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居伊 索爾曼(Guy Sorman)，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巴黎政治學院博士。曾任法國總理顧問。著有《謊言帝國：21世紀的中國真相》、《經濟學不會撒謊》等
幾年前人們樂於談到的經濟增長現在似乎已經被環境破壞、空氣污染等更迫切的話題代替了，這可以被視中國為經濟增長付出的代價嗎?
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我想我在這次來中國的航班上就體會到了，由於北京大霧，我們的飛機被迫在烏魯木齊降落等待了十幾小時。我覺得，在談到中國的時候，人們有時過於關注經濟方面的問題了。我自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後我去過中國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這些年關於中國的最大變化並不在於經濟的層面。對我而言，自由市場的發展如果沒有和自由思想的進程同步，那麼經濟的發展將是毫無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現在已經走到一條死路。中國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實是日本、臺灣、南韓等等都做過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著要「趕上西方」。當然，這樣做的結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經濟增長率。但顯然，增長終究會到達一個瓶頸。
有目標並不錯。問題在於，如果一個國家一心只是想著要追趕某個目標，那麼它永遠只能居於第二、第三的位置，因為想要完全地追趕上設為目標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經濟數據層面看上去已經沒有差別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創新，中國始終是落後於日本、美國等國。其實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國給世人帶來一些全新的東西，不是經濟數據，而是美國、日本、歐洲所不曾創造出來的新事物。這種全新的創造不是簡單模仿和拷貝就能複製出來的。
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如果不是依靠這種經濟模式，中國不太可能會走向今天的「復興」和「強大」?
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特徵是資本的重複堆積。這種很陳舊的發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義」。不得不說，「重商主義」是很有助於國家和政府迅速積累力量，但是國家力量並不等於發展。這是兩個概念。國家的力量會呈現為一種干預世界事務的能力，比如中國外交上對於非洲國家的影響，與美國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範疇。但「發展」卻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發展」的天枰上，中國是有些過於看重「力量」而沒有充分理解什麼是發展。
如果將「力量」置於比「發展」更重要的戰略位置，那麼我們會發現這個國家有將近一半的貧困人口似乎對經濟增長沒什麼用處。中國現在正在遭受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副作用，其顯著表現之一就是貧窮。我曾經到訪過中國的西部農村，那些地方的貧窮是我未曾見過的，其程度甚至超過了印度的鄉村。我花了一年時間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們以貧窮著稱的鄉村，雖然生活艱難，但是那裡的人們卻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等等，總之，社區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窮鄉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這在中國卻幾乎不可能。中國的農村很貧窮，但除了貧窮，一無所有。人們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農村雖然貧窮，但他們在非經濟的方面，卻頗為豐富。我們也可以說印度鄉村的生活實際上更加多樣，在那裡寺廟林立，人們憑藉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貧窮的鄉村，也並非全無活力。但這些方面，從經濟數據上完全無法體現。中國的經濟標準完全建立在金錢上，徹底不考慮非經濟領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關於印度和中國的比較有很多，但印度實際上選擇了「小政府」這種截然不同的模式，為什麼?
這和印度的殖民歷史有關。實際上，如果沒有英國人的統治，那麼印度作為一個整體國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歷史上的印度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更像是散佈的一些 「部落」。現代意義上獨立的印度遲至1947年才開始它的歷史。至今，印度各個邦所通行的語言各不相同，各個地區都擁有較多「自治權」。由於殖民統治的歷史，現代印度政府繼承了英國官僚體系的特徵，因此中央權力比較小，政府力量很弱。這和中國不同，從古代開始，中國的中央政府機構就一直掌握著集中的權力。但印度政府權力弱小的結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那是因為人們不習慣把錢交給政府支配，政府也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建設。這兩個國家不同的歷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發展歷程或者說模式。這樣的國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業模式是面向國內市場，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國不同，現在的印度政府，當然積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們的「野心」其實僅限於成為在南亞地區的一股主導力量。但中國的傳統導致了「大政府」伴隨這個國家走過了漫長的歷史。這種傳統也會讓中國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國際力量和影響力，也可以說有更強烈的大國「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學者或政客談論建設印度「大國」，他們根本不感興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國經濟學家所關心的事情，就會發現二者明顯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經濟學者把他們的理論建立於對個人幸福和經濟發展關係的探討。阿瑪蒂亞 森就說過個人幸福先於GDP增長這樣的話。幸福不僅取決於經濟增長，還取決於諸如社區建設、言論自由、地區民主等等指標。因此，幸福程度，成為了印度的目標之一。當然，我無意於比較中印兩國的模式優劣，我只能說，二者情況完全不同，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
但民主體制並沒有徹底消除印度的腐敗?
中國和印度的腐敗並不相同。我將印度式的腐敗稱為「小規模腐敗」，因為中央政府較弱的緣故，權力分散到地方，行賄者必須找到相應的地方官員進行賄賂。也就是說，你得向官員們塞很多裝著錢的信封，但每個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樣，中國的腐敗情況也很糟糕，但中國的腐敗更為集中，這和政府的形態有關。舉個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業想要進入印度市場，它也許得向上百個相關人行賄，而且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還很難說。但在中國，如果有辦法找到三四個「關鍵人物」，並對他們行賄，你會發現問題立刻迎刃而解了。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的公司更親睞中國而不是印度，雖然行賄的總成本或許大致相當，但是中國的腐敗顯然更有效率。這是兩種腐敗最明顯的不同。
儘管中國為經濟增長付出了很重的代價，但依然有不少西方人在讚美中國的經濟模式，這應該怎麼理解?
確實在歐洲和美國有人是讚美「中國模式」的，但這當中有大部分是跨國企業的商人。他們甚至希望能在歐洲推廣這種模式。這對他們的生意將更有利，因為這種模式更講效率、主要人物更有決定權、任何計畫都不用很長時間討論、也不用考慮環境因素和麻煩的NGO監督。如果從純商業盈利的角度來看，我也能理解他們的這種想法。這種吸引力不僅僅意味著商業成本的低廉，而更是體現為一種商業效率。如果一個生意人完全從效率的角度出發，中國當然是最佳選擇，因為在這裡除了生意你幾乎不用考慮別的問題。
學者當中也有一些人患上了這種政治上的懷鄉病。自從18世紀以來，「開明專制」一直是歐洲政治學中的一種思潮，但我對此並不認同。與民主制度相比，開明專制或許在效率上會更有優勢，民主制度實際上也不能幫我們解決所有問題。民主制或許沒那麼有效率，但如果考慮到人們的幸福感，我不得不說民主制會為此提供一個答案。回到剛剛我說的印度，那裡有不少窮人，但並不是都過得很不幸福。民主體制提供了那裡的人們選擇的自由。選擇何種生活，說出自己的心聲，甚至是想要生幾個孩子這樣的事都可以說是個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無疑提供了一個機會。所以說，人們對於中國模式的爭執其實是看問題角度的區別，是效率還是個人幸福。
我和中國的經濟學者樊綱曾經有過一個有趣的交流。他對我說，如果中國的發展模式延續現狀而不進行任何改變的話，中國至少需要經過兩代人的時間才能完全吸收佔總數90%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入工業部門，到那個時候，中國會擁有和現在的歐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結構，也就是說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農村工作。當然這個設想很美好，但是中國農村的人口需要等待五十年時間才能融入城市現代化的進程，換句話說，說農村人融入城市的情況其實並不理想。我想說的是，這是中國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但從另一面看，這也說明人們在關注經濟數據的同時忽視了對於農村地區和貧窮問題的關注。
關於經濟數據。不少中國人都在質疑統計數據的真實性，您如何看?
作為經濟學者，我知道數據的重要性。但數據並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比如，「人均GDP100美元」這個數據，假設它分別出現在印度和中國，那麼其對普通人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選擇親往一些比較偏僻、貧窮的地方，包括中國和印度的農村，瞭解當地人們生活的真實狀態，尤其是經濟生活之外的狀態。再重複一遍，數據在不同的地方其意義也不同。中國可能在理解貧窮的意義上還做得不夠。我們知道，在美國，甚至是紐約，也存在很多窮人，但貧窮在那裡的定義不是簡單的說，一個人買不起車就叫貧窮，而是可支配收入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這才叫貧窮。而當一個人處於貧窮的標準線之下，這就意味著他自動擁有了另一種權利，一種得到別人救助的權利。
當然，我只是做一些很個人化的思考，並沒有完整地研究中國問題的打算。但關於數據的可靠性問題，我還是有幾句話想分享。中國的經濟學家茅於軾說過，其實政府發布的數據也並非完全不可靠，關鍵在於如何解讀這些數據，包括通貨膨脹數據也是這樣。關於數據，茅是專家。一方面，政府會出臺相關的數據，另外一方面，人們會對經濟的情況有自我的體會。比如當蔬菜漲價了20%而政府宣稱漲價幅度只有 3%的時，數據已沒法掩蓋現實。現實的情況是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和難以預測使得商人們越來越希望在中國快速賺到一筆錢，隨後可能會將資本撤離。人們都很聰明，因此不會有大型、長期的資本進入中國。
来源: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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