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磊生前留影
我是被這樣一條消息擊中的：「兩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見光明；兩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腎臟；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這些幸運，都來自一位因車禍去世的年僅22歲的湖北武漢大學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們相信，通過這樣的方式，兒子就還活著，一直活著……」
這個故事催促著我啟程。第二天，6月11日，我從北京到達武漢，試圖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聽說我的採訪要求後卻表現得很為難，這對夫婦並不想面對媒體，已經拒絕了所有採訪，甚至當獲取器官手術進行時有人帶著相機混入現場，閃光燈一閃，都被他們趕了出去。最後，我輾轉從這家人的親戚那裡要到了一個固定電話號碼。
他們生活在距離武漢150多公里的荊門市京山縣。我在兩場暴雨間短暫的空擋中到達京山，晚上8點，撥通了那部電話。
「沒什麼可說的，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平凡的事，請你們不要來打擾我們的生活！」父親張天銳接聽了電話，他嗓門很大，聲音聽上去有些憤怒。
我反覆地向他說明來意，但他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當我告訴他，我只比他的兒子大3歲時，他沉默了一陣。
我說：「別把我當成記者，就當成您兒子的同學吧。」
他摀住話筒，似乎是和身邊的妻子商量了幾句，然後，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那你過來吧。」
「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
我沒想到，眼前會出現這樣一對父母。
張天銳今年49歲，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舊背心，又黑又瘦，滿臉鬍渣，總是皺著眉，額頭上的皺紋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當我主動向他伸出手時，感覺像握著一塊粗糙的石頭。母親胡久紅48歲，是個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褲腿時，會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細，小兒麻痺症影響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來很慢，一腳高一腳低。
在一間門市房前，張天銳拉起卷帘門，神情木然地說：「這就是我們的家，所有的家當。」
事實上，這是一個30多平方米的鋪面，屋子被一個小木櫃象徵性地隔成兩半。外面半間幾乎被幾十桶髒乎乎的煤氣罐塞滿了，僅僅留出一條通道。屋裡到處是煤氣味。
張天銳在家中
裡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間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張天銳坐在一張可以半躺著的竹椅上，胡久紅拉過磚頭大小的木凳坐下來，我是客人，被讓到了僅剩的一張靠背椅上。
胡久紅垂著頭說：「家裡只有3張凳子，碗也不夠，所以兒子不大把朋友往屋裡帶，沒地方坐。」
這是一間小到毫無遮蔽的房間，除去一個淡綠色的冰箱和一臺100元錢買回來的二手彩電，再沒什麼像樣的家電。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沿著牆依次擺放。胡久紅扶住那張木製的小床，「原來兒子就睡在這，這麼大的孩子，從來沒自己住過一間房。」停頓了一下，她接著嘆氣道，「沒辦法，太困難了。」
就連這間簡陋的屋子也不是他們的財產，而是每月500元租來的。在他們的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的時候，這對夫婦就下崗了。除了力氣，他們再沒有什麼求生的本領。張天銳做起了搬運工，每爬上高樓換一個重達30公斤的煤氣罐，他能獲得5元報酬。而妻子因為殘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飯，幾乎沒有收入。
他們唯一的孩子名叫張磊，今年22歲。就在上個月，他剛剛結束在湖北中醫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護理專業的學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任務。這個家庭還欠著學校一年的學費——4800元。這筆錢，他們很快就要攢夠了。未來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頭，等交了錢拿到畢業證，張磊也許就將成為醫護行業中稀缺的男護士。
坐在他們瀰漫著煤氣味的家裡，張磊空蕩蕩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後。過去，張天銳每個月給兒子400元生活費，後來物價漲了，張磊的生活費也漲到了600元。對張家來說，這筆錢得攢上好一陣子，張天銳必須為此扛上120個煤氣罐。胡久紅從來沒有將這筆錢一次性匯出過，只能每10天給武漢的兒子寄出200元。
我問他們：「張磊抱怨過嗎？」
母親沉默地搖搖頭。父親卻盯著牆邊一輛鏽跡斑斑的手推車。每逢放假，張磊就推著小車去附近幫父親送氣。「他不像別個的兒子那麼聰明、讀書好，但就是蠻聽話也蠻老實。」張天銳慢慢地說。
胡久紅突然想起，就在幾個星期前，兒子在家裡一邊幫她洗衣，一邊憧憬：「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不管是好工作還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罈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飯時打算，如果有機會，就讓年輕人去南方闖闖，存夠了錢，可以回到這座縣城裡貸款買自己的房子。
「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
5月31日早上6點半，張天銳像每天一樣早早開始準備一天的活計。張磊也起床了，他剛剛結束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那天正準備去醫院取實習鑑定。
聽他醫院的同事說，張磊是個聽話的孩子，很受醫生老師們的喜歡。如無意外，那份鑑定應該寫得挺漂亮。張天銳也記得，兒子心情不錯，像往常一樣穿著T恤和短褲，7點鐘就出門了。
可已經開始送「氣罈子」的張天銳並不知道，張磊並沒有走出太遠。僅僅在離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被一輛農用汽車撞倒。據說，當時下著小雨，好心的路人撥打了120，又用雨傘遮住了已經失去意識的張磊。
20分鐘後，他被送往京山縣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事實上，那時除了頭上一點擦傷外，他的身體表面並沒有明顯的外傷。當張天銳和妻子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時，他們帶著家裡僅有的2000元現金趕往醫院。看過兒子，這對父母樂觀地相信，張磊幾天後就能轉去普通病房。
胡久紅決定在監護室外陪著兒子，讓丈夫回家看店。他們一天也不敢丟掉自己的小生意，無論是半夜12點，還是凌晨3點，餐館或早點鋪的老闆只要打一個電話，張天銳就必須馬上將煤氣罐送到。
可管床醫生袁以剛卻知道，他面對的這個「蠻年輕帥氣的小夥子」情況並不樂觀。在對大腦進行CT掃瞄後，他發現張磊的腦幹已經受到嚴重損傷。6月2日，病人呈瀰漫性腦腫脹，瞳孔變大。醫院決定迅速為他進行開顱手術，三四個小時後，手術結束，瞳孔縮小。但第二天，同樣的症狀再次出現。當晚，張磊已經無法進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機。25個小時後，醫生向家屬宣告：「從臨床上看，病人已經腦死亡。」
這對貧窮的夫婦從未有一刻想要放棄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裡的胡久紅拉著袁以剛的手，只機械地重複著同一句話：「醫生，救救我兒子吧，就算只是個植物人也好。」
那個年輕人躺在病床上，看起來就像是隨時要醒來的樣子。父母拉著他的手，哭著呼喚：「張磊，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年輕的女友程麗(化名)用手機在他耳邊播放了他們曾經一起唱過的《我想大聲告訴你》。
可是奇蹟並沒有出現，沒有一種聲音能將張磊喚醒。按照親戚們的指點，夫婦倆去菜市場買了一條野生河魚，然後在河水裡將魚放生。隨後，他們又將兒子的衣服褲子收好，請人帶去「收魂」。胡久紅感到，自己就像瘋了一樣，「只要能救兒子，我們什麼方法都不拒絕」。
他們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張磊還有心跳，怎麼就被宣告了「死亡」。醫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圍住他的病人家屬解釋腦死亡的含義：病人無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腦電靜止。
幾個小時後，這對夫婦終於接受了這絕望的現實，整個人癱倒在地上。
我沒敢再細問當時的情形。但屋裡的悲傷比煤氣味還要濃，張天銳用雙手摀住了臉，「孩子就是我們的希望啊，現在，希望變成了肥皂泡，什麼都沒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點，張天銳癱在病房前「動都不能動」，胡久紅被自己的姐姐攙扶著走進醫生辦公室。她小聲地向在場的醫生說出自己的決定：「兒子沒希望治好了，我們想把他的器官捐出來。」
這是個不大的縣城。一個當地人悄悄告訴我：「這裡很忌諱這個，要留個全屍，如果傳出去了，恐怕在當地連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紅還來不及考慮這些。醫生向她解釋「腦死亡」時，曾經提到國外的人對腦死亡的接受度比較高，很多腦死亡患者都進行了器官捐獻。那時，這個母親已經接近崩潰，但這句話卻好像突然給了她啟示。
在家裡，夫妻倆每天辛苦工作之餘，唯一的娛樂生活就是打開那臺100元的破電視。他們捨不得買機頂盒，便偷偷地將一條天線接出屋外。儘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臺和京山縣電視臺，可電視劇裡「捐眼角膜」的情節卻曾深深地打動過他們。
張磊被宣布「腦死亡」的那一晚，夫妻倆仍舊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親靠著醫院的白瓷磚牆壁，她站不穩，眼睛也哭壞了，連報紙上的字都看不清。
「當時什麼感覺都沒得，就是痛苦。」胡久紅呆坐在小板凳上，說到那個晚上，眼裡幾乎沒有了光。
她幻想著有人來救救兒子，大腦壞了，能再移植一個健康的大腦嗎？不能，當然不能。「我那時就想，醫院裡別人的孩子，也許肝壞了，腎壞了，他們也像張磊一樣，等人救啊。」
當胡久紅把捐獻器官的念頭提出來時，周圍的親戚們都沉默了，沒有人表示贊同。這個小個子女人一輩子都脾氣溫順，只有這一次，倔強得令人吃驚。「孩子是我生的，我有這個權利！」她不容分說。
如今，這對夫妻已經記不清，他們在這個念頭上究竟來來回回地掙紮了多久。兩人整夜抱頭痛哭，張天銳決定順從妻子的主意。「孩子燒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沒白來這世上一次。」他一邊說著，一邊起身從櫃子裡拿出張磊已被磨卷邊兒的學生證，讓我看上面的證件照。那是個相貌清秀的小夥子，正對著鏡頭微笑。
在整個縣城裡，這是第一宗遺體器官捐獻的案例。最初，醫護人員們甚至不知道捐獻該從何入手。一位泌尿科醫生主動提出，自己曾經在武漢參加過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訓，可以幫忙聯繫武漢市紅十字會。
6月5日上午11點10分，武漢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駱鋼強帶著3名醫生趕到京山縣城。
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監護室外見到張磊的父母。那時，胡久紅垂頭喪氣地坐在病房外發呆，「很可憐的樣子」，張天銳則躺在醫院的地上，「看起來已經筋疲力盡了」。這對匆匆做出決定的夫婦還不清楚自己即將面對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兒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獻。
胡久紅心裏想著，就捐對眼角膜吧。
可駱鋼強卻發現，年輕的張磊身體健康。他嘗試著提出，眼角膜、肝臟、腎臟和一部分皮膚都可以進行捐獻。
對於這名已經在紅十字會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員來說，「勸捐」絕不是輕鬆的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他會被憤怒的家屬連推帶搡攆出醫院，「你怎麼找到這裡的？滾！」
可眼前的夫妻倆，除了悲傷，反應很平靜。張天銳想了一會兒，問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捐一個器官和捐幾個器官的程序是一樣的，都要開刀。不過，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貢獻越大。好多人等著救命啊。」駱鋼強勸說道。
「總是捐，不如多捐些。」張天銳用勁地抹了一下眼淚，和妻子在早已準備好的器官捐獻協議書上顫顫抖抖地寫下了名字，同意進行無償捐獻。
張天銳、胡久紅夫婦在武漢遺體捐獻紀念碑前
「還有沒有什麼要求？」駱鋼強問。
「將來能告訴我們受捐的人在哪兒嗎？我們想知道孩子在哪裡活著。」張天銳問。
駱鋼強不得不讓這對父母失望了，原則上，捐獻者與受捐者之間應該「互盲」。張天銳失望地點點頭，「那算了，只要他們健康。」
當他們走出門外時，連日來也一直守候在醫院的親戚和張磊的同學都圍了上來。「捐什麼了？」有人問。
「眼角膜。」這對老實的夫婦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們說啊。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後走時能是一個整身子。」張天銳嘆了口氣。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他們的擔心並非多餘。張磊去世後，有人提著香蕉和蘋果來看望他們，卻問道：「捐獻器官是不是收錢了？」
張天銳感到，有人在背後戳他們的脊樑骨。也正因如此，他們拒絕了此前所有的採訪，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我去採訪的第一個晚上，他們把我引進屋，然後把大門緊緊地關上，同時反覆地叮囑我：「白天人太多，千萬別來找我們。」
決定放棄對張磊的治療時，講話一向粗聲大氣的父親站在病床邊哭了，「兒子，原來你要幫我去扛氣，我都不願意。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還活著。我把你養育一場，也值了。」
母親已經根本說不出話來，她緊緊抱住了兒子，用自己滿是淚水的臉頰貼緊了兒子的臉頰。這是他們之間的最後一次擁抱。
16點40分，管床醫生袁以剛拔除呼吸機，將「就像睡著了一樣」的張磊推進手術室。心電圖顯示，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為30多次。17點整，心電圖成為一條直線。張磊走了。
「我報答不了他什麼，只能盡力去幫助其他人。」
來自武漢市同濟醫院和湖北省人民醫院的3位醫生，從這個年輕的死者身上獲取了一對眼角膜、一對腎臟、一顆肝臟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膚。這些器官被分別包好，放在天藍色的冰桶裡。然後，他們就像對待一個剛剛結束手術的病人那樣，小心翼翼地為遺體進行縫合。
同在手術室裡配合這臺特殊手術的袁以剛還記得，醫護人員最後為這個年輕人穿上了他姑媽買來的白襯衫和西裝，筆挺筆挺的。這是張磊一生中第一次穿這麼正式的衣服。根據當地的習俗，家人還請醫護人員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細的帶子繫住了張磊的袖口、褲腰和褲腿。
當一切結束後，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尊重，3位醫生以及一名護士對遺體進行三鞠躬。
這個「必須比120還要快」的小團隊沒有在縣城多逗留一分鐘，他們帶著張磊生命的一部分，於6月5日夜裡11點到達武漢。
僅僅就在10多分鐘後，51歲的王榮(化名)成為第一個被推進手術室的病人。這個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經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醫院臥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來，除了稀飯和麵條她幾乎沒有吃過其他東西，體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卻被積水充滿，鼓了起來。她一度以為，「沒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榮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兩年，還有更多人，在漫長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當6月5日下午，這個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濟醫院參加配型時，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會出現這樣的轉機。配型結果顯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如今，當我在重症監護室裡見到她時，儘管她身體極其虛弱，但腹部的積水已經消失。曾經由於肝病而發黃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顏色。等到出院，這個整整一年都在挨餓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蓮藕排骨湯。
她是從醫生那裡聽說捐贈者是個22歲的小夥子的。我本來必須趴在她嘴邊才能勉強聽見她說話，但一提起這件事，她努力用雙肘將自己從病床上撐起來一點，用盡最大的力氣說：「我兒子今年也24歲了，我真感覺他的爸爸媽媽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我晃了晃手裡的相機，問她：「能給你拍張照片嗎？」
她點頭表示同意。當鏡頭對準她時，她笑得很燦爛，伸出左手，比了一個V字手勢。「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她說。
第二天凌晨，天還黑著，蓉蓉已經躺在湖北省人民醫院的手術室裡。這個去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只比張磊大3歲，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腎炎。
這個貧困的家庭不得不舉家搬遷到武漢治病，父母以賣菜為生。蓉蓉一直成績優秀，考入了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財會專業。可就在進入大學的那一年，她由腎炎轉為尿毒症，再也沒有排尿。此後，她每個星期要去醫院透析兩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針時留下的疤痕。
在發給我的簡訊裡，這個女孩說她喜歡穿時裝。可是她的媽媽告訴我，開始透析後，她就再也沒有穿過短袖上衣。
有時，她覺得熬不下去了，就問媽媽：「你為什麼要救我。我活著，我的親人都跟著一起受折磨。」她媽媽流著眼淚重複著這些話給我聽，「好多人都讓我放棄她，可那是我的女兒啊！」
幾乎就在撤走張磊呼吸機的同時，蓉蓉接到了前往醫院進行配型的通知。結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點半，蓉蓉握了握媽媽的手，然後被推進手術室。3個多小時後，醫生出來告訴焦急的母親：「手術很成功。」
幾天後，從網路新聞上看到對張磊的報導時，全家人才猜出這顆腎臟的來歷。蓉蓉媽媽的眼圈紅了：「做父母哪個不曉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媽好偉大，救了好多人吶！」
緊接著，又有一名30多歲的尿毒症患者進入手術室。4個小時後，他成功換腎。現在，他已經可以擺脫透析機了。
等到時鐘指針轉動到6月6日早上8點，右眼幾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濟醫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術。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經潰爛、穿孔。因為只有一隻眼睛有視力，她常常撞在牆上摔倒。為了今天的這隻角膜，她已經足足等待了5年。兩個小時的手術結束後，就在當天，她發現自己的視力恢復到0.5，「能看見桌子和樹了」。
與其他受捐者一樣，她也不知道捐贈者的信息。「只聽說他很年輕，真的謝謝他，謝謝他的家人。」她曾經向媒體表示，自己和妹妹也願意捐獻器官。「如果不是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輩子都看不見。我報答不了他什麼，只能盡力去幫助其他人。」
張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濟醫院眼庫內一臺綠色的冰箱裡。醫生說，過不了多長時間，這片年輕的角膜就將帶給另一個病人以光明。
「我會好好賺錢，照顧你，照顧爸爸媽媽。」
6月5日傍晚，獲取器官的手術剛剛結束，為了避免熟人看到，幾個親戚快跑著把被白布單裹好的張磊運進醫院樓下的殯儀館車裡。第二天，張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墳，他的背後是一片松樹林，面前種著高粱和西瓜。
回到縣城，胡久紅必須不停地幹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閑不下來，這樣就不會想到已經離開的兒子。「心情就像現在的下雨天一樣，冰冰涼涼。」她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
有時，她在擦地，恍惚覺得兒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說說話，就像他還沒走，只是我摸不著他。」甚至現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別人一家三口說說笑笑地經過，心裏也疼。
這些年，這對夫婦一直在為生計發愁。京山縣已經有一些住宅區安了天然氣，眼看著，送煤氣罐這個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們也想過帶張磊出去旅遊，可是沒有時間，更沒有錢。他們窘迫地回憶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問：「張磊有什麼愛好嗎？」
父親說：「有時願意看看小說。」
母親卻反駁：「沒有，啥時候看過小說。」然後，兩個人各自別過頭去。
張磊的書本和衣服，已經全部「燒」給他了。根據當地風俗，後輩沒結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盡孝於父母，家裡不設靈堂。
胡久紅費力地跪在已經裂縫的瓷磚上，從床底拉出了一個小木箱，取出一個被黑色塑料袋層層包住的小包裹，裡面放著張磊生前僅有的5張照片。這是一個白淨秀氣的小夥子，喜歡穿白色的襯衫，在鏡頭前，總是笑呵呵的。
我問他們：「後悔捐獻嗎？」
「捐了，起碼還能讓孩子的一部分繼續活著。」張天銳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陣，又低聲說：「但孩子死得慘，死了之後還要開膛破肚，叫誰也是難受的。」
他決定出去透透氣。胡久紅離我坐得更近了一點，壓低了聲音說：「我整夜整夜睡不著，閉上眼睛就看見兒子的臉。」她向丈夫的方向張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擔心，不敢和他說。」
6月15日，夫妻倆來到位於武漢市石門峰陵園的武漢遺體捐獻者紀念碑前，「張磊」是這塊灰色石碑上的第385個名字。他們蹲下身去，輕輕地摸了摸那兩個字。
半年前，張磊在京山結識了小他兩歲的女友程麗。比起為生存忙碌的張磊父母，程麗似乎更瞭解這個年輕人：他心地好，說起話來總是細聲細氣的。他喜歡聽陳奕迅的歌，喜歡玩「魔獸」，有時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總是「很有感染力」，在KTV裡，這兩個年輕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為裡面的歌詞寫道，「如果我愛上你的笑容，要怎麼收藏，怎麼擁有……」
像很多戀愛中的年輕人一樣，程麗喜歡幻想自己未來的家，比如，「結婚照要掛在哪面牆上」，「書櫃要什麼樣式的」。張磊總是笑著聽，並向年輕的戀人保證：「我會好好賺錢，照顧你，照顧爸爸媽媽。」
一切都已經計畫好了。等到張磊的工作穩定下來，他們就去兩家見雙方父母，定下婚期。
「總之，跟他在一起，怎麼樣都好。」這個剛剛20歲的女孩羞澀地笑了笑，眼角卻依舊掛著憂傷。
2011年5月31日早上7點，22歲的張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門，他拿起手機，打電話給程麗，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遲到。他們正在電話裡開心地聊著，程麗突然聽到一聲悶響，手機裡再也沒聲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