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一個什麼都不信的人，為此我無比自豪。
最早我跟所有生長在紅旗下的人，最信共產黨，左耳朵聽信「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右耳朵聽信「東方紅太陽，中國毛澤東，共產黨解放全人類」，我們窮得缺少衣服穿，身上跑蝨子，卻還相信美國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等待我們紅色青年──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解放。
讀大學的時候，看了日本影片《追捕》和美國影片《未來世界》，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車水馬龍燈光如星的視角衝擊後，恍然醒悟：原來資本主義國家如此富裕，我們受騙了。從此之後，我牢記了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一句話：「我思，故我在。」馬克思告訴他女兒的座右銘「懷疑一切」，也成了我的座右銘。
大學畢業之後，我在多個學校裡教過書，教過少年，教過成年人，教過軍官，我在他們面前指點毛澤東、解剖鄧小平，所有世人知道的名人、偉人，我無一不批判，就連當時被人認為不容置疑的「辯證法」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我這裡也啥也不是。看著男女老少對25歲的我的敬佩目光，我悠然飄然。
時光一晃到了1989年，我過了30歲，6月4日上午一直黑屏的電視機顯出白字：天安門廣場發生反革命暴亂。我當時正蹲著給孩子在澡盆裡洗澡，我丟下手中毛巾，憤怒地說：「可鄙，居然這樣搞計畫生育！」妻子看著我，一頭霧水。接下來演講：六四學生愛國無罪，鎮壓犯罪，共產黨必須有領導地放棄領導權。
此後，中共教科書和報刊、影視裡的一切在眼中都成了「天安門廣場發生反革命暴亂」之類的思想政治宣傳，歷史、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凡經過中宣部審查的一切書，我都要用我的頭腦重新審視，認定那些審稿者都是政治白痴。同時我涉及以往很少涉獵的傳統文化，周易、八卦、算命、氣功，凡是共產黨說不好的，我都要一一接觸，凡是黨員教授、編輯叫好的書，我都要找出不好來。
我走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牢籠，回到了法國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的批判時代。我成了1990年代的新批判主義者，以笛卡爾和馬克思的名言去挑戰中共山寨部落酋邦裡的一切思想觀念，所有時髦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氣功，我主動接觸，很快批判，以我所謂的「揚棄」給予明確的否定，否定中功、香功，拒絕法輪功。我全然一個中國1990年代的馬克思的做派，中宣部出版界拒絕我。
同時我「下海」經商，漂流7年後，在法輪功被鎮壓的第二月因為家庭問題「上岸」。回家被新聞聯播每天對法輪功的信息轟炸，震出了好奇心。我找了本《轉法輪》，用我向學生傳授的快速瀏覽法半小時瀏覽完畢，得出結論：「樸素唯物主義，共產黨居然當成邪教批判，江澤民是個神經病」。六年後我在網上碰到法輪功學員講大法好，我說「別跟我說這些，我什麼都不信！」。我當時是個無神論者，充滿著得意：「共產黨，法輪功都不在我眼裡」。我敬重信仰宗教的高中學歷以下的人，他們通過信太上老君、如來佛和耶穌抑制住了共產主義對頭腦的強暴。但我認為，我可以教當今50%的大學教授真正的歷史和哲學，我可以把所有流行的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思想觀點逐一批判，什麼都不如我的頭腦。
我生來髮際很高，10幾歲時就有人對我說：「小子，少用點腦筋，否則你30歲不到就可能禿頂，沒有女人肯嫁你。」而我卻反過來聽，世上唯有我聰明，牛頓、愛因斯坦都不及我，一輩子用腦還禿不了頂。至於女人，我當時根本沒想。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頭腦裡沒有聖賢，沒有經典，男人和女人最終都是蛋白質。
2004年基督教的三自教會、天主教會、家庭教會，伊斯蘭的巴哈伊教都一一給我傳他們的福音，我一一婉拒，以不信仰任何宗教為榮耀。有位從美國回國的留學生跟我說，作為人，你總得信點什麼吧？我說我信仰良知。他跟我說：王陽明也信良知，但他的良知從儒家的天和天命中來，你的良知哪裡來？
他笑瞇瞇地輕聲細語，讓我無語，極度沉思後得出結論：我其實一直信共產黨，頭罩無神論的籠子。我的知識哪裡來的，共產黨學校給我的，我反叛共產黨的知識哪裡來的，黨的出版社給我的。我唱的歌曲、看的戲劇、影視，都主要是中共黨員創作，唱片製作公司、影視公司提供的。《英雄兒女》有共產黨的政治，《籬笆牆的影子》有共產黨的騷情。別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還回去；罵我一句，我有10句話等著他回敬他。說白了，我不過是共產黨黨文化造就出來的民主自由的鬥士。張良有選擇跟黃石公修道的自由，別人好意給我傳播宗教信仰，我卻用共產黨給我的知識抵擋，沒有空杯的心態和能力。這樣的我，良知哪裡來？
10幾年前我曾經大戰跟我講傳統道德的佛教徒，說：正是你們對共產黨講慈悲，才有今日共產黨的專制；7年前我指責大陸的以蔣青為代表的新儒家：你們在跟共產黨搞新專制，阻止中國民主總也來不了，你們正在成為專制的幫凶。
這就是曾經什麼都不信的我。今天我終於知道，什麼都不信，是共產黨設計的陷阱。什麼都不信，必信共產黨的權：以中共為神，或者掘中國人的文化祖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