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陳獨秀家中已經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今年（2010年）八月應該是90週年，而不是要等到2011年才算90週年。1920年除了上海，還有廣州、北京等地都有共產黨組織。中共後來改為1921年建黨，完全是為了塑造毛澤東的正統地位——毛是在1921參加了中共一大，只有將一大算作中共成立，毛才能算創黨成員。其實，根據當事人回憶，中共一大一點也不重要，以至於當時的黨魁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參加；所有人都忘了到底是哪天開的會。後來，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面和人隨便想了個日期，7月1日，與後來考證確定的7月23日，竟然差了三個多星期！
從歷史上看，中共有種種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事實，與民族主義背道而馳；從思想上看，中共的理論體是浸透著專制思想的俄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左翼極端思想對中國民族文化有組織的入侵和強佔。把蘇聯當作祖國的中共，當然會把凡是能夠出賣的，都作為給他們祖國的禮物。
中共在歷史上種種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造成的後果，我們至今還在承受，譬如徹底喪失外蒙古等等。中共這些行為源於其基因，它骨子里根本就是蘇俄的。實際上從成立那天起，中共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只不過是共產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經費、組織到政治路線，都完全按照共產國際的命令行事。而共產國際是直接受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的，根本以蘇聯的國家利益為依歸。俄國從彼得大帝起擴張了幾百年，二十世紀的擴張，只是換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罷了。無論從組織、資金和思想上看，中共都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伸向中國的魔掌。
第一，從組織上看，中共從一開始便是蘇俄安插在中國的暴力賣國集團，直接受命和效忠於蘇俄，為蘇俄的國家利益效勞。譬如中共的成立，就是莫斯科指令的直接產物，目的是在中國製造戰亂以保護蘇俄利益。操縱中共成立的兩個靈魂人物，一個叫維經斯基（中文名字吳廷康，G.N.Voitinsky，1893-1956，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另一個叫馬林（G.Maring，1883-1942）。據解密的蘇共中央檔案記載，蘇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即已制訂了遠東政策，當中第一條赫然寫道：
「一、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立足於使日本、美國和中國發生利益衝突，即利用各種手段激化他們的衝突。……」
多麼觸目驚心﹗而該政策的第一條實施措施，便是「組織中國黨的建設」。（這陰謀計畫，居然隱藏了七十多年﹗）於是，半年後，維經斯基便奉命經過剛剛佔領的西伯利亞前往北京和上海，先後聯絡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陳獨秀家中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也同時轉變為中共的宣傳雜誌。次年俄共再派馬林去上海，和另一個俄國人（尼科爾斯基，中共最近才曝光其為共產國際間諜，1921年加入俄共，1938年因間諜罪被捕後處決）一道操縱中共的「一大」。這時陳獨秀已不太聽俄國人的話，沒有參加，結果是對俄國人唯命是從的張國濤主持會議，會議議程頭兩項居然是兩個洋人長達數小時的報告。會議期間還出現過戲劇性的插曲：頭天按俄國人的意思強行通過的決議，第二天又強行推翻，張國濤竟然解釋說「這還是俄國代表的意思」。陳獨秀未出席一大卻被選為總書記，也是因為列寧的指示：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由此可見中共聽命於俄國人到何等程度。
第二，從經費上看，中共完全由蘇共豢養。按中共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獨秀在三大的報告中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交納的黨費很少。」馬林曾向陳獨秀的副手周佛海透露，在中共成立的一年裡，「第三國際用了二十餘萬」，而當時的中共黨員不到一百人。這筆錢大到什麼程度呢？比較一下就更清楚了：當時孫文的追隨者，從部長到辦事員，平均工資才20圓﹗中共召開一大前，馬林帶來經費寄給每位代表路費100圓，回去時再給50圓，也就是說，光開一次會，中共成員就得到相當於國民黨幹部七個半月的工資﹗又如，馬林收買張國燾，成立「勞動組合」以推工運，幹部每月支薪，一個月就要1000多圓。陳獨秀反對「雇佣革命」，張國燾則以「革命也要生活保障」為由極力堅持，因此受俄國人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