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3日造反派縱火燒燬孔廟文物
突然想到五十年代北京發生的那場拆城牆爭論。鬥爭可謂激烈。力主不拆城牆的梁思成為此橫遭批判。毛澤東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他又提出:「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在這一號召下，北京帶頭，全國刮起了拆城牆風。山西從太原起，100多個縣的城牆，除了平遙的城牆由於熱心人士上下奔波，得以倖存外，其餘都一掃而光，幾千年的古建築藝術，化為烏有。誰敢不拆？這是「政治問題」。
也就是在此前後，全國還掀起了挖墳掘墓高潮。起源於1955年末到1956年2月。據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陳修良回憶，這期間毛澤東和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江華憑欄遠眺，看到孤山一帶有許多名人墳塚，毛說：「西湖邊的墳墓太多了，這些墳墓可以拆遷一下，埋到郊區去，讓死人也過集體生活不好嗎？」江華立即照辦。1956年2月21日，拆墓運動開始，但是到3月1日又突然中斷，原因是拆墓運動受到了當時的中國民主黨派的強烈反對，周恩來電示浙江，停止拆墓，同時還修復了12座名人墓。
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把農民土地歸於集體。個人墓地被攤平歸公，許多廟宇、祠堂業被拆毀。把拆下來的葬磚、廟宇磚，用來給活人蓋了房子。
筆者祖籍太谷胡村，1950年我離村時，還有廟宇14處（關帝廟4處；呂祖廟、胡爺廟、魁星閣、觀音廟、龍王廟、真武廟（亦稱紫微觀）、聖安寺（大寺）、五道廟各一處；三官廟2處）、白、胡、楊、柳氏祠堂4座，戲臺三座，絕大部分是明清建築，其中具有珍貴文物價值的有宋代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96年）的聖安寺、金代大德7年（公元1278年）的紫微觀各一座，此類建築，留到現在，都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1958大躍進運動統統拆為平地。
據雍正版太谷縣誌記載，太谷全縣在雍正年間有唐代建築1座、宋代建築11座、元代建築20座、金代建築27座、明代建築6座、建築年代不明的1座（大佛山天寧寺）、清代康熙年間建築3坐（該《縣誌》截止於雍正年間）。這些廟宇建築到1949年解放前夕，基本上還都存在（參見光緒版《太谷縣誌》），當時全縣各村還有50多座祠堂。但到1993年新出版的太谷縣誌記載，全縣僅殘存有無邊寺（西晉）、安禪寺（宋）、廣化寺（宋）、淨信寺（唐）、園智寺（明）五座。而其中安禪寺早已改建為小學校，祠堂已一無所有。其中縣城資福寺建於金大定25年（1189年），寺中藏經樓被遷移到太原迎澤公園，得以保存至今，但擺在那裡不倫不類。
1964年，胡喬木在杭州休養寫了一首詩，題目是《沁園春．杭州感事》，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並親筆修改，還加了旁批，發於《人民日報》。胡喬木的這首詞中寫道：
「算繁華千載，長埋碧血，工農此際，初試鋒芒。土偶欺山，妖骸禍水，西子羞污半面妝，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堂！」
大名鼎鼎的黨內秀才，大文人，大知識份子，不是不懂保護文物古蹟的重要性，竟然迎合毛澤東的意圖，在詞中把西湖的一些古蹟說成是「妖骸禍水」、「西子羞污半面妝」，他要「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堂。」他在詞後附致《人民日報》的信中說：
「內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但國內至今廟墳尚如此之多，毒害群眾，亦覺需加撻伐。令人高興的是，杭州孤山一帶成堆的墳墓，經過廣大群眾熱烈討論和領導決定，已經在12月2日分別情況遷移和平毀。西湖風景區內各種反動的、封建的、迷信的、毫無保存價值的建築和陳設，也正在有計畫地清理和改造。詞中的一些話現在對於杭州基本上已經不適用了。」
毛澤東看了這首詞和這封信後批道：
「杭州及別處，行近郊原，處處與鬼為鄰。幾百年猶難掃盡。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故不宜加上那個說明（指胡給人民日報的信）。
同年12月2日，胡喬木致信毛澤東：「……（浙江）省委決定對西湖風景區進行改造，《浙江上日報》己登了十幾篇讀者來信，要求風景區也要破舊立新，徹底整頓，把蘇小小墓等毒害群眾的東西加以清理……」。後毛在該信加上旁批：
「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己。」引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231-234頁）此時，被拆了墳墓的古今名人中包括了許多歷朝歷代的名人，如宋朝名妓蘇小小，辛亥革命的先驅秋瑾女士等。還有西湖邊的「八十八師淞滬戰役紀念碑」、雲棲寺蓮池大師塔等。從古到今，從文人墨客到烈士先驅，從佛教宗師到街巷勾欄，一掃而光。
正如毛澤東所說，那「這只是一個開始」。兩年之後的1966年文革破「四舊」中，開始了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破壞文物古蹟行動。僅以太原為例，全市有190處廟宇古蹟。除10餘處被批准保留外，其餘通通毀掉。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蹟一天之內全部摧毀。山西每個縣城，都有一個文廟，一個武廟（關帝廟），還有一個城隍廟。經過「文革」破「四舊」，基本上都毀掉了。榆次文廟，原來被榆次二中佔領，太谷文廟，被做了糧食供應部。改革開放後，又花巨資重新修復。傳統戲「蘇三起解」被唱了幾百年。當年關押蘇三的監獄，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監獄。蘇三案情的檔案也一直保存著，但在「文」中統統被毀。現在重新修復，卻已不是明代原汁原味了。
如果說，死人不能埋在西子湖畔的話，那麼，把屍體放在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前，供人參觀就好麼？據我看那是大大的不雅。最近看到某「左」網，對於那些動議把毛澤東屍體遷離天安門前的議論，聲嘶力竭、如喪考妣、破口大罵的舉動時，感到可笑。從1958年的挖墳掘墓，到文革期間的砸廟神，可愛的「左」先生們，那哪裡去了？
要知道，保留毛澤東的屍體，是絕對不合毛澤東意願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央工作會議上，發出了《倡議實行火葬》的書面號召。1956年4月27日，毛澤東在上面簽了自己的名字。倡議書上第一個簽名的是毛澤東。按照簽名順序，簽名的還有朱德、彭德懷、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董必武、鄧小平等136人。陳雲是1959年補簽的。以後增加到150多人。
50年後年，民政部舉行了一個「紀念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簽名倡導火葬五十週年座談會」李學舉部長在會上講話說;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紀念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簽名倡導火葬五十週年。五十年前的今天，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151位黨和國家高級幹部簽名倡導身後實行火葬。正是這一不朽的簽名活動，使中華民族衝破了幾千年的土葬習俗，拉開了中國殯葬改革的帷幕，對我國的移風易俗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既然自己簽名帶動了全國的殯葬改革，就應當遵守諾言，不折不扣火化。拆廟毀神、挖別人的墳墓時，堅決徹底，毫不手軟。處理本人後事時，則違背死者生前的諾言。儘管毛澤東自己的後事是別人辦的，但是這些辦事人為什麼不看看毛澤東生前的言行，履行毛自己的承諾呢？一個執政黨，應當言必信，行必果，取信於民。否則如何說服別人？
五十年後的今天，回首往事，人們會覺得當時的做法幼稚、荒唐、野蠻，甚至是愚蠢。古人修廟、建祠堂，有幾鍾情況：一是信仰，你可以信基督、釋迦摩尼，我就不能信玉皇大帝？這是一種精神寄託，為什麼不允許？你能砸了地面上的廟，能砸了我心中的廟嗎？二是對古代英雄偉人的崇拜，關岳廟、夫子廟、諸葛亮廟……皆是如此；三是教化的需要，城隍廟、閻王殿，就是為教育人心向善和作好事的，請到榆次城隍廟和縣衙看看那些對聯，比我們的政治說教要生動活潑的多；四是對自己祖先的紀念，各姓的祠堂就是如此，你可以宣傳無神論，但不能用行政命令禁止人們信仰神祇，更不能動用專政工具取締。如果這樣做，人們不僅要問，毛澤東死了，為什麼要在天安門前修個紀念堂？各地為什麼要修烈士陵園？難道只有這些人可以紀念、尊敬，而古代的英雄烈士，自己家的祖宗不能修墳、建祠堂紀念麼？當然舊社會祠堂中的宗法統治與侵犯人權的做法應當廢止，但正常的祭奠祖先的活動不應干預。相反應當提倡盡孝。過去把孔子、關羽、岳飛等聖人、英雄、偉人的廟宇砸毀的做法是錯誤的；把古代廟堂砸毀是一種犯罪行為，應當受到譴責。
包括古城牆在內的一切歷史建築，都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血汗的結晶，是人類藝術智慧的積澱，每一種建築物，都是一尊藝術品，一部歷史。毀掉了它，就是毀掉了藝術，毀掉了歷史，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是如此。每一座建築物，都有碑碣文字，每一塊碑上的文字都是歷史記錄。毀掉了民族的歷史，既是對前人的背叛，又是對後人的罪孽。因為你既毀掉了前人的業績，又使後人對自己的祖宗一無所知。
連自己的祖宗都不知道的人，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