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年輕時，讀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一篇小說，農民帕霍姆為了買到儘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因為買賣雙方約定從清晨到黃昏所能走過的土地都將屬於他，帕霍姆為此拼盡全力，最終力竭而死。這篇不長的小說如此結尾：「他的僕人撿起那把鐵掀，在地上挖了一個坑，把帕霍姆埋在了裡面。帕霍姆最後需要的土地只有從頭到腳六英尺那麼一小塊。」這一句有如晨鐘暮鼓，讓人心生無限感慨。
這篇小說有一個稍帶諷刺卻又意味深長的名字《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也同時提出了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多少土地才能讓他感到滿足和幸福？抑或一個人需要多少錢，多少錢才能讓他感到幸福和滿足？這個問題自被提出的那天起，便縈繞不去，糾結百年，然而從未有一個足以讓所有人信服的答案。顯而易見的是，在一個人、一個國家追逐財富的過程中，這個問題總是如期而至，無法迴避。而今日中國，我們的財富已經多到自己都無法計量，而整個社會各個階層卻普遍缺乏幸福感，舊問重提，更覺尖刻、急迫、咄咄逼人。
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以來，整個中國社會自上而下對財富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狂熱，然而「一切向錢看」的單一價值觀使得本該稱道的財富積累過程顯得那樣愚蠢短視，惡果明顯：為了錢，可以無規則、無道德、無底線。而更可怕和令人絕望的是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司空見慣。我仍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去溫州一個製造假藥的鄉村調研，我在地頭責問村長，「你知道那些假藥會害死人嗎？你還有點道德嗎？」村長用手指著身後一排整齊而高聳的民房，中氣十足地大聲對我說，「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讓我的鄉親們富起來。」
我無法去責難這個村長，甚至無法去評定他是對是錯，因為這個如今看來已近荒誕的故事，的的確確是三十多年間中國社會的財富邏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裹挾其中，成為其中參與或旁觀的一員。因此，我們秉持著「富有即是最大道德」的信條，注定在歷史中被痛抽耳光，一敗塗地。
這種財富觀蔓延到投資領域，通過各種不正當機會攫取的財富都會再以其他過火的方式進入市場，炒房炒綠豆炒大蒜，民眾一種複雜的心態通過這些現象微妙的折射出來，財富成為一種讓人們難以獲得平靜的東西。而我們生活的社會現狀如何呢？貧者生怨，富者不安。一如古老傳說展現的那樣，瘋長的財富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想像中的東西：幸福、歸屬感和尊嚴。
我們不無悲觀地看到：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當下的中國，對財富有那樣強烈的嚮往，也沒有哪個國家像當下的中國，財富與幸福之間存在著如此大的對立。貧窮注定無法得到幸福，然而，認為有足夠多的錢便能幸福的觀點也被證明是南轅北轍。中國人需要多少錢才能幸福－－已成為一個十足的偽命題。我們已到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幸福」這個命題的關口。
而讓人欣慰的是，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從不同角度開始加入這個思考，他們以各自的努力去破除之前「金錢萬能」留下的種種弊端。他們不再視金錢為第一準則，而是把它還原成覓得幸福的眾多途徑之一。在中國，這種努力雖微若星火，於時下近於逆耳之言，卻足以讓人心生鼓舞。
幸福不在於財富的多少，而在於財富的擁有者能否自覺節制慾望，不把過多的生活注意力浪費在錢上。托爾斯泰說：「慾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這些物質或精神富有的人總為我們指出人生真正的幸福之道。
一種健康合理的財富觀，需要社會各階層不斷地努力，從而以寸進之功，破除積重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