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究竟是什麼，讓溫州的中小企業主，河北的千萬富豪，甚至是蠢蠢欲動的中產階級，都在不遺餘力地更換自己的護照？
陳帆不是我想像中的千萬富豪。他40歲，個子不高，纖瘦，普通的黑色風衣，窩在沙發裡，像是個跑業務的推銷員。他在河北農村長大，在附近的小城讀書。多年來，他很少想過自己會離開那個小城，更別說出國。
中專畢業後，陳帆曾在國營藥廠工作一年。起初他跟著一個老闆做副手，承包了當地最大的藥房。到了1999年，他自己當了老闆，也承包了一個藥房。生意出奇地好做，藥品的毛利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六十。陳帆很快就賺了兩三百萬。幾年後，陳帆把公司交給老婆管理。在河北，他呆著越來越覺得悶，於是他開始跑到北京散心。
2003年，他到北京的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呆了幾個月，認識了一些朋友。朋友都覺得北京房價會漲。順理成章似的，他也在北京買了兩套房。一套在市中心的宣武門，另一套是市郊的別墅。他買的時候都是每平米幾千元—就像大家都知道的，現在來看，光是北京這兩套房，已讓陳帆變成了一個千萬富翁。
在北京，陳帆的夢想是有個北京戶口。他的兒子還在河北，小學四年級，班上只能排三十幾名。那些有門路的人早都把孩子送到了石家莊、衡水一中，或者北京的貴族學校。陳帆想讓兒子成為北京人，聽說那樣比較容易考上大學。但他的朋友們都說：「北京戶口太難，不如辦投資移民，搞個洋戶口。」
通過朋友的朋友，陳帆和一家移民中介的老闆吃了頓飯。那是他第一次對移民有了認識。隨後他頻繁地聯繫了幾家移民中介。在考慮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之後，他覺得加拿大是個不錯的選擇。條件只有三條：「擁有大約80萬加幣資產；願意貸款約40萬加幣給移民基金（5年後返還），或者一次性支付12萬加幣（不返還）；有三年商業管理經驗。」這幾條陳帆都沒問題。
他仔細算了一筆賬。如果移民，他一共要支付大約80多萬人民幣。但在加拿大，兒子從小學一直到高中，教育全部免費，甚至還會發一筆教育基金。他們夫婦倆如果在加拿大有工作，退休以後還有退休金（如果沒工作，65歲以後也會領取政府發放的養老金）。他們全家還能享受全民免費醫療。這是一筆簡單的生意賬。沒什麼好猶豫的，陳帆決定全家移民。
近一百年來，中國的各個地方，各個階層都有人在慢慢離開中國。但是，移民問題從來不像今天這樣惹人注目。
最早離家前往海外的人，是那些沿海貧困地區的農民。到了民國時代，有錢人和知識份子，也成為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時代似乎並沒給他們太多的選擇。而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的這段時間，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移民沉默期。
新中國的第一輪移民潮開始於八十年代。人們剛走出封閉的時代，渴望去外面的世界。無論是留學，還是依靠海外關係，或者各種外事機會，中國人總是想方設法，利用各種機會出國。這種潮流在九十年代初達到頂峰。對時代的失望，以及對個人夢想的追求，似乎讓大多數人寧願出走他鄉。在這些移民故事中，學生、生意人和知識份子是主角。但這些故事也同時表達了另一層意思：他們的離開也許是暫時的，因為他們都說自己還愛著這個國家。
十年前，我曾在北京的中關村參加過一次新東方的出國語言培訓。上千人擁擠在一個大教室，抱著紅寶書，聽俞敏洪、徐小平講課。我知道身邊這些人心心唸唸的就是直奔美利堅。但我從未問過他們是否有一天要回到中國。到了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表了一份調研報告，聲稱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僅是從內地移民海外的人數，已高達3500萬，甚至超過整個臺灣的人口。自1978年來，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但只有四分之一回來。那相當於30所北大、清華的大學生一去不返。
但僅僅四年後，人們關注的焦點就不再是學生。去年4月，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了《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他們聲稱，接受調研的高淨值人群中，將近60%的人已完成投資移民，尤其是那些資產超過一億人民幣的私人企業主。這個數字還在變化。到了11月，另一份類似的報告指出，在整個中國，大約14%的千萬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請移民，還有一半富豪正在考慮中。
隱藏在這些數據背後的富豪們，很少出現在公眾眼中。他們大多數時候只是個數字。我曾見過許多移民中介，還有幾個移民律師，但我很少能有機會見到千萬富豪。對我來說，能見到陳帆，真是個意外。
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和陳帆約在北京復興門的一家廣式茶餐廳。地方是他定的，離地鐵站不遠。他每次來北京出差、會朋友，吃個簡餐經常會挑那兒。
那頓飯開始的氣氛有點不自然。陳帆一見我，就表達了對媒體報導富人海外移民的不滿。「你看，前幾年就沒人提這事兒。」他說，「自從溫州人套了國家貸款跑到國外，大家就很關注了。」好像確實如此，普通人印象裡，富人移民總有點「挾款外逃」的意思。
陳帆抱怨說：「大家總認為我們把錢都匯到國外去了。鄧小平的思想是先富起一撥人，然後富起來的都跑了，跑到國外享受好的食品、好的環境，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把別人甩邊上了。他們這麼一寫，更激起民憤了。」
陳帆的情緒不難揣測，有點不安，既怕被誤解為「資產來路有問題」，又帶著點佔到便宜的竊喜。但很快，這種竊喜又被各種抱怨淹沒。陳帆的確是把錢匯到國外了。去年移民沒兩個月，陳帆就打算在那兒買房子。別墅，大約需要880萬人民幣。按照國家規定，一次跨國匯款不能超過五萬加幣。「真是活折騰人啊」，陳帆在幾個銀行折騰了十幾次，小城幾個銀行的人都認識他了。後來他又找北京的朋友幫忙，北京管得松點。陳帆特意為此又來了幾次北京。前後折騰三四個月，才把買房子的錢匯到了加拿大，搞出點愚公移山的架勢。
陳帆一開始根本沒把移民太當回事兒，一直無可無不可的。錢花得不算多，權且試試，直到簽證下來，沒幾個月就要去溫哥華登陸時，他才開始準備。70多歲的父母偷偷抹眼淚，「覺得兒子不要自己了」。老婆也沒心思再管藥店，每天蹲在北美華人論壇和幾個移民網站上，找人幫著在國外租房子，瞭解當地生活。他也不知道加拿大什麼樣。他就沒學過多少英語，生意上也用不著。以前雖然出國玩過，但都有導遊，也就是新馬泰、歐洲的短程游，走馬觀花望望風景，至於在國外生活會怎麼樣，他心裏也沒譜。
移民的第一次登陸，別人都會盡量多帶行李，因為只有那一次是免稅的，會盡量把金銀細軟都帶過去。陳帆一家人就帶了些衣服，即便在那時，他還心存疑慮，怕孩子老婆不適應，就可以隨時撤回來。雖然加拿大、美國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現在畢竟不是二十幾年前，只要能留在北美，刷盤子、黑在那兒都無所謂。可現在講燈紅酒綠、舒適的生活，北京一點不比北美的大城市差。
陳帆性格裡，天生就有種平和下的靈活。小城呆夠了，就去北京轉轉，看好北京的樓市，不管是不是要在北京常住，先買兩套房子，不喜歡北京，就再回小城去。溫哥華也是如此，「先去呆呆看」。溫哥華對他來說，就是另外一個北京。區別只是，一個坐汽車能到，另外一個得坐飛機。我問陳帆，「會就此在溫哥華生活麼？」他說，「還不好說」。「那為什麼要費那麼大勁兒買房？」陳帆瞇著眼睛，呵呵笑，「自己要不住，就當投資唄」。我們吃飯的時候，陳帆目光總在餐廳的各個角落裡遊蕩。點菜的時候就拿著菜單翻看了很久。我以為是他猶豫，或者心不在焉。聊著聊著，他忽然說，想在溫哥華開家餐館。我很吃驚，一個移民了、買了房、又要在那兒做生意的人，居然還說，他沒打算在那里長期生活。「有錢賺啊」，去了幾個月，陳帆發現溫哥華基本都是粵菜館子，但生活在那兒的北方人佔絕大多數。「開個北方餐館，中檔的，賺華人的錢會很容易的！」
陳帆的所有選擇似乎都基於商人的理性和大膽。我們正一起大嚼著燒鵝，想像著他們一家在加拿大的理想生活，他忽然說了一句：「我想讓兒子去美國讀高中！」「你不剛移民加拿大一年麼？怎麼又想去美國？」「美國教育更好啊，如果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權，去美國簽證可以簽10年。簽一次，夠我兒子讀完中學，接著讀大學。」
陳帆自己多數時間待在國內，生意還在小城。新移民到加拿大，規定前五年內必須居留兩年，陳帆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前三年，每年呆幾個月，看看老婆孩子，最後一年，實在不行，再長呆一段。」但他的理想，當然不是「挾款逃到」加拿大，而是五年後拿到加拿大永久居留權。「哪兒有錢賺，就在哪兒」。
西方世界充滿誘惑。多年來，對於備受貧窮之苦的中國人來說，那裡代表了富碩之地。前仆後繼地去往西方，只是為了獲得「一部車、一棟大房子，一群孩子，一隻狗」——一個簡單的「美國夢」。但在中國最新一輪的移民浪潮中，富裕本身早已不是問題。選擇移民的恰恰是那些資產千萬以上的人。那誘惑他們的到底又是什麼？
「最常見的理由，是子女教育問題。」Jennifer說。她是一家移民中介的文案，已在這個行業干了十幾年。她親手幫助幾百個千萬富翁辦了移民。陳帆也是她的客戶之一。她說中國的教育資源有限，尤其是和美國加拿大相比，教育方法和水平都很落後，費用也非常驚人。「你能想像麼？」她說，「在北京一所國際幼兒園一年的學費，相當於哈佛大學一年的學費。」
但即便你不太在乎這個問題，也有另外一種理由，讓生意人考慮移民。「有一種人，」張軍說，「他們的生意就是國際化的，常年在中美之間往返，或者頻繁出入其他國家。他們最頭痛的就是簽證問題。」張軍是一個移民律師，住在美國洛杉磯。他在這行也已做了二十多年。他接觸的客戶，大多都是沿海地區的中小企業主。他們認為，中國護照在辦理出國簽證時常常是個麻煩。有時候，僅是等待簽證就要半個月。
張軍還告訴我一個浙江商人的故事。那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旅行帳篷生產者，沒讀過多少書，但極聰明。他的生意長期和美國合作，每年出口額高達十幾億。但他一直對只能作OEM貼牌生產耿耿於懷。考慮到子女教育問題，他給兒子辦了投資移民，送去美國大學讀書。兒子讀書時又認識了一個美國人，是個大集團裡的買手。很快，這個浙江商人就給美國買手牽上線，給了他很高比例的股份，打算把研發中心搬到美國—搬到那些買家最集中、反饋市場需求最快的地方。
「這故事代表著許多中小企業主在美國的狀態。」張軍說，「要發展自己的商業帝國，國際化是個必然的過程。」讓子女先接受國際化教育，然後這些子女的視野和人際網路，又進一步加速了商業上的開拓。也許在這類故事中，移民只是其中一個微妙的環節，但誰也不會否認，它是不可或缺的。
躲避計畫生育，也是大量新移民產生的因素之一。成千上萬的中國孕婦正在前往香港和美國生孩子。那些希望能多生幾個孩子的人，如果生在國內，就要面對二十萬左右的罰款和孩子的戶籍問題。但在國外生產，費用減半，孩子擁有他國國籍，教育問題也順帶解決。
某種程度上說，選擇移民的人都在給自己和子女買一份「保險」。美、加、澳的國籍和綠卡，提供的是良好教育、優質醫療、資產的安全、食品的安全、更健康的生活環境……而這些正是中國社會的問題所在。重要的是，這些問題似乎也無法通過金錢來解決。這個國家儘管通過經濟的高增長率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債主，卻沒能像西方國家一樣，給自己的公民提供高質的社會福利和保障。
他們都感到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房子的產權只有幾十年，不可預知的政策變化，不健全的法律，忽然就建在城市邊上的化工廠，忽然就被徵收的土地。財富早已不再是安全感的來源，越有錢的人，不安全感反而越強烈，「資產的不安全感」恰恰是富人們最擔心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演化成社會心理問題。它正在產生巨大的離心力，讓還有力量掙扎的人，想迅速逃離。
在溫哥華，陳帆一家人正在慢慢適應新生活。那裡氣候溫和、濕潤，不像他老家河北，那麼乾燥，漫天風沙。陳帆新買的房子在大溫哥華區域的列志文市。那是個人口只有19萬多的小城，但其中10萬是華人。有華文報紙，也能看到湖南衛視等30多個華文電視臺，不會說英語也能生存。市長是個華裔，當然不存在排華問題。生活上也很便利，有華人超市，想喝王老吉也買得到。陳帆上次回國前，還和新認識的朋友吃了頓小肥羊。有時，他們有種時空錯亂感。這到底是加拿大，還是中國？
陳帆最初最擔心的是兒子。他從小被奶奶拉扯大。直到飛溫哥華的前一個晚上，還是奶奶摟著睡的。兒子上學，起初英語不好，幾乎完全聽不懂，過了兩個月，就能聽懂40％，在學校也交了幾個朋友，上課不再有壓力，放學還去學滑冰、游泳。每天發點糖，發點巧克力，孩子似乎過得很開心。只回國呆了幾天，他就吵著要回溫哥華。妻子每天都要去上加拿大政府為新移民提供的免費英文課，過得也挺充實。只有陳帆平時在中國和加拿大來回跑，作空中飛人。他的生意還是在小城。藥房找了個總經理幫他照看。他又和幾個朋友包了個鐵礦，半年也賺了十幾萬，也還會談談別的生意，畢竟熟人圈子、根脈還都在國內。其實，他周圍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已經移民。
陳帆的這種生活，是很多新移民的狀態。Jennifer說，接觸的好幾百個移民案例中，移民後徹底離開、舉家遷往國外的例子基本沒有。那些移民海外的富人們，其實根本談不上離開。90％的人實現的只是身份的轉換。一部分人像陳帆一樣，妻子陪孩子在國外讀書，男人們只是在前五年裡，每年飛到國外，呆幾個月，看看妻兒，權當度假。陳帆在老家和北京還都有房產。在列志文，賣給陳帆房子的那個朋友老劉，在國內甚至還有工廠（老劉在國內、加拿大、美國都有房產）。從身份上看，他們都移民了，但又很難說他們已經離開中國。
甚至還出現了相反的潮流。投資銀行家王冉去年發了一條微博，他去紐約出差，想找個朋友陪著喝咖啡都難。他那些原來在紐約作投資銀行的朋友都陸續地回了國。前所未有的浪潮出現了，大量仍在中國街頭匆匆走過的人都可能是「移民」。
陳帆去溫哥華探望妻兒時，呆著無聊會給房產中介打電話，四處看房。他確信，溫哥華的房價還會上漲，只要有更多的中國移民到來，他們就都要買房子。十年前，溫哥華的房產經紀只有兩千人，現在已經多到一萬人，其中80％都是華人。在陳帆居住的溫哥華小區，只有兩個白人，其他都是華人。
陳帆最近一次從溫哥華飛回中國，鄰座是個小女生，就在加拿大做地產經紀。他問她是回國探親嗎，她說是跑業務。她得分別飛到三亞、成都和上海去見客戶。陳帆有點驚詫：「回國推銷溫哥華的房子？」
「對。」她說，「老闆們都在國內。」
2011年冬天一個寒冷的下午，北京亞洲大酒店舉行了一場北美移民推介會。幾十個40歲以上的中年人，吃著茶點，看著投影儀上北美壯闊的風景，聽中介介紹移民的諸多好處。他們大都是夫妻結伴而來。坐在我身邊的中年男人，面前擺了兩個手機。聽會的時候，五分鐘就會接一個電話，另一隻手就用iphone查著郵件。
推介會的高潮，是介紹移民政策的最新變化。中介公司的加拿大合夥人上臺演講，他說起自己在香港的見聞，然後提到了他有個移民官朋友，那意味著他是最瞭解政策變化的人。「競爭更激烈，申請的人會更多，但—」他停了一下，「申請速度會加快的！」
會議結束後，一個移民顧問看見了我。我告訴他，我對這個美國項目並不感興趣。
「您有沒有考慮過移民歐洲呢？」她笑著說。
「歐洲？」
「斯洛伐克。」她說，「怎麼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