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隊在文革初期開批判大會，標語中的中國赫魯曉夫指劉少奇，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批鬥（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2004年85歲的司馬璐老人出版中國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這部長達近600頁的著作是司馬老人畢其一生心血，奉獻給世人的一步獨特歷史巨獻，善和惡是人性的兩面，雖不如硬幣的正反兩面那樣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惡應該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
然而沒有一個時代能像共產黨時代那樣，把人性之惡張揚的那般登峰造極，那般淋漓盡致。共產黨的許多理論起了這個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論，特殊材料論，司馬璐書中披露，在中共內部劉少奇是這些理論最起勁的鼓吹者，劉原引斯達林共產黨黨員是特殊材料之說，大肆發揮道，一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以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嚐嚐臭氣。
問題在於誰是黨？誰是我們？這本身是一個懸乎的表述，口稱我們，始於蘇共頭目的史達林，當時在蘇共高層居劣勢，在黨內居少數地位的史達林精於權術，扛起我們一詞，口稱代表黨，先後擊倒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迦米涅夫、布哈林等黨內對手，實現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現代集權。史達林的發明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厚黑集團那裡，成了活學活用的法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慣用「我們」的中共頭目，操持這一話語工具愚弄黨內外。
司馬璐記載，在一次會上毛澤東要王明表態，王明說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我願意做黨的工具，劉少奇卻譏諷的說，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是掩護，是有毒的，王又無可奈何的說道，我願意做一頭驢慢慢走，跟著毛主席走可以嗎？劉卻不依不饒，他說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條件的。又可聯想到蘇聯大清洗的那段歷史，史達林以莫須有的罪名將無數政敵送進監獄，並企圖從肉體上予以徹底消滅，一些政敵不承認自己的罪名，史達林及其幫凶們便欺騙他們說，他們需要為黨的利益而犧牲，製造敵人，也是黨的需要。
讓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時代，還有敵人，尤其有那些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敵人，人人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會主義的果實。那些甘願充當黨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的相信了黨的要求，紛紛違心的承認了那些強加於他們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扮演敵人，一些人在認罪的時候甚至還出於熱血沸騰的狀態，連黨的創始人之一元老季諾維也夫也違心的認了罪，不同的是被處決時，諾維也夫向黨提出了幾點卑微的要求，對此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上冷冷的說，你們看看，你們看看，這個季諾維也夫他居然敢對黨提條件。
文革開始，劉少奇遭遇毛澤東親自炮轟和打倒，滿腹委屈的劉找到毛說，我只有一個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一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自己都忘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無權對黨提條件，當需要樹一個中共的赫魯曉夫，需要他這個反面典型，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想做一個普通人已經是痴心妄想。歷史對劉少奇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他最後慘死在河南開封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時，不知他是否想明白了，正是他自己親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論、工具論，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對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過都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罷了。
應驗了中國那些絕妙的成語，自作自受、作繭自縛、請君入瓮等等，而且把毛澤東捧上神壇，劉少奇正是始作俑者，從延安整風到七大，劉帶頭給毛加上至高無上的冠冕，劉甚至把毛捧為中國革命的皇帝，其實類似的幫凶和下場又豈止劉少奇，凡舉彭德懷、賀龍、陶鑄、林彪等，又有哪一個不是如此呢？毛髮動文革之初，劉公開表示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劉並非不知道毛的意圖，就是衝著他而來，論面厚心黑，劉少奇也算高手，曾策應毛之詭計，惡鬥王明、周恩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等。
毛劉聯手，配合默契，無往不利，但厚黑深處終不及毛，輪到毛劉攤牌時，仍為毛所算，重炮落網，竟被毛置於死地，毛澤東先給劉少奇定下罪名，叛徒、內奸、公賊，然後才讓江青等人去籌集證據，使之符合罪名，江青等人籌集到抗戰期間劉少奇主持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二十多名中共高幹，包括薄一波、楊秉承等，因在國統區從事特務工作，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劉少奇指示這些被捕中共高幹，讓他們出賣一些在他們周圍追隨中共的進步青年，和反對國民政府的左翼知識份子，以換取釋放。
薄一波等人照辦，而被他們出賣的進步青年和知識份子則盡遭槍斃，其中有的也是中共特務，只是級別較低，成了換取薄一波等人獲得自由的祭品。翻出這段歷史舊案，劉少奇被貼上叛徒、內奸、公賊的標籤，遭批倒批臭，薄一波等人則被打成61人叛徒集團，投入大牢。對比劉少奇，司馬璐是幸運的，試想如果司馬先生沒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麼他可能在延安整風中，落得個王實味一般的下場，或者在反右運動中，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難逃一劫，又如何逃得過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難逃。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們整日沉陷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他們都是身心被毀的殘疾人，無法回到生活，無法做一個正常人，可悲的是，由於他們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國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學習，罵大街似的報刊社論，批鬥會，自相殘殺，末日般的瘋狂。中國著名作家沈重文在他的作品蕭蕭前言中，有此一段，我只建造一座小廟，在這座小廟裡，我供奉的是人性，在眾多文人墨客中，沈重文的作品得以流傳就在於他對於人性的執著，共產黨無視人性，以黨性代替人性，司馬璐曾誤投中共，失身虎穴龍潭，但即時醒悟，斷然抽身，回覆生活，回返自然，回歸人性，揚棄妖魔，供奉人性。
司馬先生的一生何其大幸，司馬先生寫歷史，也處處寫人性，他寫中共歷史，以人物為中心，有蜿蜒的歷史，也有動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動，更珍貴，更有價值，他甚至寫到情慾與政治鬥爭，披露中共領袖人物因爭奪女人，而演變的權力鬥爭。他寫了許多人物，都有獨到之處，而且傳神，除了劉少奇，還有諸如周恩來是個道家，也是演員，戚秋白是一個書生，書生搞政治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反觀中共史書或教科書，沒有人性只有黨性，而且竭盡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之厚黑能事，左派被說成是右派，愛國被指為叛國，人禍被混淆成天災，奴役被顛倒為解放，跪下去了被說成是站起來了，破壞中國文化被解釋成代表中國文化，製造兩岸分裂，被打扮成維護兩岸統一，末世被粉飾為盛世，屠夫被塗抹成偉人，中共以謊言書寫歷史，以致於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
文革後，中共竟需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對照之下，類似司馬先生這樣的回憶錄就彌補珍貴，面對那段被人任意編寫和竄改的歷史，司馬先生的回憶錄成為不可或缺的補充和糾正，他以其親身經歷記錄和見證了那一段凶險離奇的歷史，既有參與者的投入，也又旁觀者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