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本質乃是官有制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了，「菩提本非樹」，世間本來就沒有什麼國有資產，談什麼國有資產流失呢？又談什麼國有資產保值與增值呢？
要知道，資源名義上可以國有，但因為交易費用的緣故，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行使所有權的。中石化是國有企業了，名義上它屬於13億中國人，但能夠讓13億人都來開會決定資產怎麼用、收益怎麼分嗎？不能的，因為那樣的話費用會高的得不償失。13億人擁有所有權等於人人都沒有所有權。可是，無主的資產租值要消散，於是國有資產就不能不委託給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來管理：要他們才有權決定資產怎麼用、收益怎麼分。
以經濟學的視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麼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實際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什麼國有企業，本質上乃是官有企業。倒不是說這些企業百分之百歸屬於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但主要歸屬於他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產權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權利束在人群中的實際配置，這種配置常常是非對稱分布的。
我們常常被名義迷惑了。其實名義的東西沒有那樣重要。你說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覺，給我生孩子，她事實上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國有企業的名義所迷惑，關鍵要看她在陪誰睡覺，給誰生孩子；或者，陪誰睡得多，為誰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嗎？中石化的利潤，你我分享了嗎？沒有吧。所以，虧損的時候，沒酒可喝需要補貼的時候，它才是我們的；盈利的時候，有酒可喝的時候，就是他們的了。
嚴格來講，國有企業只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才是比較名副其實地存在著。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沒有經濟自由，一切按計畫行事，個人不能擁有生產資料，連消費品也要憑票供給。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義上的國有資產才是可能比較名副其實地存在。其實，即使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國有資產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質。而一旦經濟開始了自由化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就向著私人產權的方向走了去，向著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千萬不要以為改革開放深入到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產權改革，要知道，整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就是產權改革的過程——全部的經濟改革，歸根結底體現在，也一定體現在產權的變革上。我們總講什麼國有資產流失，但我們沒有搞清楚國有資產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失的。我們以為只是在現在開始產權改革的時候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這是極端膚淺的看法。
如果市場條件下真有什麼國有資產的話，它能不流失嗎？一定要流失的。國有經濟裡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國有經濟的一切交易無可避免地帶有自定價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計畫經濟體制之下，不給當事人經濟自由，否則，國有資產注定是要流失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反覆強調國有企業的治理模式要回到計畫體制那裡去：企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按計畫生產，沒有自主經營權，政企也不分離。自然，多數處於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是要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國有股從經濟中退出來，而斷不是別的。
是巴澤爾的發現，任何的私產在邊際上都具有公產的性質。反過來更是確定無疑，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就我等老百姓來講，國有資產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麼關係嗎？沒有。國有資產流失呢，它跟我等還是沒有關係。說不定別人拿了去經營好了，多交一點稅，多吸納一點就業，倒不失為一件萬幸的事情呢！我們需要清楚：國有資產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夠保值增值的資產，已經不是國有資產了。
沒有私有制，就沒有法治、自由與民主
今天我們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來，我們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條件。條件之一，是私有產權。只有在產權私有的社會裏，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開來。
要知道，權利未經界定，在競爭下資源價值就會消散殆盡。這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公地悲劇」的含義。一塊草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便使用，那麼就會變成不毛之地。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資源都是如此，那麼結果就決不只是一窮二白，社會成員根本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權利是需要界定的。可以將權利附著在物上面，通過物的所有權來界定權利。資源是我的，那麼只有我可以使用並獲得相應的收益。別人可不可以使用並獲得相應的收益呢？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給我支付足夠的價格，或者你長得漂亮我白送你也可以。資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樣就必須要有論資排輩、等級制度等安排來界定權利了。
法治是要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產權界定權利，法治於是可以推行；以人權界定權利，法治就很難推行。經濟國有，法治是很難推行的。所以我們觀察到毛澤東和他那一代領導人不重視法治。據說，毛澤東曾經講：憲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們主要不靠它解決問題，我們靠開會做決議解決問題。不要說毛澤東和他那一代領導人不重視法治，這可是公有產權約束下必然的選擇。古代不是講究「刑不上大夫」嗎？「刑不上大夫」，不是不應該上大夫，而是人權不平等的社會裏，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事實上，在傳統社會，人權就是不平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寫照。人權不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的。
今天，我們知道自由寶貴。沒有自由，便不知道個人比較優勢之所在，經濟社會物質財富就會貧乏無比。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的重要含義之一。沒有自由，生命便失去意義。
可是，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同樣不可推行。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很可能帶來的是非生產性的競爭，而不是生產性的競爭；很可能帶來的是價值消散的競爭，而不是價值增值的競爭。那樣，人類根本就無法生存。這也是「公地悲劇」的含義。
如果資產被界定為私有，又有自主簽訂合約進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費用又不是太高，那麼經濟就一定有效率。這是科斯定理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反之，如果資產被界定為公有，那麼社會一定會內生出諸多限制，以減低競爭下的價值消散。公有制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擇業、論資排輩等等，正是避免價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在公有制下，是不可以給人們自由進行經濟決策的權利的。不然的話，貪污腐化，各種引起價值消散的競爭就會蜂起。
那些無知的人們，主張要用公有制加民主政治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只會帶來南轅北轍的後果，注定是要徹底失敗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城市郊區村民民主委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但農村老家的村民民主選舉卻平穩進行。這不是個人素質可以解釋的吧？
須知，雖然土地承包給了村民，但畢竟只是承包，還有集體所有的性質。在種地不怎麼賺錢的今天，地處偏遠山區的家鄉的那些土地和山坡是不值幾個錢的，因此公有資產幾近於無。但是城郊村鎮就不一樣了。不僅土地很值錢，其它一些公有資產同樣也價值不菲。
公產盛行，那麼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世界上沒有有租值存在而沒有人競爭攫取的。這就是為什麼城郊村鎮民主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的緣故。他們是在競爭那巨額的資產租值呢。我的老家，由於公有資產幾近於無，村官們根本就撈不到什麼大好處，無非是每年幾千塊的津貼收入。於是乎，年輕又能幹的人壓根就不願意做村官了。他們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忙於自己的活計，他們外出打工或者忙於自己活計的收入大大超過了做村官的收入。
歷久以來，我們總講自己有官本位傳統。但為什麼有官本位傳統呢？一定是因為公產盛行的緣故嘛，一定是因為私有產權沒有保障的緣故嘛。公產盛行，或者私有產權沒有保障，那麼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官本位就會流行開來。這裡我要講，公產盛行，或者私有產權沒有保障，那麼民主政治就要鬧出矛盾重重，不可開交。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卻不是沒有條件的。民主需要在權利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可以推行，公有制上是斷不可以搞民主政治的！
公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研究計畫經濟的文獻強調軟預算約束。不過在我看來，計畫經濟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救助體事後要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而是救助體根本就不知道誰是盈利的，誰是虧損的。
千萬不要自作聰明，認定那些有正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盈利的，有效率的，而那些負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虧損的，無效率的。科斯定理講得明白：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因此，私有產權也是價格的前提了。計畫經濟因為取消了私有產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價格。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成本，不知道收益，無法進行經濟核算。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盈利，不知道虧損，無法判定效率與否。不知誰盈利，誰虧損；不知誰有效率，誰無效率，這才是救助體事後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的根本原因，也即是計畫經濟體制軟預算約束的根本原因。計畫經濟體制的失敗不是別的失敗，而是沒有價格、沒有信息的失敗。
所以，價格決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干預的東西。市場經濟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市場經濟下有了價格，有了信息。儘管市場經濟下信息未必就是充分的，但到底有了價格，有了信息。是的，假如信息是完全的，那麼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就是等價的。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怎可以人為扭曲信息的表達和傳遞呢？而既然價格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干預的東西，那麼私有產權也就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就不是我們可以隨意破壞的東西。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怎可以不搞私有制呢？
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到處鼓吹「大公無私」的年代，「狠鬥私字一閃念」，一閃念都是不可以的。結果怎樣呢？人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貨物單一、短缺和憑票購買、排隊購買成為經濟中的日常風景。小的時候，我家是要養雞的，可是我沒有吃過雞蛋。雞蛋是要拿去換錢買鹽、火柴等日用品的。我吃的是鳥蛋。想吃蛋了，就上房去、上樹上抓鳥蛋吃。不搞私有制，「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後果何止是民不聊生，連鳥兒都要跟著遭殃。
馬克思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說來不容易相信，在私有制下其實是不可能有剝削的。
一個人應該得到多少收入，是由可能的替代性選擇來決定的。老闆之所以給你開3千塊而不是2千塊，是因為你在別處也能掙得3千塊。你之所以要花10%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錢，是因為別人按照10%的利率照樣可以把錢貸出去。你說這裡收入低，那得別處收入高才成。但既然別處高，你為何選此處呢？因此，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那麼任何人得到的就總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收益。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馬克思所說的剝削不可能發生。
沒有自由，才有剝削的可能性。那是說，剝削不可能存在於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下，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擁有擇業的自由。剝削倒可能存在於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下，因為在計畫經濟體制下人們不僅沒有擇業的自由，而且好些其它方面的自由也被剝脫。一般認為，奴隸制下奴隸受著奴隸主的盤剝，過著淒苦的人生。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國奴隸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生活淒慘；奴隸制在當時是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奴隸當時生活並不差，奴隸們並不支持廢除奴隸制。奴隸雖然沒有自由，可奴隸是私有財產呀，你見過主人在自己的桌子板凳上劃道子的沒有？奴隸難道不比桌子板凳值錢嗎？記不清誰說過，真正的奴隸制是人民公社，真正的奴隸是人民公社社員。值得思考呀！
剝削不可能發生在資本家處，倒可能出現在政府那裡，因為面對政府，你沒有替代選擇。
而且社會道德淪喪，坑矇拐騙盛行，也與產權得不到保障有關係。道理幾千年前孟子就講清楚了：「無恆產者無恆心。」產權得不到保障，人們勢必不關心長期，而要做一錘子買賣。
這正是：數不盡，公有制度罪惡纍纍；揭不完，共產主義謊話篇篇。還是茅於軾老先生說得好：過去，搞公有制是因為無知；現在，繼續搞就是無恥！讓我們一起炮打無恥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簡介】四川劍閣人，經濟學博士（後），浙江財經學院教授，遼寧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常微分方程穩定性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教育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