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拓文
在長期對石鼓製作年代的爭論中,或認為作成於春秋,或認為作成於戰國,爭論不絕。我從中國科技史中的冶鐵史論證,得出石鼓必作成於戰國中晚期的結論。
我對石鼓文中十首詩的多角度分析後,認為石鼓詩與《詩經》中多篇詩作的對比,其格律、詞彙、音韻及所述社會風情,確屬春秋時期的秦詩無疑,但石鼓的製作,則是戰國。
多位先師和今賢,都把石鼓文詩作和石鼓製作年代誤認為同期,並把十首詩文之作,當成屬於某次狩獵、祭祀、工程建造等的一種連續行為的記事之作。這更是誤解。十首詩的內容,所反映的季節氣候各異。狩獵必於冬季,一是秦人繼承周人冬獵的習俗,周人冬獵見於《詩·豳風·七月》,二是受禽獸生長繁衍規律的制約。秦人冬獵,更可以從《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佐證。簡文屬於秦昭王、孝文王直到秦始皇時期的法律文書。《田律》嚴禁一切春季時間漁獵活動和對樹木的採伐。《作原》中的除草,植樹記事,明顯屬於春季。《馬蔫》中的景觀氣象,明顯為夏秋之際。冬春兩季不會有傾盆大雨,更不會出現彩虹和生長茂盛的野草。各詩所寫的季節大不相同,是完全可以從詩中的內容論定的。
石鼓的製作,則必於戰國而絕非春秋時期。對這個製作斷代的問題,多位先師今賢都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技術問題。這就是製作石鼓的工具是什麼?石鼓的基材是由石英和長石晶體組成的花崗岩。在這種高硬度的基材上鐫刻文字,且要不失軟毫書法藝術所展現的神韻,是有極大難度的。為此,我請教於當今多位鐫刻碑石的匠師,皆曰:這要比一般溫潤石材難度大,沒有鋼釺子工具是絕不可行的。這種教聞,對我啟迪,確如醍醐灌頂,使我聯想到我國冶金史中的冶鐵史。
我國的冶鐵史,隨著考古工作中不斷的新發現,從而把我國的用鐵和人工冶鐵的技術時代,不斷上溯。商周時期已發現多件隕鐵刃銅鉞和銅戈。隕鐵使人們開始認識到鐵工具的技術價值遠高於銅,並且啟迪了人們對冶鑄地球上礦生鐵的尋覓。河北臺西村商代後期遺址中曾發現了「十幾塊殘鐵渣,經鑑定其化學成分為 Fe3O4及FePO4,並無隕鐵中特有的鎳(Ni)。我於1981年撰文預測,我國人工冶鐵工藝技術必自西周中後期開始。有幸此預測為考古發現所證實。 1990年三門峽市西周晚期虢國貴族墓,出土了一件由塊煉鐵鍛造的銅柄鐵劍，它證明我國人工冶鐵史的開端應當更早。
春秋時期,我國冶鐵的規模不斷擴大,技術不斷提高。考古資料顯示,此期秦國的冶鐵業處於領先水平。這從甘肅天水秦西陵春秋早期秦公大墓出土的多件鐵器,甘肅靈臺春秋秦墓所出鐵器,鳳翔秦景公墓所出鐵器,以及寶雞市區春秋晚期秦墓所出鐵器可以證明。其中尤其是1992年寶雞益門二號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金器、鐵金組合武器最能使人感到震撼。此墓一次出土金器重達三公斤,成為中國考古中同期墓葬出土金器之冠。其中20餘件金柄鐵劍和金柄鐵刀,成為同期墓葬出土鐵器之最。三件金柄鐵劍,李學勤先生讚嘆:「可稱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出土後時任市考古隊長的田仁孝先生,曾邀西大校長張豈之先生和我同去考古隊珍藏室參觀。我感到一種難以言語表述的喜悅。我說:「這種驚世的出土,標誌秦國在春秋時期冶金冶鐵技術處於各諸侯國之冠,標誌秦人對鐵的技術價值的高度認識。恩格斯把鐵器時代的到來,讚美為‘英雄時代’,這個秦墓中的驚人發現,可以證明,秦國在春秋晚期,已步入了英雄時代的門檻。」
戰國的考古資料,充分證明中國的歷史完全步入人類的「英雄時代」。1992年,我依據當時的考古資料統計,顯示出戰國七雄中秦、燕兩國的冶鐵業規模最大、技術最高。特別是秦國,使冶鐵業成為國家的專利事業後,並專設官職從事冶鑄的管理。太史公司馬遷的先祖,曾為「秦之鐵官」。《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左採鐵」、「右採鐵」的職官名。《墨子·備城門》作品,早已為史學家岑仲勉先生考訂為屬於戰國秦的傑作。其中記載有多種守城的鐵製武器。陝、甘兩省中凡屬戰國時期的秦墓、秦遺址,必出鐵器,成為考古界的共識。
戰國時期,冶鐵技術迅速發展,其重要標誌是出現了人工冶煉的高碳鋼。1965年戰國燕下都的22號、44號兩墓共出土各類鐵器143件。從選出的多種鐵器所作的金相分析,證實已有用塊煉法得到的海綿鐵,施以增碳和淬火技術,製成了高碳鋼。比燕國冶鐵規模更大、一直處於技術領先的秦國,掌握高碳鋼的冶鑄工藝,是可以肯定的。現在已知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都先後掌握了冶鑄鋼鐵的技術工藝,燕國鐵器有幸於後世得到最先化驗。
碳鋼的成熟,再加上可以使金屬工具增加硬度強度並能防腐蝕的淬火技術,使人們才可以擁有對石材作鐫刻的銳利工具。秦人製作石鼓,必是戰國時期掌握了鋼質鐫刻工具之後而為之盛事。石鼓的製作,也恰好作為秦於戰國時掌握了煉鋼工藝的「石證」。
所以,我堅持石鼓文製作於戰國的不變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