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共走到這樣一個節骨眼上，以前的模式行不通了，現在又趕上全民網際網路時代，全民參與推波助瀾，要求政治改革，墨守成規的中共不可避免要要步蘇共後塵，蘇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一旦中共失去權力，就是政治改革的開端，雖然晚了些時間，但只要遵行普世價值，和平轉型必然會取得成功，民主中國就會成為現實。
中共轉型，一種是和平的，一種是暴力的，無論哪一種都不是中共自我願意的主動選擇，而是在社會壓力和矛盾急劇衝突條件下的被動選擇。眼下，中共執政六十二載，面臨著最後一次這樣的選擇，前幾十年的社會矛盾爆發、民主運動，都是起到開啟民智、讓民眾認識到中共一黨專制的極端、腐敗和霸權的真面目，而真正要中共命的一定是如今的網際網路時代，網際網路時代完全把中共一黨的腐敗和無能、對社會的破壞一一展現，一覽無遺，中共領導層腐敗和無能，唯利是圖，草菅人命比比皆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法治和公平正義成為一句空話，全民道德嚴重下降，處處顯示出末代王朝的病症，中共政權隨時都會因社會矛盾爆發而分裂，權力會轉移到地方利益集團手中，而中共核心層勢必成為空殼，核心層人員將來不是受審判，就是外逃他國，可以說他們在中國毫無別的出路，最後一根稻草就會壓在他們身上，就像蘇共政權一樣不得翻身，直到解體。中共即將到來的末日證明了他們已錯過種種主動改良的機會，蘇共正是它的前車之鑒，蘇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這一定律是中共無法改變的。
中國進入網際網路時代，改變了民眾的政治表達方式，以前民眾政治表達，就像魏京生、胡平、陳子明、王軍濤等異見人士早期參與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結果就是各自付出了被打入另類和被送進監獄的慘重代價，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從來沒有被執政的中共准許過，即使一九八九年發生震驚中外的六四學潮，中共寧願動用國防軍血腥鎮壓也不願意開放黨禁和報禁，如今二十二年後依然如故。可是誰會想到網際網路進入中國十多年後，從精英人士使用的信箱、網頁發展到如今成為全民言說真相的利器，只要是城市居民，或者是稍微有一定經濟能力的農村居民，幾乎是家家戶戶都上網際網路，一個手機，就可以把整個國際網際網路串起來，真相在網際網路可以找到、無障礙傳播，真話和對中共政權的指責依然成為網民每天的怒吼。對中共各級官員腐敗和執政失敗的揭露，網際網路上比比皆是，中共政權完全被證明是失敗的執政，網際網路天天作證，這也是說明中共陷入自己深挖的陷阱，到了作繭自縛的時候。如果說中共失敗的原因，起碼包括網際網路努力對言禁的突破，還包括中共自上到下的自身腐敗，有這兩點，足以說明中共權力的終結就是早晚的事情。
微博時代，公民記者沖在建設民主中國的最前線
網路傳播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如今全民當記者的「微博」自媒體時代，是中國網際網路的最大風景，微博以強調即時性優先於博客。相比博客，微博降低了民眾表達意願的門檻，破天荒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階層的全國性公共領域。
中國網民截至六月份高達4.85億人，其中微博有近兩億用戶——幾乎相當於整個巴西的全國人口，換句話說，每一個微博用戶，都是一個記者，或是一個攝影師。因為「在微博上，每個人都是記者，都能發現並且傳播事情；只要有鏡頭，每個人同樣都可以是拍攝者」。自從微博興起，越來越多新聞的傳播途徑發生了轉變，由原來的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開始轉移，微博成為許多事件的「案發現場」，並由此散播開來。「人肉搜索」、「官員二奶」、「紅會糜爛」「微博打拐」、「解救流浪狗」還有更多「星聞艷照門」，幾乎都是在微博上發現並傳播，「翻牆」、「上牆」等新興詞語也開始因此流行。更有甚者，是對權力腐敗的揭露、監督和抨擊，比如溫州動車追尾導致兩百多人死傷的「7.23」事故，網民的監督和喧囂導致國務院調查組成員撤換，把其中的鐵道部官員「清理」出來。此外，由於網民的憤怒，高速發展的高鐵列車如今要把速度降下來。網民的憤怒還要求國務院負責官員張德江和鐵道部部長盛光祖下臺，只是網民的這一要求還沒有得到回應，網民們自然不會放過這一監督的機會，只要腐敗分子不下臺，網際網路上的「人肉搜索」就一刻也不會停息，社會輿論的壓力就會持續增加，直到他們下臺的那一天。
可官方對微博的應對，先是無動於衷，後是不知所措。早在2010年2月21日，網上傳聞胡錦濤以國家主席身份開「微博」，但這突發的消息後來發現無人證實，結果倒是全民喜歡微博，而領導人卻處處害怕微博，臺灣的領導人馬英九不但有推特（Twitter），還有facebook，可中共大陸國卻不見有一個中共政治局委員在微博上與網友互動。微博的天下，正是中國未來領導人的天下。中國社科院2009年12月出版的《社會藍皮書》中，微博被評價為「殺傷力最強的輿論載體」，並稱中國微博的一大特點就是「強烈關注時事」。由全民主導的「公民報導」，趕在傳統媒體報導和政府新聞發布的前面，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布第一手的信息，對突發事件進行「現場直播」。這將來很有可能成為建設民主中國、實行憲政的最重要力量。微博發言，人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政治生產、政治運作、政治參與、政治社會化的方式，使政治生活更民主、平等和自由。言論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與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利，言論自由又是可以對不願意發表的言論有「不說的自由」，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質，自由的表達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而限制言論自由，或者強制要求人們唱紅歌或對中共進行歌功頌德式的政治表達，都是對公民天賦人權的嚴重侵犯，公民有權爭取自己的天賦人權，包括用和平力量改變專制政治制度的權利。只要網際網路存在一天，中國網民的政治熱情就高漲一天，同時由於人數增多，制度轉型的成功率就隨之增大。
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網上拉票在行動
在新浪微博上，還有一批活躍網民就是人大代表的獨立參選人。2011年是全國各地人大換屆選舉年，五年一度，獨立參選人在網上發起「一人一票，選舉改變中國」，號召各地網民踴躍參政，由選票改變中國。四川成都公民李承鵬作為知名網友，宣布參選人民代表，引起全國轟動。2011年6月，江西新余市的獨立參選人、網友劉萍、李思華、魏忠平參選，並在微博上傳播，影響也很大，但因當地政府非法限制，劉萍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隨後的6月30日，北京一批律師前往江西新余支持獨立參選人劉萍，並準備幫助他們控告某些人涉嫌破壞選舉的罪行。但在調查活動中，律師和劉萍都遭到當地官員阻撓、圍攻和毆打，手機、攝像機等物品被搶奪毀壞。這些律師並沒有退卻，通過微博和新聞媒體的幫助公示天下。這些律師認為，作為法律人的律師，此刻更應該站出來，以自己的行動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聲援遭受打擊迫害的獨立參選人。
微博時代，不但利用獨立參選人拉票，還利於選舉知識的傳播，讓更多網民學會使用有關選舉法，通過選民聯名推薦候選人的方式參加人大代表的選舉。人大代表選舉是每一個公民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憲法權利，也是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可行方式，更能緩和官民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有效途徑。國家應當依法保障獨立參選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法打擊一切破壞選舉的行為。如今，在新浪微博上至少有一百多名獨立參選人站出來參選，比如廣州的公民劉云云決定以獨立無黨派公民的身份參加2011年舉行的廣州市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提出其選舉的目的是成為真正的人民代表，為支持他的人民說話。劉萍網友也是如此在微博上堅持：從公民變成訪民，又從訪民變成選民，始終保持理性，不想變成暴民。獨立參選人能否當選代表事小，但通過其公民行動，能夠喚醒公民意識、民主意識，激發選舉熱情，推動中國早日實現一人一票，通過一人一票，和平改變中國。
微博助選，粉絲組團加盟，律師參與，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又是非政府組織的最佳運作方式，這一群體的合作對政治選舉的結果造成了很大影響，同時官方對微博、推特的控制不力，全民微博對公民社會的建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旦訴求得不到滿足還會有更多公民的民眾參與，從而導致公民社會建設的速度加快，政府的控制就會越來越削弱，制度轉型的時機就要來到。
中共政權的不穩定從何而來
網際網路時代，中共政權的穩定似乎陷入一個毫無方向的怪圈。中共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就是擔心社會發生動盪或動亂，特彆強調發展經濟優先和「穩定壓倒一切」，可是中共自身的腐敗卻毫無穩定可言，特別是因制度原因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使房價、教育、醫療成為壓在民眾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鄧小平雖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同樣毫無辦法，鄧小平當年說：「少部分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他還說：「中國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中，也不會有穩定。」而沒有穩定，是不可能發展經濟的。鄧小平的擔心只是維持他手中的政權在他手中不出亂子，只要眼前的經濟發展，而不管下一任如何，更不敢開啟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沒有政治改革保障的，也是跛腳失衡的經濟發展，結果只是小部分人利用權力暴富，而大部分人無法分享社會財富，也不能得到公平正義。但今天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民眾對政治改革的需要更為迫切，這個時候社會轉型的時候就來得更快了。所以說，中共的制度必須做出改變，民眾的壓力也因此隨之增加，直到發生改變為止。
問題是，中共一黨專制制度的改變，可能與有些國家不同，有的國家是經濟發展不好的時候發生劇變——和平演變，制度得以改變。中國如今是世界經濟大國，又是東方文明的中心，輝煌的歷史讓所有人相信中國將重返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但因為對抗核心價值觀，結果就是死路一條。西方強國，還有一些穩定的國家，基本都是奉行普世價值觀及民主、自由、和平的制度，美國更不例外。可中國害怕普世價值，一方面要和平崛起，一方面又擔心西方所謂的「和平演變」。從歷史潮流看，普世價值是無法迴避的，和平轉型才是最大的和平，任何反對普世價值的大國遲早就喪失自身政權，當年的蘇共倒臺正是這一模式。有一種說法是，在1991年之前，沒有任何西方專家、學者、官員或政客預見到蘇聯解體正在迫近，沒有人預見到蘇聯共產黨、國有經濟體制和克里姆林宮對國內及東歐各國的掌控會輕易失去。當戈爾巴喬夫1985年接任蘇共最高領導人時，蘇聯內外環境並不比其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為惡劣。在內部，蘇聯GDP年均增長仍達到1.9%，國民收入增加2%，國內反對派早已銷聲匿跡。在外部，阿富汗戰爭的花費對於蘇聯只是「九牛一毛」，蘇聯人也清楚「星球大戰」計畫需要數十年才能實現。可歷史學家亞當？烏拉姆看得很清楚，他認為：「1985年，沒有哪個主要國家的政府能像蘇聯這樣，力量上如此穩定，政策路線又如此清晰。」蘇聯解體始於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對整個國家的「道德拷問」運動，他認為「一切都腐朽了，我們必須變革」。但當全體蘇聯人都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如此「腐朽」的社會中時，曾經維繫蘇聯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公信力迅速土崩瓦解，隨之帶來政治與經濟上的混亂。對於道德和真理的追求成為蘇聯人民推翻其政權的主要動力。
今天，中共走到這樣一個節骨眼上，以前的模式行不通了，而且現在又趕上全民網際網路時代，全民參與推波助瀾，要求政治改革，墨守成規的中共不可避免要要步蘇共後塵，蘇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今天。一旦中共失去權力，就是政治改革的開端，雖然晚了些時間，但只要遵行普世價值，和平轉型必然會取得成功，民主中國就會成為現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新世紀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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