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窮人、富人都要革命

發表：2011-03-10 04:42

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開始，民主浪潮簡直是一發而不可收，把中東和北非的一潭死水捲出翻天巨浪，掀倒了專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並正在結束利比亞的卡扎菲瘋子政權。

二十年前，東歐發生的民主巨變，震撼了中國人。同樣是在共產政權統治下，東歐人，包括蘇聯人，最後都勇敢地站起來，結束了共產黨的統治。但中國人為什麼不能？這個問題，已拷問了中國人二十多年！

今天，中東和北非的巨變，更加拷問中國人。因為不少中國人認為，阿拉伯和北非世界是落後的，是無法跟現代化接軌的「大漠孤煙直」的封閉社會。但那裡的人民用行動粉碎了世人的成見，勇敢地站起來挑戰專制，在突尼西亞和埃及，都獲得了勝利。利比亞的成功，也是指日可待！而且在伊朗、約旦、巴林、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甚至阿爾及利亞等都出現了反政府的遊行示威。

面對中東的變化，中共仍是老「共」常談，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實為專制壓倒一切）。而那些總願站在政府角度想問題的文人們，也幫腔什麼，埃及發生革命，是因為那裡貧窮、落後，老百姓才不滿上街。言內之意，中國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知足，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

當然，貧窮是一個原因，8400萬人口的埃及，是中東的最大國家，在20到25歲的年輕人中，失業率高達40％。在全國失業率中，九成是年輕人。

那麼中國的失業率是多少？官方公布的數字一直被質疑有水分。例如中國政府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的城鄉失業率是4.0％，但當時中國社科院公布的是9.7％，相差這麼大，到底哪個準確？臺灣經濟學者預測中國失業率是30％，亞洲開發銀行預測是34.3％。

但埃及等中東和北非國家，一直都是貧窮的，為什麼以前人民沒有這樣反抗？最關鍵的因素是，今天出現有線電視，網路，手機，還有臉書、推特等等，人們空前地知道了信息，通過「網路政治」，知道了當權者的腐敗、社會的巨大不公！

例如，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個人資產達幾十億美元，網路有報導說，他的財富可能超過全球首富比爾蓋茨（450億）。穆巴拉克的專權和奢華是出名的。《華爾街日報》最近題為「去穆巴拉克化」的文章說，埃及革命成功之後，埃及人正在清理穆巴拉克的遺蹟。穆巴拉克和中國的毛澤東、臺灣的蔣介石、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一樣，也是到處樹自己的雕像，大街小巷更是佈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地鐵出口也不能倖免。還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像開羅近郊的「穆巴拉克教育城」，地處海濱的「穆巴拉克科技城」。據統計，埃及有388所「穆巴拉克學校」，160個學校是用他妻子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說，在每個政府大樓，在每個學校教室，不論公立還是私立的，都有穆巴拉克的畫像。

穆巴拉克最後一次電視講話，宣布他絕不下臺。當時他穿了一套有細條紋的西裝。英國記者把從電視拍下的照片不斷放大，發現西裝條紋全是由穆巴拉克的英文名字組成。毛料專家說，要織出這麼細的紋路，單是工錢就要一萬英鎊（近兩萬美元）。由此可見權力者的奢華！

突尼西亞也是這樣。2009年美國大使參加該國總統女婿的家宴時，目睹了這個權貴家庭的豪華，很多普通突尼西亞人的食譜，還不如總統家人的那只寵物虎的。隨後美國大使寫出一份外交報告，把突尼西亞貴族的奢侈跟普通百姓的貧窮做了比較。這份標示「秘密」的報告後來被「維基揭秘」披露出來，成為刺激突尼西亞人起來革命的原因之一。

所以，無論是突尼西亞還是埃及的革命，出發點不僅是貧窮，更主要是巨大的社會不公；上層社會的極端腐敗，刺激了老百姓強烈的不滿。而在當今中國，社會不公、官員腐敗，更為嚴重。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居全球之冠：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統計，當今中國，10%的富人，佔有國家總資產的45％，而最窮的10%的人，只佔有資產的1.4％。更嚴重的是，這個貧富差別主要是權力導致的。

2006年中國社科院的報告說，在中國身價超過一億美元的11,300多名富豪中，中共官員家屬就有9,700多人，佔富豪總數的86%。中國各級官員的年收入，已經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中國社科院曾對廣東、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遼寧等七省市進行調查，發現共產黨官員（處級以上幹部）的平均資產，超過800萬人民幣，等於中共官員個個都是百萬美元富翁。而據聯合國報告，中國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赤貧人口有近兩億；每天收入不到兩美元的貧困人口有六億以上；絕大多數農民根本沒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在上層腐敗、社會嚴重不公上，中國絕不比突尼西亞和埃及遜色，可能更嚴重。所以，從因權力而導致的貧富差別這點上來看，中國的革命條件也已經完全具備。

至於說中國經濟發展，人民比以前富有了，就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這個理由也同樣站不住腳。突尼西亞的失業率（據維基百科《世界概況》）是13.3%，埃及是9.4%；同樣有人民上街示威遊行的巴林更低，只有3.7%（不到歐盟平均值的一半）。這更說明，貧窮並不是最主要原因。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最近的文章「北京和阿拉伯抗議」中說，波斯灣的小國巴林，人口只有120萬，是中國的千分之一，土地面積是中國的萬分之一。巴林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二萬七千美元，是中國人的近十倍。但巴林人富有了，仍然上街示威，仍然要求結束專制。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沒有選舉，沒有政治選擇權，就是奴隸，就不是自由人！

斯蒂芬斯的文章說，巴林人所以上街示威，因為「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公，形成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酵母。」

我們再看利比亞，那裡的人民正在用生命的代價，譜寫人類爭取自由的偉大史詩！面對卡扎菲的殘酷鎮壓（政府戰鬥機的轟炸，外國雇佣軍的屠殺），利比亞人卻毫不退縮，英勇反抗，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國歌的那句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鋪一條通向自由的道路！」

那麼利比亞人民是因為貧窮嗎？也不是。利比亞的人均收入，也是遠高於中國人，在2009年利比亞的人均GDP就已達到一萬六千美元（跟臺灣一樣多）。

所以，在中東和北非，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起來革命，都起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過上有尊嚴的、「人」的生活。二十年前的東歐革命，拷問了中國人；這次，中東革命更是無法迴避的「提問」：就像六四事件是那句著名的歌詞所說的，中國人，你還要忍受多久，你還要沉默多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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