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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兩會」中，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做工作報告，高調重申「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鑒於吳邦國在中共黨內排名，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二，其「五不搞」宣言，實際就是中共保守派、強硬派、頑固派在新世紀的集體宣言。
吳邦國的「五不搞」，對應「五搞」：要搞一黨獨裁；要搞專制輿論一元化；要搞權力壟斷，不受監督、制衡；要搞黨天下；要搞國有化。
前四條，擺出中共保守派拒絕一切進步的一貫死硬嘴臉；第五條，「不搞私有化」，甚為蹊蹺。誰不知道，鄧小平等人提出「改革開放」，基本的一條，就是要搞私有化；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已經為世人所公認。這個時候，卻來重申「不搞私有化」，豈不是對現實的否定？也是對中共自身「改革開放」路線的否定，一種低級倒退。
當然，吳某等人心目中的「國有化」，也不過就是「黨有化」，甚至是中共大小官員的「家有化」。吳某「不搞私有化」的意思，大概是，私有化在中共各級官僚身上已經落實，搜刮與分贓布局大致完成；此時，不宜再提「私有化」，否則會變成中國民眾的私有化，危及權勢者的利益。這個政權，既是暴發戶，也是守財奴。「五不搞」相加，正是維護中共腐敗集團既得利益的一套全保險制度。
說完「五不搞」之後，吳邦國還加了一句：「確保國家一切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自以為這個文字遊戲玩得高明，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經意地泄露，他不過是故意漏掉了一個字，全句應是：「確保國家一切權力不掌握在人民手中。」
身為「立法機構」負責人，談到「法律」，吳邦國又加了一個「不搞」： 「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但不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我們不搞；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但我國現實生活需要的，我們及時制定。」
這意思是：諸如民主國家那些讓人民監督政府的法律，「我黨」絕不搞；而民主國家沒有的，諸如讓政府控制人民的「法律」，「我黨」要趕緊搞。
吳邦國還振振有詞道：「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果如此，首先就應該追究中南海頭目，追究鄧小平未經立法機構授權，擅自調動軍隊，進京屠殺民眾；追究江澤民毫無法律依據地迫害法輪功；追究胡錦濤在西藏和新疆等地以特務手段，挑起暴力，製造屠殺藉口；追究江、胡當局一再違犯《教育法》，為猛增軍費、維穩費而刻意壓低教育經費的違法行為……
表情死板的吳邦國，與那個表情同樣死板的中共外交部女發言人姜瑜相得益彰。該名女發言人，是這樣談「法律」的：當被問到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為何受阻時，她回答：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當被問到中共警方毆打和扣留外國記者是出自中國哪條法律時，她回答：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換言之，不論是姜瑜還是吳邦國，都爭相對外界透露：所謂「中國法律」，就是「我黨」的兒戲、遮羞布，怎麼制訂，是否遵守，全在「我黨」的任意解說之中。你們要當真，那就是天真，太天真！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江澤民英語）
以吳邦國為代表的這個「不搞派」，其守舊、頑固、死硬程度，比諸當年的「凡是派」，大大超出。曾果敢出手、一舉逮捕毛澤東親信「四人幫」的華國鋒，僅僅因為在毛死後的短短數年間還未來得及完全否定毛，就被鄧小平扣上「凡是派」的大帽子而趕落下臺。如今的「不搞派」，卻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還公然阻擋歷史進步、大開歷史倒車。這才是，豺狼當道。
「搞」與「不搞」，在這裡，對應的書面用語，是「實行」與「不實行」。按理，「兩會」所及，屬國家最高政治事務，相關表述，都應該使用嚴謹而莊重的書面用語。身為「國會議長」（「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居然在大堂之上，使用如此粗糙和粗俗的市井口語，真可謂：土得掉渣！表明，這個政權，靠土包子起家、並由土包子維持，逾六十年不變；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群當權者的頭腦，何以如此陳舊、落後、腐朽。一群土老冒，與世界文明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