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前，出於對社會穩固和政治因素的斟酌，政府對新聞傳媒的要求是，對於災難新聞須持特殊穩重的態度，嚴厲要求災難新聞必需積極宣揚克服災禍的成就，反對純客觀地報導災情。
災難不是新聞 抗災救災才是新聞
對於災難新聞的報導方式，可從1950年4月2日新聞總署給各地新聞機關的「關於救災應即轉進成就與經驗方面報導的唆使」中窺其一斑，指導要求「各地對救災工作的報導，現應即轉進救災成就與經驗方面，一般不要再側重報導災情」。
這種以漠視民眾知情權為代價的災難報導思想，牢牢把持著災難新聞報導方式。在報導辦法上，它強調新聞的教化意義,要求新聞傳媒以如何與災難作奮鬥的角度作為主體──人的精力和力氣。用復旦大學王中教授的話來說，災難新聞報導理念就是：「災難不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這種報導方式把民眾對於災難的知情權棄置一邊，過度強調政府如何救災和群眾的抗災行動，給人留下一種避實就虛的印象。
死亡人數3年後才披露 新聞成舊聞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報》採取新華社統稿對這一災難進行報導，其題目為：《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力抗震救災》。一般來說，每當災難發生時，民眾都想盡快知道這場災難造成的損失、傷亡人數、影響範圍等，同時能及時、如實的報導也便於災區盡快得到救助或防備災情的擴展及再次發生。可是，這則新聞對地震災情的報導卻非常簡單，導語上只有十幾個字的概括陳說。而對民眾最關懷的受災情形，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人數多少卻諱莫如深，隻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域遭到不同水平的喪失」。
重點卻放在人與災難作奮鬥上，即放在毛主席、黨中心和各級領導如何關心災區人民，如何率領災區人民抗災救災方面。災情被隱瞞了，民眾對這場地震的知情權被媒體無情地剝奪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後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開的地震學會成立大會，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體死亡人數。會議閉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來自此次會議的新聞《唐山地震死亡24萬多人》。這條轟動全世界的新聞在人們幾乎快要對此事漸漸淡忘的時候才姍姍來遲，新聞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舊聞」。
雲南通海大地震機密檔案30年後方見天日
197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發生的那場大地震，比唐山大地震還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對這場地震的知情遠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聞媒體對這一災難的報導範疇、力度、時效比唐山大地震還要差。
事隔30年後的200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縣舉辦「大地震30週年祭」集會時，才首次正式發表這場大地震的傷亡人數和財產損失的情形，塵封了漫長歲月的「機密檔案」才得以解密，重見天日。
這場大地震的死亡人數為15,621人，僅次於唐山大地震，是20世紀中國百大重災之一。災害降臨時，正是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在失去理智的「革命高潮」眼前，這場人類災難的本相被掩飾。新聞報導充斥了空話套話，既沒有受災地點的具體方位，也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報導，信息含混，語焉不詳。翻閱了當時的各大報紙，僅從地震發生4天後的《雲南日報》上找到了有關這場災難的消息報導，題目為《我省昆明以南地域產生強烈地震／災區國民一不怕苦二不怕逝世迎擊地震災禍》。還有幾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報導：「金家莊公社社員們揣著毛主席的紅寶書……說，地震震不掉我們貧下中農忠於毛主席的紅心」。「千條萬條，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災區革命國民的腦筋是第一條。地震發生後，省革命委員會派專車專人，星夜兼程把紅色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主席畫像送到了災區群眾手中……（看到紅書和畫像）災區群眾衝動得熱淚盈眶」。
災難新聞歌功頌德的報導方式60年不變
縱觀這兩次大地震的新聞報導，我發現，在災難性事件的報導方式上，當時的傳媒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高度一致」，並形成了災難新聞的這種報導模式：「輕描淡寫的災情」＋「黨和毛主席的關心」＋「災區人民的決心」。假如把這種報導方法與當今媒體的報導模式做個比較，我發現這種災難新聞報導的方式及報導文體的政治動機仍鮮活的反應在今日的災難新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