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共黨為患的慘烈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為」，已可見其為禍之烈於一斑。
闖獻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為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為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眞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闖獻，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為「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闖獻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為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闖獻，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瞭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記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
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Simon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砲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史太林：
「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史達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眞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史達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託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闖獻雖凶殘而尚能表裡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為」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