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的檢查結果也出來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報告顯示他沒有生育能力。毛與他前後三位妻子生了好幾個小孩。看樣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後停止的，我一直無法找出病因。
我告訴他，前列腺沒有問題，不過沒有生育能力了。他說：「那麼我成了太監了?」我說：「不是。」我這才發現毛完全沒有基本的生殖常識。他也是現在才知道他的右側睪是隱睪。我又解釋說：「生育能力全看精蟲是不是正常，性慾和性能力與精蟲沒有關係。」
後來我才發現其實毛擔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無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躍期是在十二歲到六十歲之間。他講他年輕時，在韶山曾和一個十二歲女孩子有性關係。他一直對此事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一九五五年這時毛六十二歲，深恐從此喪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時毛開始有陽萎現象。毛堅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關聯。在我剛去他那裡工作時，他正由別的醫生建議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這種治療，但驟然無法使他中止。隨著他自己的年齡越老，他將上面說的年限不斷擴大，最後成了「男女年齡在十一歲到八十歲之間」。這無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經驗做出的結論。
我只好等所謂一個療程完結後，同他說明這類稱之為「補腎壯陽」的藥，對身體有害無利。他說：「你們醫生有的說這樣，有的說那樣；這個贊成，那個反對。看來醫生的話，只能聽七分。」但他也並未再堅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他相信一些長壽的藥，也想尋求這類藥。例如，那時宣傳很多的羅馬尼亞醫生勒普辛斯卡婭的長壽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稱為H3的。他很相信，要來了一些相關資料，詳細看過，按法注射了將近三個月，他自覺沒有什麼效果而停止。
以後他還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壯陽藥。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醫生商量後決定用暗示治療，膠囊內裝上葡萄糖，取了一個名字，給他服用。
後來我發現毛在權力鬥爭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下，陽萎現象最為嚴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勢如中天，陽萎突然完全治癒。毛和江青那時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輕女孩完全沒有問題--同床的女人數目增加而平均年齡驟減。
即使毛不斷求長生不死藥，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輕時寫的一首詩。詩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賓說他準備去見上帝--或是馬克思--完全只是一種伎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狀況達到最高峰。毛在被攻擊時常久臥不起，但他也把生病當成一種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狀況常是中國政治局勢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蘇關係陷入低潮，毛在蘇聯駐中國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戲。他想籍此觀察蘇聯對毛之死會有的反應。先前他在我及數位衛士的眾目睽睽之下，在身上蓋了一塊毛巾被，假裝痛苦萬分，表情呆滯，語不成調。「我演得好不好?」他問我們。然後毛把蘇聯駐中國大使叫到床前，演將了起來。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舊識斯諾說他快死了。毛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國對此事的反應，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國改變其中國政策。同年，他也告訴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同一句話，考驗歐洲的反應。
毛常指控他人挑撥離間和陰謀詭計。但說起搞陰謀，誰都搞不過毛。
我剛給毛做專任保健醫生時，毛的醫療問題都不嚴重--感冒、偶發性肺炎、皮膚搔痒、雞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嚴重，因此他的衛士兩、三天就給他灌腸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討論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廁，便成了件大喜事。
毛的精力充沛，異於常人。他計算時間的方法，與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間白天，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的身體拒絕依照二十四小時的變換來運轉，他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夜間進行。
大體上，每次入睡的時間，總比頭次入睡時晚三、四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又常常睡四、五個小時，或五、六個小時，就醒了。醒著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時連續二十四小時，甚至三十六個小時不睡，隨即連睡上十或十二個小時，環境嘈雜也不受影響。毛在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講到失眠。這位英國元帥說，在第二次大戰時，戰況如何激烈，他也定時入眠。毛說，你真是好福氣。
每當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時，像他一次同我說的，引了《西廂記》張生的一句話，真是「搗枕捶床」，無法成眠。於是無論晝夜，他總是做些體力活動，如游泳、跳舞、以求體力疲勞。在我做他的保健醫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藥。傅連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給他開的是佛羅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後，改用溫熱葡萄糖水送服藥效極強的安米妥鈉(sodiumamytal)零點一克的膠囊一粒。毛按這個方法，往往睡不著，於是加服一粒或兩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時，用到了零點四克了。而正是這個時候，大家最為緊張不放心的了，因為他處於高度興奮狀態，走路搖搖晃晃，可是又最不願意別人攙扶。
我到職前，傅看到藥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癮，所以暗中將膠囊減量，只裝零點零五克或零點七五克，告訴毛仍是每個零點一克，但毛服用劑量還是越來越大。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鈉後，感覺十分不妥，我從來不給病人服用這種藥效強烈的安眠藥，也怕毛會上癮。我勸他不要吃藥，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覺了。」他不肯聽，還是繼續服用。
他有一次開玩笑問我：「你說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麼提這樣的問題。我說：「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說：「對我來說，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為睡的少。」
我同傅連璋談過一次，要改變以上方法。安米妥鈉是一種起作用慢，但作用時間長的安眠藥，用來引導入睡比較差。我建議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續時間短的速可眠鈉(SodiumSeconal)。晚飯前二十分鐘服用零點一克的速可眠鈉兩粒，來迅速引導入睡。飯後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鈉，以延長睡眠，而且要將膠囊內藥量不同，告訴他本人。給毛服藥的是他身邊那些沒有醫學常識，農民出生的年輕衛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責任，我必須確定衛士們不會給毛服用過量才行。
傅同意這方法，我然後將這方法同毛談了，而且說：「用這種方法，睡眠會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說：「說嘴郎中沒好藥，試試看吧。」事實上用這個方法以後，確實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時間長些了。後來有的膠囊只裝葡萄糖，與不同劑量的安眠藥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幾次笑笑的同我說：「你這個偷工減料的藥葫蘆裡，賣的藥倒還管事。」
但有時毛的失眠嚴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鐘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病名在美國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國卻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為所苦。一般來說，神經衰弱是由心理抑鬱所導致，但中國人一般認為自己有心理壓力等於喪失顏面，因此症狀多轉為生理疾病。神經衰弱最普通的症狀是失眠，其他症狀則包括頭痛、酸痛、頭暈、恐懼感、高血壓、陽萎等。
後來，我逐漸把神經衰弱視為在共產黨內無路可走的政治體系下，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疾病。我第一次處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我大哥在「三反」運動中遭到批鬥，發展出嚴重的神經衰弱，主要症狀為高血壓。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展開後，許多無辜的人被打成右派，神經衰弱的病例大為激增。在國民黨政府主政時，我未見過比例如此高的情況：那時不管政治局勢變得多糟，總有法子可以逃離那個政權，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卻是無處可逃。
我從來不以「神經衰弱」一詞，來界定毛的焦慮抑鬱。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毛會覺得我是在輕視他，我也會被撤職。他也從來不用這個詞。毛久臥不起，憂鬱終日時，他只簡單說他心情不好，要我對症下藥。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有一次他接見非洲的代表團，許多團員圍著他，興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勢，我察覺毛開始搖晃，連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見客人時，一定有人在旁扶持。當然，在他情緒高漲，精神振奮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