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宣傳部舉辦了「精忠報黨」的講座。看來，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能區分「中共」和「中國」的時刻，這個黨乾脆就脫光衣裳裸奔上課來了，想直接摟抱大學生。這跟父輩所受「要做黨的馴服工具」、「把一切獻給黨」的洗腦，跟我所受「黨的需要就是我的自願」的灌輸如出一轍。常聽人說，見過臉厚的，沒見過這麼臉厚的。過去一直以為爛娼最臉厚，現在知道還不是。
一、共產黨最初以創建新中國的名義誘騙民國學生。
這個黨問世之際，就以「人民」和「民主」為幌子騙人，以革命黨形象出現中華民國，在江西歲月的共匪時代沒多少學生理會。《紅星照耀中國》發表之後，許多中學生、大學生，因為嚮往自由民主和婚戀叛逆等原因，例如胡喬木、丁玲、艾思奇、胡耀邦、萬里等人，他們不滿國民黨和蔣介石，卻也有基本的政治倫理，不幸被誘騙到延安蘇區（抗戰時期的邊區），步入反傳統的邪道和反人類的魔路，成為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亂黨分子和禍國魔怪。民國學生到了延安，在整風等運動中被迫清除了原有的政治倫理，被抗大和魯藝洗腦後，成為革命魔術師。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開始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皮衣，此前此後，解放軍攜荷槍實彈進入民國政府帶不走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伴隨著土改與鎮反、公社化與大躍進、四清與文革、撥亂反正與反自由化、六四鎮壓與迫害法輪功等運動，中華民國遺留在大陸的教授、講師被裹脅和改造，通過郭沫若、楊獻珍、胡喬木、丁玲、艾思奇等筆桿子引領，開始跟隨黨員教師培養愛共產黨、愛社會主義國家的感情，並以此誘騙和教導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年級的學生。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中，學生把中共跟中國基本混在一起。
二、中共六四血案以後以中華復興誘騙學生逐漸失靈。
1989年由4月開始的「反官倒，要民主」的學潮，被敏感的中共借鄧小平、王震們的權力慾望用軍隊強力鎮壓。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培育的何新一代「文革」後的新三屆大學生文人，將紅衛兵的反封反資反修的鬥爭思維，轉換為「中國人可以說不」的所謂中華復興運動，以「溫飽權、生存權、發展權即中國人的人權」的觀點，取代階級鬥爭觀點，作為中共鬥爭的新武器，反對歐美主導的人權價值觀維繫的聯合國公民世界秩序。何新曾經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2000年之後，改信新國家主義，即黨政府主義。這套思想為「發展就是硬道理」的GDP追求服務，杜撰了所謂「外部勢力利用學生來搞亂中國社會」的意圖，引領90後的中共酋邦的大學生成為利己主義和愛國（黨）主義混合的「務實主義」者。
2000年以後到今年這12年，中共政府追求GDP的中華復興魔術逐漸失靈。原因很簡單，所謂改革開放以圈地搞開發區和優惠政策，以掠奪性開發自然資源和廉價使用國民勞力，導致「黨富民窮」，200萬零50個百萬以上的富翁（婆）依靠著黨政官員的權力掠奪致富，大學教育甚至成了產業，堂而皇之通過高考制度壟斷高等教育，以買賣文憑為實質，批量生產大學生和研究生。大學教育不再是毛鄧時代的低學費和包分配，基本成了家長出錢。毛鄧時代因為低學費和包分配，大學生是作為黨的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的精英培養的，父母付錢很少，那時候宣傳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在感覺上（非道理上）還能矇騙到人。但現在的大學生，無論城鄉，都因為教育產業化而必須付出較毛鄧時代高昂百倍以上的費用，父母為此借債、賣身做二奶、賣淫做妓女，在這個過程中操勞、傷病、蒼老，而共產黨的官員則「革命小酒天天醉，渴壞黨風喝壞胃」。所以網上有80後出生的大學生跟貼說：「我只知道是我父母辛苦賺錢供我上大學的，跟黨無關。」
三、中共大學是黨的，主要使命就是傷殘學生，培育鬥士。
中共大學與歐美及日韓臺港等學校有本質區別。歐美學校是公民社會的事業。例如美國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都受教育學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教育理念的影響，杜威思想不屬於任何黨，不為任何政府服務，只依據民主憲政中美國公民精神的需要，培育學生的社會生活和終身學習的能力。美國學生在這種純粹國家發展需要下的紐約、哈佛、麻省等大學畢業，大多數都心智健全，能躋身中產階級，愛美國發自內心。日韓臺港等學校也是超黨派的自然發展。中國共產黨則從頭到尾都以搶奪和維護權力為核心，口號一開始是國際主義和保衛蘇聯，整個抗日戰爭都不以中華民國為國家，毛澤東明令軍隊將領虛情假意，以國際共產主義為事業，即：將解放（奴役）世界的紅旗插遍全球。鄧小平時代到胡錦濤今天，依然拒絕民主憲政和公民社會，為極權專制以黨委嚴控學校。
無論過去為了所謂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還是現在所謂中華復興的黨富民窮，各校支部、黨委的主要使命就是以他國階級對立、我國敵我對立的念想，扭曲學生的思想意識，使其人格萎縮，心智上好鬥，無法無天，只服從黨的強權，以嫉賢才恨強者「踩人上升」的方式愛「黨和政府」。學校恬不知恥地向學生灌輸他們上大學和領獎學金或困難補助是多虧了黨，要他們努力報答。而今大學生往往通過多種途徑和切身體會知道中共的若幹錯誤，但還是很多的歷史和現實的罪過被刻意以隱瞞事實，或破壞邏輯思維，不讓知道。這就使學生閱讀人文知識的文章，會情不自禁地以自己頭腦裡的意識形態篩子（簡稱「腦篩」）去挑毛病。
比如有人讀《黨政府其實早已垮臺》，不理會標題的立論，將「他舅舅的女婿的爸爸是政治局常委李克強」這句話，斬頭去尾、斷章取義地抽出來，說：「事實上，李克強只有一個女兒，還沒結婚呢。」當被指出沒有論證過程，應該給予論證後，沒有感謝和補充，而是繼續戰鬥，問：「事實上，歐巴馬有兩個女兒，都還沒結婚呢……這句話也需要什麼‘論證過程’麼？」他指出了一個他認為的事實，不知道如何論證，卻沒有坦承和請教。還繼續死咬「李克強」這句話需要仔細的「論證」，「大家」才相信。他不信，卻說是「大家」，不經意就顯露了「黨代表」的思維方式。該讀者不知道，他關於李克強這句話的異議，是反駁論證中的一個事例，有沒有或對不對，不影響「黨政府其實早已垮臺」論點的成立。這位讀者既然關注文章的細節，予以反駁，理應說清楚。說清楚了，我會感謝他和引用他的材料。這位讀者如果受過高中以上的數理化學習訓練，還記得高中語文中有關證明和駁論方面的知識，理應不會犯這種錯誤的。但黨政府的學校培養的人，喜歡黨同伐異，閱讀中非友即敵，不願意理性互動，往往會隨心所欲地戰鬥。
四、學生在戰鬥中亡國成獸，中共最後就直接要求報它了。
中共控制著全國所有的資源，用運用媒體宣傳這些資源來裝飾、美化自己，這種事情凸現它的亂黨邪教魔怪本質。國早已滅亡了，只剩下「精忠報黨」。中共長久地將黨國混淆，以「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借官員、軍警、老師的力量將學生一批又一批地培育得口口聲聲說「黨和政府」。共工部落的人說「中國」，首先是中共這個黨，其次是這個黨的政府，或者毛政府、劉政府、周政府、華政府、趙政府、朱政府、溫政府，等等，從來就沒有美國或臺灣憲法裡規定的公民（國民）權利落實了的國家。中共酋邦裡的人，各為學生時期念想中的黨政府而戰鬥，戀毛、戀周、戀華、戀趙、戀朱、戀溫，各自憑感覺互掐，都丟失了法律國家。
中國共產黨無法無天，以紅頭文件治「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徒有虛名，實際上只是它以「中國」名義迫害人民、毀滅人性，以「黨性」變人為獸為魔的政治機器，於是中國人「命中注定」成了它這部「制獸機」或者「造魔機」上的螺絲釘或部件。這個黨不僅噁心，尤其荒唐。它通過黨文化洗腦液，讓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和列寧的共產黨專政理論撥弄腦袋：永遠以為以前荒唐，看不見現在的人的新荒唐。例如現在覺得相信大躍進時期畝產十萬斤很荒唐，卻不以為這20多年持續兩位數到8%以上的GDP統計數字荒唐；知道嘲笑當時以為毛澤東死了中國就塌了天，現在會煩躁不安地去思慮「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卻不覺得可笑。這個黨竭盡全力地讓我們成為報紙、電視、廣播操控的獨眼龍、單隻耳，通過政治運動的打壓改造我們的思想，破壞我們的邏輯思維，讓我們成了《讓子彈飛》電影中的「鵝城人」：黨性操控的人格萎縮、精神殘缺的奴隸。
在黨中國沒受過很好學校教育的人，例如高智晟、楊佳、鄧玉嬌等，較多地有質樸的善良，能明辨是非、好壞。但張召忠、姜瑜之類男女，從小學一路由好學生走到本科生、研究生，成為研究員、發言人，就不知羞恥地玩鬼把戲和說鬼話，糟蹋地球上最珍貴的身體，害了今生甚至永遠，心中不再有兒時和姑娘時的廉恥觀念。黨只要給了紅頭文件或指令，他就昨天敬愛趙紫陽，今天罵他反黨，不覺得做人有問題。中共學校裡的好學生，一旦成為官員、軍警和老師，遠不如黑手黨徒有情有義。美國《教父》裡受過高等教育的邁克爾準備當教授，卻由於父親被仇殺成了黑手黨教父，他殺人越貨，最終還是謀求順應法制走向合法化。但酋邦國的中共永遠讓黨的權力凌駕與法制之上，最終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成了它的皮殼。大學生正日漸脫黨，所以它就不管不顧地直接要求他們「報黨」。
由此可知，學生在中共領導下，真正愛黨就是讓國家消亡。女外交官姜瑜暗示對外國記者：法律只是黨極權亡國的玩具，是黨維權的盾牌，懲治人的長矛。
結論：誰愛黨誰亡國。推論：真正愛國，具體表現就是先清除中共，學習臺灣，回歸國泰民安、安居樂業的中華正道傳統後，引進自由民主憲政。愛國就是不認同中共的存在，從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裡，將它的各式各樣的組織都統統地驅趕出來。它是肯定不干的，會守衛森嚴地以軍警來阻止。而上蒼給予我們的智慧則是：退一步海闊天空！「三退」黨團隊，讓軍警棄共，重建中華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