這蟹可是美味，他們沒看見每到菊黃蟹肥時節，一批批前往江浙吃蟹的上海人把交通擁堵得不成樣子嘛，哪還有蟹災一說。其實翻翻老黃曆，我們的祖先曾經也面臨過跟西班牙人同樣的窘境。
《禮記·月令》上說，孟秋時節，陽氣弱，陰氣盛，此時「介蟲」就會出來毀壞水稻。「介蟲」據東漢鄭玄的註釋其實就是螃蟹。《禮記》是記載歲時大事的文獻，作者在書中正兒八經地提到介蟲一事，可見這事發生的概率不會太低。據文獻記載，在早期中國，爆發最大規模的一次蟹災是在春秋，地點是吳國。《國語》曾記載了一次越王勾踐與宰相范蠡的對話，其中提到，今吳國稻蟹不遺種。也就是說，吳國當時正發生非常嚴重的蟹災，整個吳國糧食作物因之減產，甚至到了連明年春播的種子都留不足的地步。不過令人感到蹊蹺的是，在春秋之後的幾千年類似的蟹災卻再無什麼人什麼文獻提及，按照中國人凡事必書的史學傳統，書上沒了文字，那蟹災也就是消失無疑了。於是問題又來了，這蟹災當年鬧得如此風風火火，怎麼突然就消失了？是用了高科技的手段？還是地球發生了類似於恐龍時代的地質變動？其實都不是，答案很簡單，就是人一口一口把它吃沒的。
鬧蟹災的那些年，人們也不是沒有吃蟹的習慣，我國早期文獻《周禮》和《汲塚周書》中就有有關吃蟹的記載。
《周禮·天官·庖人》說：「皰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鮮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後、世子之膳羞。」話中的「薦羞之物」根據上文提到過的鄭玄的解釋其實就是全國各地的土特產，譬如兩湖地區的魚，青州等地的蟹。《汲塚周書》則說，周成王時，海陽有蟹入貢。考青州、海陽在今渤海灣一帶，那麼照此推來，此蟹必是海蟹無疑。當年沿渤海灣各地趕趟兒地一撥撥地往朝歌送這勞什子，估摸著是當時令海鮮進貢的，這跟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在吳越湖區引發蟹災的那類蟹是兩碼事。也就是說，早期中國人吃的多半是海蟹，吃河、湖等淡水蟹還是稍後的事。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時期，伴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跟現代有關的很多生活習慣逐漸形成，吃蟹就是其中一種。南北朝的著名文人畢卓曾如此描述他的人生理想：「得酒滿載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世說新語》）大意就是人生只要有酒有蟹，夫復何求呢？可見淡水蟹在當時已經走上餐桌並成為美味。按照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說法，商品化的東西，有需求就必然會有供應。過去不興辦什麼大規模養殖場，這市場上作為商品銷售的蟹基本上都是農人從自家田裡抓來的。
唐朝詩人唐彥謙有首名為《蟹》的詩就把當時的抓蟹、賣蟹、食蟹的場景描摹得惟妙惟肖：「湖田十月清霜墮，晚稻初香蟹如虎。扳罾拖網取賽多，篾簍挑將水邊貨。縱橫連爪一尺長，秀凝鐵色含湖光。蟛蜞石蟹已曾食，使我一見驚非常。買之最厭黃髯老，償價十錢尚嫌少。漫誇豐味過蝤蛑，尖臍猶勝團臍好。」詩的頭二句寫金秋十月，稻熟香飄，蟹多猛如虎；次二句寫為了不讓蟹毀壞莊稼，農人們想盡辦法用各種各樣的漁網去抓蟹；剩下幾句生活味甚濃，寫的是賣蟹人和買蟹人在市集上的討價還價的樣子。可見唐時食蟹已成風尚。大詩人李白十分愛吃蟹，他曾寫詩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另一詩人韓駒也寫道：「故人書札訪林泉，郭索相隨到酒邊。來擘團臍先一笑，二螯能覆兩觥船。」
不單唐人愛吃蟹，唐以後各個朝代都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以會吃而著稱的蘇東坡在一首詩中如此描述他當年以詩換蟹的往事：「堪笑吳中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指蟹）。」拿一首頂尖的詩換兩隻尖尖的蟹，也不知蘇大才子這筆買賣做得值不值。到了明清，食蟹之事經過傳承發揚，較之以前又有了進步。晚明的李贄一生顛簸，但對吃蟹卻頗有研究，他說：「蟹之鮮而肥，甘而膩，白似玉而黃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至極，更無一物可以上之。」類似的感慨清初的著名戲劇家李漁也發出過：「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錯而較之，當居第一，不獨冠乎水族，甲於介蟲而已也。」近現代崇尚思想解放，說起話來就更直白了。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女士寫過一首詩，其中有二句是：「不是陽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蘇州？」聽聽，有了這樣的感慨，有了這樣的覺悟，這蟹災如果還不灰飛煙滅，那也真得太小瞧人，太對人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