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再次臨近。這個時候，似乎不必再提，中國共產黨對於它鎮壓民眾、將民間的理想主義熱情浸在血泊裡的殘暴罪行毫無悔意，因為，這個黨的拒絕批評、拒絕認錯或認罪、堅持自我表揚的態度和作風，已經舉世皆知。
倒是可以看看，對於這個黨而言，什麼是重要的。
政治上的事情都很重要， 而中共習慣於將其它的許多事情也拿來政治化，於是。那麼，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就是它的「十八大」。這個會議將在後年舉行，但事關中共最高層將在該會議中完成交替，許多人都注意到，中共已經在著手準備，許多舉動或變化，都與這種準備有關。
經濟的重要體現在政治上。一曰「保八」或保增長，事關「 中國模式」的「先進性」，二曰「國進民退」環境下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事關「國」「民」之間的平衡，三曰「十二五規劃」即將開局，事關畸形市場經濟下計畫經濟的活力再現。
社會的重要也體現在政治上，特別是要以強大的軍警力量保證「 和諧社會」的表面光彩。然而不幸，官民矛盾愈益尖銳化，不僅「群體性事件」或民變中暴力因素愈益突出，民眾甚至屈辱下跪而迫使官方讓步，而且「個體性事件」也突然間引人注目，執刀行凶成風，連上海世博會中也有人動粗，社會中的暴戾之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也重要，那也重要。一大堆的重要襯托之下，「六四」 對中共而言，只是在「維穩」的意義上才存在，它的真相、責任以及教訓、啟示之類，似乎都無關緊要。這當然就與民間看法有所不同。
不過，仔細梳理一下，還是可以看到，重要的事情， 總有其內在聯繫。
一
中共要在其「十八大」上完成其世代更替，所謂胡溫「第四代」 要將權力交給「第五代」。這一跤替若成功，則它的現行運轉規則，即「一代」領導核心之「兩任十年」，就更為常規化。
這樣的代際運轉，可以視為「中國模式」之特色的表現之一。
毛澤東掌握了中共黨內實權之後，以其思想理論、政治抱負的「 革命性」為名義，實際發展為個人專斷，並在「文革」後期實際嘗試在毛氏家族成員中交接權力。但江青集團在毛澤東身後對待黨政官僚集團過於盛氣凌人，或過於苛刻，結果失敗。
在一個號稱「共和國」的國家裡，這樣的失敗本屬理所當然。然而， 中國共產黨僅僅滿足於糾正毛澤東「個人崇拜」、結束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終身制」，滿足於在辛亥革命後數十年，再次阻止「家天下」的企圖。而「文革」後30多年，只弄出一個依賴年齡劃線的代際「兩任十年」更替格局，仍然無視共和體制的基本規則，仍然排斥公開的政治競爭，且鮮以實際施政問責、無視黨意（或民意）支持。這樣的格局，相比於個人終身制、家天下，只是稍有進步，在共和政制的發展中，則遠遠落後於時代。
中國共產黨自詡「先進」， 似乎這樣再次擺脫終身制就偉大得不得了，實則，它仍然囿於毛澤東敵視憲政、敵視民主的專制觀念。它以專制的黨國體制冒充共和體制，越來越自覺、越來越頑固地抵制和阻礙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
殊不知，世間事物，不進則退。「一代」領導核心，「兩任十年」， 其實也是一種較為有限的「終身制」，或曰該核心之兩任十年的特殊「終身制」，為該核心免除競爭連任之苦。這樣，該核心的權力慾望就難免會膨脹，就要伸展為對後任核心的控制，至少，他要力圖保持一定影響，為自己的派系牟取最大利益。而黨內對於下任核心的競爭，本來是政黨政治題中應有之義，則反而被視為暴露 「野心」，干擾了該核心對未來的布局，要看該核心的臉色，順者昌，逆者亡。
薄熙來「唱紅打黑」之舉，無論其本意如何， 客觀上有政治競爭的意味，本無可厚非，而他選擇「唱紅」的方式，則體現著中共黨內出現的「向左轉」、「向毛回歸」趨勢。從建國60週年慶典出現「毛澤東思想方陣」，習近平和李克強競相表現忠誠，以及「唱紅打黑」頗有蔓延之勢，到「左派」們越來越有恃無恐的「反資」叫囂，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清理毛澤東的政治實踐及其思想理論，在政治上僅止於限制「終身制」，則 「極左」仍會捲土重來，個人崇拜仍將死灰復燃，「終身制」本身也勢必在「左」霧瀰漫之中陰魂重現。
不過，毛澤東的實踐和理念本身，也有其內在矛盾。 毛澤東熟諳中國傳統政治權術，不避諱家天下之延續，同時，他「猴氣」十足，喜歡鬥爭哲學，喜歡打破平衡局面，痛恨墨守成規，痛恨官僚化。那麼，在他手上，中共難以弄出一個與計畫經濟相適應的「計畫政治」，政治運動不斷，他本人傾注心血的接班序列一再變化，最後仍是一場空。他把現代化進程中的官僚化，視為「資本主義復辟」之表現，視官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傳統帝國皇權與官僚權力的鬥爭，以「文革」再現於當代。這樣與現代化進程對抗，難免失敗的命運。他的個人專斷與家天下圖謀，被官僚集團挫敗，而官僚得勢，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左派」折騰的衝動，強化了中共的保守趨向，黨專政與個人專權走向一種新的平衡。
毛澤東個人獨裁失敗，經過十年左右不大確定的過渡， 取而代之的是「某核心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與毛時代「以毛為首的黨中央」，其延續性相當明顯，而體現毛澤東風格的「造反有理」、「反潮流」則漸漸黯淡。「政治上與黨中央高度一致」以及「穩定壓倒一切」，勾勒出官僚化中共的基本面貌。
「文革」失敗，人們痛恨專制，但是，民主發展的機會轉瞬即逝。 有人以為，中共黨內民主逐漸發展，可以帶動中國政治民主的發展，但是，眼前的現實卻是，中共黨內對於民主發展的衝動或動力，看來比民間更弱得多。
人們加入中共，多有其現實的考慮，特別考慮到就業、升遷， 及其相關的實際利益之類。所謂政治抱負之中，這種利益的成份已越來越大，而社會中那些較有個性、較多理想主義之輩，他們對於中共，則越來越陌生、越來越疏遠。這樣一來，循規蹈矩之輩充斥於中共黨內，積極者將抱負歸結為權力野心，為權力而追波逐流，消極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此一部龐大複雜的黨機器，理想主義熱情會擾亂其正常運轉，顯露個性則往往成為黨內的異類，形成對照的是，它以利益為基本驅動力，腐敗反而成為其正常特徵。
黨紀，可以與自由、權利結合，也可以奉服從為天職。 黨員個人須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那麼，即使黨章規定全黨之代表大會掌握著最高權力，中央須對其負責，但黨紀卻更權威地要求全黨服從中央。中央──乃至中央政治局，或其政治局常委，運用權術控制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組成，由此，他們表面上服從代表大會，實則凌駕於代表大會之上，支配全黨。
毛澤東時代，他的「猴氣」時不時地顯現出來， 獨裁專斷的計畫性較差。他逝世後，中共專制本性仍延續下來，同時，隨著官僚化加強，最具機器特點的以年齡劃線終於體現為計畫性。這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運轉，終於釀造出一種「計畫政治」。
但是，看來這卻是一種錯位：在計畫體制時代，「計畫政治」 在中共「八大」之際有呼之欲出之勢，卻終於夭折，而到了市場化改革開放，中共正式接受市場經濟的時候，「計畫政治」反而成形，卻與現實經濟基礎天生就不適應。
「中國模式」的這一特徵，可以說，是市場化時代的一個反動。
顯然，他們不走公開政治競爭的正道，執意在黑幕中摸索。 權力代際運轉之中，前任核心施展控制能量，「垂簾聽政」、「老人干政」不斷與時俱進，候任核心缺乏黨心民意支持，只能匍匐於其後臺身邊，媳婦苦熬方能成婆，再繼續拿捏未來的媳婦。至於後任核心的候選人，則一般是在核心控制之下，通過派系之間的交易或鬥爭而確定。不過，近來值得注意的跡象，是某些個人的獨特舉動，即使以派系關係來看也仍顯示其特殊之處，似乎體現著中共內部某種不甘於「計畫」的傾向。
改革以市場化為導向，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仍然維持著， 然後就是所謂「改革共識破裂」而「國進民退」席捲而來。這樣來看，「計畫政治」常規化並不令人意外，而所謂「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實則是政治滯後拖著經濟往後退，其間充滿著變數。
二
然而，北京領導人看來很是警覺，他們先是否認現實中出現了「 國進民退」，然後，亮出一個頗為華麗的動作，甩手拋出一份《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與五年前的那份「36條」相呼應，它被稱為「新36條」。據說，大陸「有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有可能讓2010年成為‘民間投資元年’並產生可觀的‘制度紅利’」。真是美妙極了。
而臺灣《工商時報》的報導和分析，就直率得多地指出，這「 表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准入的行業和領域」，但是，「在非公經濟36條發布後，國務院還推出四份配套文件，各部委推出數十份配套文件，各地方政府推出的相關文件加總更逾200份。如此多的官府文件，仍然難撼國企鐵桶江山」，那麼，「這次民企儘管有政府文件支持，但如何進入，進入的進程能有多快，進入後該行業領域能活動的「遊戲圈」範圍有多大，都是民企心中難解之謎」。「加上中國國企向來是政府的大金庫，在黨、政、軍方面更有著千絲萬縷難以釐清的共生關係，因此就算開放壟斷性領域，民企能否啃食得到，還是一個難以預測的未知數」。
高度評價也好，直率分析也罷，都有待時間驗證。不過， 在美國那邊，也有值得注意的動作，正好可以作些比較。
歐巴馬政府推動金融改革法案近來取得了進展。英國《金融時報》 發表社評說，「美國將歐洲遠遠甩在了身後：先是翻開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強迫它們注資；如今，又進入了就監管改革立法的最後階段」，不過，「國會議員們選擇向監管部門授權，遏制金融機構危害最大的行為，而非修正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因為「法案既沒有涉及銀行被管理層控制的問題，也沒有提到基金經理未能監督自身投資的活動，更沒有指出金融體系易受信用評級機構失誤影響的弱點」。
全球金融危機展現的一個嚴峻現實是，金融業的「過剩」表現為， 現代金融極其發達，其產品往往設計得精巧、複雜，社會各界對其的知識、把握能力遠遠不足，呈現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這就使得金融改革及其立法的難度極高。不過，就發達國家而言，相關的立法進程透明度較高，無論其成效如何，總會推動各界更深入地把握金融業的現實狀況及其未來發展，對其經濟體系的改善會有實質性的影響。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這裡的法律規定可以頭頭是道， 政策文件可以套話連篇，行政部門依恃黨機構的支持，制定文件不必在意議會的審議，不必在意民眾的意志。但是，「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准入的行業和領域」，意圖可謂良好，在國有體制下仍然困難重重。
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民間資本，以及國有資本， 都在競相顯露其投機性，往房市、股市尋求盈利機會，而政府動手「調控」，人們還是熱衷於炒大蒜、炒綠豆，反正市場上游資甚多，弄得通貨膨脹山雨欲來，而經濟增長乏力的跡象也同樣存在，政府在「調控」、 「刺激」的選擇中很是為難。
於是，祭出「新36條」，試圖引導民間資本踏踏實實地推動增長， 然而，「國進民退」正是政府為維護國有體制而自己一手導演的好戲，民間資本吃盡了苦頭，就不那麼情願就範了。
發布「新36條」之前，今年四月中旬， 去年引起軒然大波的吉林通鋼，血案有了進展，重組也在坎坷而行，只是看上去十分低調，其中看來大有玄機。
吉林通鋼，民企進入鋼鐵業，而且進入國企實行重組，結果受阻， 意義重大。事情已經很清楚，當建龍再次提出重組方案，受到吉林國資委支持，但通鋼管理層堅決反對。這時，有人隱身幕後，有組織有預謀地煽動大批工人抗議建龍，蓄意毆打建龍高管致死，致使建龍退出。事後，鎖定疑犯數十名，且有多名涉案嫌疑人投案自首，但最近審判的案犯僅紀宜剛一人，當地辦案機關亦未就此做任何回應。結果，死者與被告兩方家屬都在法庭內外鳴冤訴苦，要求懲辦真凶，懲辦幕後指揮者。
至於此後的重組，新的重組方都是國有企業，報導說，「 無論如何爭取，通鋼的新重組方都無法開出建龍當時承諾的條件」。特別是，若重組成功，仍避免不了要「消化」數千工人，但在國企掌握之中，工人抗議當然無門，任何組織或預謀肯定都將受到嚴厲打擊。
此事的實質進展，成了國企自己的遊戲，而血案審理， 似乎在刻意避免傷及事件的真正幕後主謀，就這樣靜悄悄的，只看到《財經》有報導，沒有什麼波瀾。
卻不能不看到，國有企業在其壟斷的行業領域裡， 其勢力與利益盤根錯節，而國企管理層在其企業裡，其勢力與利益同樣盤根錯節。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表現為所謂「增量改革」，即在國企天地之外，先是農民承包土地，重新喚起了他們對土地的熱情，然後是個體戶、民營企業，為自己打開了一片市場天地，所謂「全民經商」，所謂「中國製造」，都是在這樣的市場天地中才有其輝煌。而民營經濟發展壯大起來，就免不了要與國有經濟競爭，要進入似乎天然作為國有企業壟斷領地的行業領域。對於國有企業，這是市場力量真正兵臨城下，甚至要進入其內部參與重組，改變國有企業本身，而對於改革開放，這是從「增量」擴大到「存量」。改革開放的革命的意義，到這裡才真正顯露出來。
但是，觸動「自己人」，觸動「內部人」， 事情的性質陡然間出現變化。利益攸關之際，你死我活格外鮮明。國有企業改革，下崗工人成千上萬，他們出現在政府、管理層對面，即使有組織有預謀，仍然顯出「一盤散沙」之態。然而，一旦事情有變，一旦管理層隱身於工人身後，就下決心要拚個你死我活，下決心要御民營企業於「國」門之外，下決心要煽動工人為其火中取栗。「新左派」也居然拍案而起，他們「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國有情結’而歡呼」，呼籲「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成為「國進民退」的意識形態急先鋒。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以「新36條」展現一種姿態，而現實之中， 市場體制頑強成長，民營經濟艱難前行，國有體制對「存量」要頑強堅守，且力爭擴大，其矛盾衝突終究無法避免。
三
「六四」事變，槍聲響過了，血跡清除了， 中國共產黨橫掃民間的理想主義衝動，撕下了自己的道德偽裝。此後，它不能不緊握鋼槍警棍，時時刻刻繃緊「維穩」這根弦，同時，它不能不「一心一意謀發展」，以GDP增長來掩蓋社會精神方面的失落與黑暗，藉以穩定人心。
「六四」鎮壓，是中共專制政治的繼續。它以鐵腕維持其專制權力， 控制、限制民眾的權利，排斥異議，壓抑政治競爭的任何萌芽，為其一黨專政之永存，可謂嘔心瀝血。
然而，就在這片古老東方土地上響起罪惡槍聲之際， 網際網路的出現與普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作為最具先進性的社會生產力，凝聚著時代精神，同時，它以其互動平臺體現著高度社會性的生產關係。無數的民眾，特別是無數的年輕人，情不自禁地為網際網路之自由天性所吸引，所傾倒。於是，公民社會有了新的基點，而對黨政官僚的反感與厭惡，在網上迅速蔓延開來。中共頑固抵制所謂「西式民主」、反對「三權分立」，它的黑箱政治，在網際網路時代，顯得可憎又可笑。
北京街頭的血跡在人們的記憶中猶存， 中共又在以勞動者的血汗擦洗它自己的頂戴。它竭力渲染國力的強大，炫耀國家的大國地位，呼喚「自主創新」，歌頌「和諧社會」，然而，畢竟「國富民窮」再次突出，「國進民退」可以支撐一黨專政，卻無法長久地維持民心。
昔日「文革」實乃政治風暴中「國進民退」的一次小高潮，「 社會主義」之「草」漫天生長，資本主義之「苗」遭遇嚴酷寒流。如今，儘管市場經濟遭到扭曲，儘管權貴階層攫取了無數好處，但是，權貴資本積累的效率最差，公平性最低，權貴越是發達，「過剩」也就越嚴重。這樣，「中國模式」的特殊週期性逐漸形成。歷史規律勢必要讓那些今日得意的權貴們知道， 「過熱」只是早期症狀，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面。
「六四」已21年，辛亥已近百年，而辛亥革命十年後出生的中共， 分明是專制魔王轉世，集中國專制之大成。真是難為它，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勢之中，蛻變成今日這副模樣，不幸的是，任它七十二變，人們永遠都記得它當年悍然開槍的嘴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