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一、控制媒體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象下實現思想專制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極端注重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納粹德國更發展出一整套嚴密控制媒體與出版的黨國體制。或許因為希特勒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都以德國乃至西方極權文化為背景，中共的黨國體制完全繼承了納粹德國極端重視控制媒體與出版的政治基因。「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斷，都會隨持久有效的宣傳而改變」、「宣傳會使人對痛苦甘之如飴」等等，這些納粹時期關於精神控制的箴言，同樣是中共的宣傳原則，只不過使用的語言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別而已。
在中共對臺灣的統戰活動中，控制媒體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經制定並實施思慮周密的控製麵板灣媒體和出版的統戰方案。胡錦濤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傳部和統戰部共同擬定的對臺灣媒體統戰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讓有關部門的同志們樹立一個信念，通過對臺灣社會思想輿論的引導，使兩岸統一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統一先行，用思想統一引導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實現對臺灣媒體和出版的掌控」。胡錦濤的這個批示，作為指導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製麵板灣媒體和出版的內部戰略，表述為十六字方針，即「以臺制臺，為我所用；由點到面，全面控制」。之所以要「以臺制臺」，是因為這個領域相當敏感，直接通過中共或者大陸的機構實施控制，極可能引起臺灣社會的警覺，而用臺灣人作為代理，則可以起到「暗度陳倉」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針則顯示出中共控製麵板灣社會輿論和思想自由的決心與自信。決心源於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非理性的戰略；自信則來自於中共對其實行文化統戰策略的有效性的預見。
中共實行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策略，無非是運用經濟利益的槓桿，撬動臺灣相關業者的貪慾之心，然後，用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思想上的服從。
中共對臺灣出版業者統戰的具體方法是，「拋出兩個釣餌，提出一個條件」。所謂兩個釣餌，一是對大陸廣大圖書市場的准入；一是允許其作大陸廉價圖書在臺灣的代理商。所謂一個條件，就是不准在臺灣出版政治上對中共不利的圖書和音像製品。從二○○五年起，中共宣傳部每年年初都通過中間人，以非正式但卻明白無誤的方式，告知與大陸圖書業務有合作關係的出版業者，絕對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則，同大陸的圖書業務便將終斷。五年以來，每年在中共宣傳部禁書作者名單上都出現的，有袁紅冰、辛灝年、何清漣、達賴喇嘛等人。
通過利誘與威脅，中共已經相當程度成功地控制住臺灣的出版業。對中共可能產生不利政治影響的書籍在臺灣出版困難重重，而為中共歌功頌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現實和歷史的各種各類圖書，則汗牛充棟，在書店中隨處可見。此情此景與中共享政治警察和嚴格的出版檢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陸圖書出版市場幾乎毫無二致。現在，臺灣除少數幾家出版社還不受中共利誘和政治控制，堅守出版自由的原則之外，眾多出版社已經淪為中共和金錢的政治與思想奴隸。
控製麵板灣的媒體則是中共統戰工作的第一重點。中共是靠暴力和謊言奪取並維護其政權的，媒體則是中共享以製造謊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視控制媒體是中共的一種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領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對中宣部作出指示，稱：「控制了臺灣的媒體，就等於控制了臺灣的一半民意。這種控制比派軍隊去還管用。這是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思想意識又指導人的行為。」
中共對臺灣媒體的控制，遵循「利誘與收買雙管齊下，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的思路進行。這個思路也是當年江澤民提出的。
「利誘」的涵義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為籌碼，要求臺灣的媒體業者為中共在臺灣進行統戰的思想宣傳服務。只是對於臺灣媒體，中共的利誘可謂出手闊綽，不計血本。媒體業者如果同時經營出版業，則前述對出版業者的兩個釣餌依然有效；如果媒體業者兼營或者主營其他經濟項目，並在大陸有企業，只要該媒體業者願意犧牲新聞自由的原則，為中共的統戰作宣傳，那麼他在大陸的企業便擁有了只會獲得利潤而不會虧損的特權——在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腐敗的官權是王者，可以隨其意志決定企業的虧贏生死。
所謂「收買」，具體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資，由已經成為中共統戰工具的「台商」公開出面，收買臺灣媒體。之所以由「台商「公開出面，是為掩蓋中共對臺灣媒體實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陰謀，讓媒體繼續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強其實質上作為中共輿論代言人的對臺灣人宣傳的欺騙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資則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誘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體。中共通過台商購買臺灣媒體的統戰行為，早已展開，並取得極大成果，而其勢頭並未減弱，甚至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君不見，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一次眾多中共官員出席的會議上，急中共之所急，公開宣稱他要斥巨資，回臺購買電視臺。真可謂對中共剖肝瀝膽，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謂「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是指一方面要控製麵板灣媒體本身，即控制硬體，還要同時對媒體的工作人員進行統戰工作，以達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來，諸多臺灣媒體的記者、編輯，都曾受到大陸相關單位的邀請，免費赴大陸作業內交流，兼之以觀光旅遊。而大陸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與鮮花齊舉，熱情與豪華並至。中共」投之以瓊瑤「，臺灣的記者和編輯又怎能不「報之以桃李」？於是，撰文編輯之際，自由、客觀、公正的媒體職業道德原則，常被感激圖報之意侵蝕。更有甚者，某些名記者、名編輯，在中共著力「統戰」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動作中共代言人，實質上把自由臺灣的媒體，變成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時竟如此脆弱，亦良足為之扼腕而長太息。
臺灣電視節目中有一個奇特的群體，即「名嘴」。「名嘴」們大都有一個與知識份子身份相關的頭銜，但其中許多人神形之猥瑣庸俗，語言之粗鄙無聊，思想之淺薄無知，均堪稱絕唱。從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企圖影響社會輿論的努力中，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共統戰的陰影。他們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在因統獨之爭而至於族群撕裂的臺灣傷口上撒鹽；有的搖唇鼓舌，為某些國民黨權貴的媚共投共行為作合理性詮釋；有的油嘴滑舌，為中共粉飾太平。其中最過分者，竟有膽量公然違背《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共中央電視臺的「海峽論壇」節目中，稱中華民國的總統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真是視臺灣的法律如無物，有恃無恐達於極致；其所恃者，無非中共背後的政治撐腰。
現在，臺灣也只有少數報紙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孤獨保持著立場的獨立性；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中，仍然沒有被中共利誘和收買的也所剩無幾，可謂寥若晨星。翻開臺灣的報紙，打開臺灣的電視，所看到的絕大多數關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情景，都是一派鶯歌燕舞，太平盛世的偽宣傳。似乎臺灣的報紙和電視臺已在中共宣傳部的絕對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畫就進一步加強對臺灣媒體的控制，提出極為具體的計畫，即要求有關部門在二○一○年年底之前，採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時報集團、蘋果日報集團、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令計畫講：「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已經作出決定，臺灣下次大選前，我們一定要作到輿論清場，以保證國民黨勝選，為簽訂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打好政治基礎。所以，對於我提到的那幾個媒體的控制工作，要由專人負責，要立下軍令狀，務必按時完成。即便暫時需要付出比較大的經濟代價，也再所不惜。」
中共統戰的鋒芒已經明確指向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等。在中共的利誘和威脅前，這幾個碩果僅存的獨立媒體，還能夠堅持住媒體的職業道德的底線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進由經濟統一到政治統一的進程。冷酷的現實是，在此之前，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已經率先實現了另一種統一，即臺灣的媒體和出版已經基本成為中共統戰的第一片淪陷區。中共初步具備了通過臺灣媒體和出版，左右臺灣社會輿論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諸臺灣的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輿論工具的片面、虛假的宣傳效應，對臺灣人實施實質上的思想專制。
更可怕之處表現為，臺灣社會正在形成對待與中共有關問題上的「自律」現象。所謂「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論上，自覺地不去觸動中共的政治底線，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因中共的報復性行為而遭受損失。這種「自律」現像在投資大陸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現在已經廣泛滲入臺灣內部的社會各階層。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臺灣的各大酒店，包括眾多著名的國際連鎖酒店，由於擔心中共報復，影響其在大陸的業務，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勸告」，自動關閉三立、民視等電視臺在酒店內的頻道；與之同時，受中共直接控制的電視臺的頻道卻暢行無阻。
臺灣社會各階層出現的對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體與出版必然產生的社會輿論後果，也是臺灣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喪失思想與言論自由，處於中共思想專制之下的標誌，同時更表明一種政治奴隸的心態，即在強權之下，為了生存的利益，自動放棄精神自由的權利。以「自律」的方式放棄自由，比鐵血強權用國家暴力剝奪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劇性。因為，前者意味著人性的最深刻的墮落——為了物慾而背叛自由。
儘管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卻並不以此為滿足。根據胡錦濤的指示，從中共國台辦到海協會，都釋放出信息：鼓勵大陸媒體到臺灣發展，也歡迎臺灣媒體到大陸發展。這個信息看來是雙方對等，實際是只有利於中共。因為，臺灣媒體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陸發展也不會造成中共對傳媒失控的現象；大陸的媒體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這些媒體登陸臺灣，與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陸臺灣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勵大陸媒體登陸臺灣還另有深意。二○一二年臺灣大選前具備全面控制臺灣社會輿論的能力，從而通過輿論導向幫助國民黨籍總統連任——這是中共至關重要的統戰目標之一。在此之前如果能完成大陸媒體登陸臺灣的設想，顯然有利於通過中共自己的媒體的政治存在，直接實現上述統戰目標。
二、對知識界的滲透
——把教授馴化成文化奴僕
六.四血案之後，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造成的困境，鄧小平決定改變過去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此前，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肅的方式，來迫使中國知識份子成為暴政的精神奴僕。鑒於六.四反人類罪行引發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中共急需收拾人心，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在此情況下，鄧小平決意用經濟收買的方式，驅使知識份子就範。或許是由於中共暴政經過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肅，特別是六.四之後一段時間的逮捕、流放，已經基本肅清了知識份子中的人格高貴者；或許是由於中共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統治之下，中國文化精神趨於滅絕，中國的知識份子已成無文化之魂的群體，鄧小平的經濟收買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無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賤的群體，必然把物慾的追求當作生命的主題。於是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歸附於權貴階層，數百萬御用文人成為專制與金錢的雙重奴僕，並把為中共極權政治和權貴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辯護，作為其最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功能。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為擴大中共極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推動修改黨章，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實際就是允許靠買通官權而暴發的新生資本家，加入聲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先鋒隊」的共產黨。以此為標誌，在中國，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骯髒的金錢形成了支撐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於該同盟整合了權力、知識和金錢，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因素，中共極權才得以延續至今。而權力、知識和金錢的結盟，也被奉為中共重要的政治經驗之一。
現在，中共已經把上述經驗用於對臺灣的統戰。最早對此作出理論論證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論顧問王滬寧。二○○六年，王滬寧曾向中共中央提交過一份只供高層參閱的內部研究報告，題目為「在臺灣知識界中建立統一戰線的幾點思考」。該報告認為，「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最成功的經驗便是建立起權力、知識和資本三足鼎立的穩定的政治結構；如能把這個經驗有意識地運用於解決臺灣的過程中，將會使對臺的統戰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針更明確，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報告中，王滬寧寫道：「… … 權力、知識和資本結成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在大陸成功的經驗。這個經驗對於主要用統一戰線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應當同樣有效。經過前幾年的工作，二百萬台商將來在我們最終對臺灣問題作出政治解決時站在我們一邊，基本不成問題。這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掌握臺灣社會資本因素的政治趨向。… … 我們黨同國民黨高層在對待台獨的問題上已形成高度共識；現在看來，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也具備現實可能性。美國視陳水扁為麻煩製造者，也將轉而支持國民黨。因此只要我們加大力度，創作性地作好對臺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二○○八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臺灣就會以我們黨為實質的核心，形成權力、知識和資本的統一戰線。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戰線將會為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可靠的社會能量的保障。」
王滬寧上述思想提出之後，很快便被中共高層接受，並一直作為對臺灣知識界統戰的指導思想，發揮作用。中共對台辦公室據此提出對臺灣知識界統戰的策略原則是「以學術交流為基礎，抓住重點，全面覆蓋」。在具體執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點」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術單位。國立大學的台大、政大；私利大學的東吳、銘傳都被列為學術交流的重點對象。第二個層次則是教授學者個人；被列入中共統戰重點對象的臺灣教授學者已達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還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全面覆蓋」的原則。所謂「全面覆蓋」是指，要同臺灣的每一所國立和私立大學都建立起學術交流的關係。表面看來大陸各學術單位同臺灣的學術交流是各自分別獨立進行的，實際上則由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在背後統一協調操控。
大陸各學術單位同臺灣的學術交流的花費，也獲得單獨列支的特權；經教育部批准後，由中央財政撥付。
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要求，對臺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要實現的具體目標是，作到臺灣教授和學者對大陸的兩個依歸，即「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為作到這兩個依歸，就要進行相關的學術投資和情感投資。
中共教育部的相關內部文件明確提出，為實現「學術依歸」，要在各學術領域專門為臺灣教授學者設立系列的科研課題，同時歡迎並支持臺灣教授學者自己選擇有關大陸的科研課題。同時，要為這類課題提供學術數據和經費保障，要為其科研成果走向國際舞臺，被國際學術界接受，提供有效幫助。
二○○七年王滬寧就相關問題曾給教育部官員作過一次報告，他講：「… … 隨著我們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長，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成為顯學。臺灣地域狹小，國際影響日漸萎縮，缺乏學術研究的課題容量。所以，臺灣學者的學術出路只能在大陸，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 … 有的同志擔心，我們資助臺灣學者的研究課題，如果最後得出政治上同我們敵對的研究結論，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道理很明顯，他們進行大陸課題的研究，只能依賴我們提供給他們的學術數據和數據。這就意味著，我們從學術源頭上把握了研究的學術結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理，我們提供的是大米，臺灣學者就很難煮出高粱米飯來。當然，這就要求我們給臺灣學者提供學術研究的數據和數據時，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和策略意識，也就是說，絕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導致對我們不利的研究結論的數據，相反，要通過有選擇地提供研究資料，有意識地引導研究者趨向我們預計的研究結論。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建議教育部領導組成專門的班子，對學術資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統籌安排，以策萬全。」
王滬寧的上述講話暴露出一個事實：中共在用機心百端的權謀，設好統戰的陷阱，以學術名利為誘餌，引誘臺灣的教授學者進入陷阱，使之成為中共的學術奴僕。而眾多臺灣的教授學者也確實沉醉於對中共的「學術依歸」，正爭先恐後地奔行在中共為他們安排的命運之路上。對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為論文評論人，赴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會上幾位臺灣教授介紹了他們關於大陸的論文，題目涉及經濟、法律等領域。令我震驚的是，這些臺灣教授竟然同王滬寧預言的一樣，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和數據為根據得出結論，而且論文的行文風格和結論的價值取向，都與中共嚴格控制的大陸所謂學術刊物上的文章毫無二致。從這些臺灣教授的論文中，人們已經根本無法分辨他們是屬於自由世界的學者，還是屬於數百萬中國大陸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僕群體。這次研討會上，我在對這幾位臺灣教授的論文評論時說：「你們把中共官方發布的數據和數據作為論文的依據，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些垃圾數據和數據連中共狗官都不會認真對待，因為他們知道，那是為政治宣傳製造出來的。而你們卻奉之為瑰寶，把你們的學術聲譽同這些垃圾資料聯繫在一起；你們建立在中共享以欺騙世界的虛假數據上的所謂學術結論，只能有一個價值，即幫助中共欺騙世界。這是臺灣學術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話無法準確回憶）
後來更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據說，由於袁紅冰這個名字和我的評論，邀請我參加會議的長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強烈抨擊。抨擊的理由在於，因為邀請我參加這次研討會，可能會對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同中共學術單位今後的學術交流，以及他們的某項學術研究經費的申請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聽到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問太平洋的萬里波濤：難道臺灣的某些學者真要以中共極權政治作為他們現在的學術依歸之所，將來的學術埋骨之處嗎？難道臺灣的某些教授真要放棄學術良知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作中共的文化奴僕嗎？
教授學者是以學術為生存方式的族群，「學術依歸」就足夠保證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治意圖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為確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為核心，由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台商的資本和臺灣教授學者的知識之間的聯盟為內涵的臺灣社會能量系統，中共還要實現臺灣教授學者對其的「情感依歸」。
在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的統籌策劃之下，中共各學術單位和統戰部門對臺灣學者的情感投資早已全面展開。迎接時如火如荼的熱情和鮮花掌聲，送行時的依依不舍與贈別厚禮；宴會上的傳杯飛盞，旅遊中的著意安排與豪華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便有臺灣教授學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並用一片真心、萬斛真情回報中共的情感投資，混不覺把真心真情獻給中共極權就意味著對學術良知的徹底背叛——因為，極權專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敵，沒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沒有真正高貴的學術精神，而只有專制的文化奴僕，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難正逼近臺灣。劫難的實質在於，中共要用極權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鐵牢，囚禁自由的臺灣。值此艱難時刻，教授與學者群體應當承擔起知識份子對臺灣命運的責任——用知識的名義，向臺灣人民預警劫難，提出用以堅守自由原則並戰勝凶險命運的精神價值與策略原則。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眾多教授學者完全放棄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心一意走上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之路。這條「依歸」之路也是背棄並遠離自由的臺灣之路。臺灣養育出一群在名利誘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對向臺灣命運的忘恩負義之人。
行文至此，悲憤之情實難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親身體驗過，某些具有統派國民黨籍的大學教授對中共的「情感依歸」，已至喪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對中共作出些許批評，教授們便如祖墳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對我大加撻伐，以維護中共極權政治的聲譽。其對中共真有感天動地的孝子賢孫之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餘萬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如果泉下有靈，是否會為其政治子孫之不孝，作千古不絕之長哭？
除教授學者外，臺灣的大中學生也被列入中共對知識界統戰的視野。胡錦濤特別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經驗運用到兩岸大中學生的交流中。所謂在「西藏的成功經驗」具體是指，將藏人少年送到大陸內地接受共產黨文化教育，經過幾年十幾年後，再把他們送回西藏。於是，這批長著藏人面孔而心靈已經受到共產黨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現在，中共也要通過兩岸學術交流，從臺灣學生胸膛裡挖出他們的臺灣心，然後換上一顆共產黨極權文化的心。
從促使臺灣教授學者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到對臺灣大中學生的「換心」策略，都已列入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政治戰略》，從而成為中共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陰謀的構成部分。面對這個政治陰謀，臺灣知識界整體上是否還有能力堅守對自由的忠誠，對臺灣命運的忠誠？
三、宗教與黑社會中的統戰
——政治污染的信仰和黑手黨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學信仰源自古希臘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和詭辯論——這個哲學信仰被稱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拜物教性的政治組織。同時，由於中共要用鐵血權力實現其哲學信仰對人的精神專制，因此，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具有「國家信仰」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需要像禁毒一樣禁絕之——這是中共對宗教的基本態度。
中共建政之後，立刻在東亞大陸推行用國家暴力消滅宗教的政策。從中原到內蒙、新疆、西藏，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廟、道觀、清真寺、教堂被摧毀或者廢置，僧人、尼姑、道士、阿訇、教士被大批屠殺、流放或者關入黑牢。十餘年間，宗教人士、宗教組織、宗教場所摧殘殆盡。
摧殘精神信仰是中共拜物的哲學本質所決定。不過，中共對人類精神所犯的最凶殘的罪行，還不止於對宗教的摧殘，而在於在用國家暴力殺死宗教精神之後，又扶植起各種官辦宗教，借宗教的外殼，實施其統戰的政治陰謀。極權政治所污染的宗教，正是對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視和侮辱。
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建立起遍及各個宗教領域的偽宗教組織；從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到「三自」教會，可謂花色齊全，水陸紛呈。這些屬於中共暴政的御用宗教組織中的神職人員，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員的品秩劃定級別，領取公薪，因此出現「科技和尚」、「處級尼姑」、「局級教士」等荒謬至極的概念。中共御用宗教組織的神職人員中遍佈秘密警察系統的告密者和線人，而眾多高級神職人員本身就是宣誓以唯物主義為信仰的秘密共產黨員。就這樣，中共把本應神聖的宗教改造成實現骯髒的政治意志的陰謀組織。佛祖、上帝、阿拉、三清聖者，如知他們創立的精神原則淪落為極權政治用以欺騙世界的謊言，定會號啕痛哭，涕泗滂沱，淚盡繼之以血。
現在，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組織，在精神信仰的領域內，全面展開對臺灣社會的統戰。
中共的統戰部門很早就注意到，臺灣具有宗教信仰基礎深厚、宗教情感社會影響巨大的特點，因而宗教統戰一直是中共對臺統戰工作最受重視的方面之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統戰部就成功地邀請臺灣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訪問大陸，並給之以由國家主席楊尚昆接見的禮遇。胡錦濤執政後，為實現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目標，中共更把對臺的宗教統戰的原則、策略、目標等系統化，形成一個完整的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也體現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
以對臺灣各種宗教信徒數量分析為基礎，中共對臺宗教統戰方案，把統戰的重點放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兼具佛道特色的媽祖信徒群體上。該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大陸豐富的宗教名勝資源，吸引臺灣信眾朝拜、旅遊；中共控制的各種宗教組織也要加強同臺灣民間宗教組織的聯絡，通過各種宗教文化活動拉近同臺灣信眾的宗教情感，樹立所謂「宗教不分彼此，兩岸信眾一家親」的觀念。
該方案特別強調，根據福建和臺灣都有人數眾多的媽祖信眾的實際情況，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統戰部門要縝密構思，精心組織同媽祖有關的大型活動，從而不僅讓福建以「海西區」建設為支點，成為對臺經濟統戰的前沿陣地，而且要成為宗教文化統戰的前沿陣地。
該方案還單獨提出道教中的一貫道問題。中共建政之初，在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曾把一貫道作「反動會道門」加以嚴厲鎮壓，屠殺了數十萬大陸的一貫道徒。在該方案中，中共仍然堅持當年屠殺大陸的一貫道徒是正確的，對穩定其政權是必要的，但又認為，現在對臺灣的一貫道實行統戰也是必要的；還指出，據不完全統計，臺灣一貫道的信眾達二百餘萬人，有比較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化解歷史問題，同臺灣一貫道建立宗教文化聯繫，是宗教統戰工作成功的指標之一。
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畫對宗教統戰方案進行解釋時，說：「… … 胡錦濤同志指示我們，『道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媽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陸，臺灣信眾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陸，進行宗教統戰工作要牢牢把握這個關鍵，使臺灣信眾心系大陸。情系大陸，魂歸大陸。在兩岸政治統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統一。要廣泛建立兩岸宗教組織交往的紐帶，要特別注重臺南地區的媽祖信眾同福建之間的宗教文化聯繫』。胡錦濤同志的這個指示，是我們擬定宗教統戰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則，它明確了宗教統戰工作的最終目標和方向。」
另外，中共對臺的宗教統戰方案中還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會基礎，影響臺灣政治選舉，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大選連任的一系列具體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別強調對宗教領袖人物統戰的重要性，並列出一個包括佛家、道教、媽祖信仰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各宗教領袖性人物的名單，共計870人；要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統一協調中央和各省的相關單位分工負責，對這870人進行統戰工作，要作到「統籌安排，專人負責」，務必於兩年之內，同這批人全部建立起經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聯繫。
極權政治必然以警察特務統治作為歸宿，而警察特務統治的最墮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黨化。現在，中共已經全面退化為政治黑手黨。六.四屠城之後，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慾引誘、國家恐怖主義性的暴力、國家謊言和秘密警察系統維持政權，而這種性質的統治，便是政治黑手黨的統治。黑手黨式的政治的突出特點之一，便是對異議人士或者政敵實施黑社會性的直接人身威脅，中共的秘密警察不僅早就開始對大陸的異議人士普遍採用這種墮落至極的方式進行控制，更在「澳門回歸」的過程中，與澳門黑社會連手，用直接人身威脅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社會各階層人士中不滿中共的情緒，轉化為實際的政治抗議活動。
中共統戰部和公安部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曾聯合完成一份關於臺灣黑社會狀況的報告，對臺灣黑社會的組織狀況、活動特點、社會影響、頭腦人物都作出詳盡的說明。二○○八年六月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則提出，根據臺灣黑社會發育比較充分的特點，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共公安系統就開始了對臺灣黑社會的系統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績。現在，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要盡快由公安部牽頭，國安部協助，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完備的對臺灣黑社會實施政治控制的方案；制定方案時，要緊緊圍繞二○一二年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這個總戰略目標，並充分吸取「澳門回歸」過程中利用澳門黑社會力量實現社會政治穩定的成功經驗。
二○○八年七月，中共組建了「對臺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局長孟宏偉，另由國家安全部十局選派一名副局長作副組長。這個小組直接向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並受令計畫的領導；其職責就是制定並秘密執行對臺灣黑社會實施控制的方案。
事實上，中共秘密控制臺灣黑社會的努力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台商大批登陸，中共對臺灣黑社會的統戰更取得長足進展。二○○八年十月，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臺，同議員王定宇發生衝撞而跌倒。一個中共小官輕輕跌倒，馬英九政府竟山搖地動，一時成為臺灣新聞焦點。受中共控制的臺灣黑社會也聞風而起，聲稱中共小官張銘清是其「大哥」，對王定宇進行人身威脅。從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對臺灣黑社會滲透之深。
不過，事件發生之初，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便給令計畫提交了一份報告，對張銘清擅自動用臺灣黑社會力量作出嚴厲批評，並要求今後必須杜絕此類事情。孟宏偉在報告中稱：「把黑社會力量運用於政治領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務必要慎之又慎。處置不當則可能使我們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甚至可能對我們黨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帶來不利的影響。… … 建議在小事上和一般時期，一律不用臺灣黑社會力量介入；對臺灣黑社會力量要採取『長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則，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即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才對其加以使用：第一，二○一二年臺灣大選前使用之，以保證國民黨繼續執政；第二，二○一六年，由我們黨組建的臺灣社會民主黨參加競選時，要動員一切能量確保競選成功。對臺灣黑社會勢力，不用則已，一旦使用，就一定要發揮奇兵之效。我們判斷，對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脅逼其就範，短時間內會產生重大而明顯的政治效應，從而促成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實現我們的政治目標。」
令計畫對於孟宏偉的這個報告讚賞有加，稱之為「深謀遠慮，思路清楚」。令計畫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下達指令，今後除經孟宏偉負責的「對臺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報中央書記處批准之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在政治問題上擅自運用臺灣黑社會力量。
黑社會本就是陰影中的過程，是公權力之外的非法的權威。儘管如此，它還是有持續存在的社會歷史原因。按照黑格爾「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學箴言，黑社會總還能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據和歷史基礎。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統戰陰謀之下，最終淪落到作中共這個政治黑手黨的政治打手，臺灣黑社會將喪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並成為叛賣臺灣的根本利益，即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簡要結論
中共政治陰影已經深深滲入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黑社會各個領域，並在相當程度上開始左右臺灣社會的走向——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無論承認不承認，它都真實地存在。
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正在實現對臺灣社會輿論和思潮的控制；中共中宣部的意志每天都在通過臺灣的媒體，傳出關於大陸的片面和虛假的信息，「自由」地為臺灣人洗腦；中共所追求的在政治統一實現之前首先實現思想和輿論的統一，正在成為現實。基於對中共的恐懼，或者害怕經濟或者學術利益受到損害，臺灣各界人士——從商人到知識份子中，都出現了「自律」的現象，即在關於中共的政治問題上，甚至在同臺灣政治前途相關的問題上，都「自覺」地不發表與中共不同的意見，不作可能與中共政治意志發生矛盾的行為。
上述這些情況表明，雖然臺灣人的自由名義上還受到中華民國的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但由於中共的全面滲透，臺灣人已經在實質上失去了思想和新聞自由權。這恰是臺灣大劫難即將在二○一二年降臨的先兆。
在這個凶險而艱難的時刻，臺灣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的表現則完全令歷史失望。幾千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斷言「知識就是美德」；幾百年前，英國哲人培根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可某些臺灣的教授和學者，卻把知識當作向中共乞討學術資源和學術地位的乞丐之缽，為一己之利，背叛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和尊嚴。對於這些人，知識不是美德，而是諛媚強權的資本；知識也不是力量，而是意志軟弱的小動物滿足卑微物慾的工具。他們侮辱了知識，也就意味著使自己的人格蒙羞。因為，他們被稱為知識份子。無論臺灣的前途如何，這批正在被馴化為中共文化奴僕的教授學者都必將受到命運的詛咒——為他們對臺灣自由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