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寫《反思郭沫若》之後，對被樹立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別樣審視之後，引發不少批判跟進，也引來郭沫若的政治粉絲和同病相憐者的含混的辯護，希望今人考慮時代的因素，不要對一代文豪和學人郭沫若求全責備。我也來說說這個人。
一代文豪、一代學人郭沫若，被樹為文化旗手，從現象上看，的確如此。郭沫若閩籍四川樂山銅河沙灣鎮商家大族，遺傳了父親善於變通和母親企盼發達的文化基因，學歷從成都石室中學到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專業，受過紮實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新潮的西方實證科研的訓練。標新立異的天才和新文化運動、國民革命北伐、流亡日本、抗日宣傳、考古科研、埋首馬列、選擇共產黨、文筆從政的多元經歷相結合，成就了他棄醫從文後事業有成並大成：從新潮詩人到政治文人、流亡學者、考古學者、馬列史學家、中共科學文化弄臣合成的多情騷客。
從本質上看，郭沫若有顆中國人罕見的騷動的靈魂，性情外向難以接受禮教文明，更像法國、俄國19世紀晚期的革命思想家輪迴，或者說就是19世紀的德國文豪歌德20世紀轉世到了中國。如果可以這樣思考，他的歐化行為，諸如拒絕雖父母包辦卻一生恪守婦道的妻子張瓊華，斷然不辭而別在他流亡日本孤寂時給他身體舒適、精神安慰、生兒育女的妻子佐籐富子（安娜，郭安娜），抗戰時期始亂終棄於立忱之後卻將其妹妹於立群娶為妻子不怕犯重婚罪，管不住下半身而隨心所欲地跟彭漪蘭、於立群、黃定慧等女性同居等做法，就可以理解了。
這位多情騷客心靈表現在外的思想文豪、才子學人形象，最終卻只是個假象。對於醫學、文學、科學等學問、技藝，對於妻子、情人等女人、家人，郭沫若都可以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卻無力拒絕歷史安排給他的紅色文化旗手。中華民國給言論自由展示天才，郭沫若寫得出大氣磅礡的《女神》和《鳳凰涅槃》；共工中國言論定向卻給大棒與官位利誘時，居然也能寫《李白與杜甫》，低眉順眼地迎合「毛主席」的心思，非把杜甫拉下唐詩聖壇不可，明知是兒戲偏做老頑童。
郭沫若心靈騷動的自由和才華恣意的享樂，從1948年開始失去，從此成為共產黨的槍手（先鋒）型旗手，秉承共產黨的紅色文藝旨意，槍擊其他顏色文藝。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檄文《斥反動文藝》，將同是文壇作家的沈從文、朱光潛、蕭乾分為桃紅色、藍色、黑色，斥責為「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是「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相煎太急的嚴厲筆伐，21年前的1927年，郭沫若在朱德家裡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早幹過，他以「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和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等情緒化偏激語言罵蔣介石，蔣介石承受力強沒事，卻殺死了沈從文以創作呈現中華鄉土美麗的心。郭沫若這次以筆當槍，再沒放下，槍槍流血，統一「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一律為赤色：跟共產黨走，擁護毛主席。
拿筆當投槍是魯迅的絕活，中華民國邪惡第一。郭沫若兇惡可以傷痛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甚至還可以擊倒胡風，卻著實不及魯迅邪毒。魯迅「痛打落水狗」的共工族魂，能附在中華民國許廣平之類學生和魯迅的私淑弟子胡風等人身上，被當作華夏族人的脊樑。郭沫若沒有附體的能耐。他聲討式的批判主要還是天定的宿命。歷史安排全盤西化的新文化運動為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成立開道。初期，天才只要敢言，即可成名成家，學術研究有個樣子即可，那時候詩人成學者、狂人成大師都很容易。如果魯迅能如同佐籐富子活101歲，就會死在郭沫若之後，毛澤東30年的文槌和共產黨「改造思想」的洗腦運動的先鋒就非他莫屬：當聲討顏色文學和批判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份子的革命槍手，做大躍進、大文革等紅色文化的革命旗手。棋局天定，魯迅短命，代替人郭沫若。
郭沫若，說白了，就是紅色中國活著的魯迅。這句話很讓魯迅的老中青粉絲心靈傷痛，包括曾經的我。但郭沫若從華夏中國的中華民國時代《女神》、《星空》、《戰聲集》等新詩創作，到共工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調寄十六字令》、《聲聲快》、《水調歌頭》等打油詩遊戲，前後判若兩人卻是不爭的事實。《女神》等詩雖新腔左調，卻還不失個人與生俱來的靈性。《調寄十六字令》、《水調歌頭》等詞牌裡的詩句好似舊瓶新酒，假冒偽劣全無陳香，所謂「紅透專深」、「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粉碎四人幫」等大眾化政治口號全無靈性。這時候的郭沫若不過就是一個白髮蒼苒的老紅衛兵。魯迅如果想活，決不敢批毛罵共。
中華民國給了作家可以由著性情才華寫出文字的很大空間，郭沫若才能發表新詩、檄文、馬列史論。但他只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得是完全另類（政治類）寫作：挺蘇聯弄出來的外蒙古獨立，順共產黨的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耳朵，評判歷史上的武則天、李白、杜甫。否則就不能發表，就是找傷痛、找身殘、找死亡，要發表並獲取榮耀就必須親吻毛澤東。郭沫若在中華民國寫成的《奴隸制時代》等作品，是因為對了毛澤東的眼才被允許繼續出版。在共工中國，《中國史稿》也因為思想合乎黨的唯物史觀，郭沫若又自覺接受黨性和毛澤東思想的改造，才被准許主持編寫。這就是共工中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極權政治的力量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工極權政治，主要特點是無法無天，極權即天，這徹底改變了郭沫若的晚年生活。1953年梁漱溟問毛澤東要雅量沒給，毛澤東呈現的是不當禮教仁君慈父，只當極權魔神的心態：分期分批地將世人一律以暴力和謊言變成活鬼。郭沫若1955年振振有詞地討伐胡風反社會主義，同為左派卻落井下石，地獄之鬼就是這樣做的。郭沫若已拿毛澤東當神魔，所以做批胡風的活鬼先鋒。郭沫若既然認定命中注定要在毛澤東這位極權魔君假神膝下討生活，那就惟有打造政治文化的變臉功夫，接受謊言生活從中尋歡作樂。從1950年代奉旨批判胡適、胡風、右派起，郭沫若逐漸走出恐懼找到樂子，晚年成了紅色老頑童。
1950年代之後，郭沫若的幾乎所有的寫作，包括學術研究，都在逃避恐懼遊戲晚年，用辯證法玩事實和邏輯，用他包括甲骨文考古的所有知識，搭文化政治積木。郭沫若從沒作為自由詩人和獨立學者在共工中國活過。不過他善於變通和企盼發達的天性很快合了極權政治的拍，因此寫出《我向你高呼萬歲》、《趕上英國只需要十五年》、《鋼，鐵定的1070萬噸！》、《咒麻雀》、《四害餘生四海逃》等應景或即興詩詞，並不痛苦，稱斯大林為爸爸，給趕英、煉鋼定虛假時間和重量，咒蒼蠅逃向英國、麻雀逃向美國、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跟金庸筆下週伯通當好玩，不見得煩。以玩的心態看《清平樂》墨跡中「黃梁」的「梁」這個別字，褒獎毛澤東無心中簡化了「粱」字居然被他說的頭頭是道。至於此後郭沫若出版《李白和杜甫》迎合毛澤東揚李貶杜，《水調》慶祝文革十週年的餘音還在五個月後又《歌頭》歡呼粉碎四人幫，全不顧十年前他主張「全部燒掉」自己幾十年寫的「幾百萬字」的作品的表態，不顧他發表《文革》一詩對「文革」到來的歡迎，更不顧他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一詩對江青革命形象的親吻。
這就是郭沫若全盤西化反禮教後的活鬼生活。這位共工中國科藝兩界首席弄臣，以科學院院長、文聯主席、科技大學校長的身份，以華夏中國訓練出的才華，去做紅色槍手和旗手的力氣活，活得像豬像狗更像鬼，生前死後被譏笑。華夏國民和共工黨徒各有不同的順從原則：國民順父做孝子講禮儀倫理，黨徒從魔做活鬼玩人皮獸心。郭沫若60歲之後整個晚年，就活在黨的高級御用文官的規定的角色中，沒有自我，就連兒子文革中將死都沒感覺了。魯迅如果活在毛澤東時代，也只能這樣。禮教敬天地尊長輩傳統被毀，戰天鬥地整人，至尊就是極權魁首。
郭沫若，男，中共黨員，比較學術化的維基百科開門見山這樣定義。郭沫若真可謂一生為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活著的人。在華夏中國成才，卻混在共工中國。郭沫若並非丁東所說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典型，其後半生也非性格軟弱的晚年悲劇歷程，僅僅就是歷史安排的新文化運動供給紅色中國的活寶：活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