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極權暴政罪惡實錄之七：阿富漢共產黨暴政罪大惡極
南郭點評：共產黨毀掉了原來已邁上自由憲政民主政體坦途的阿富漢的光明前程，對阿富漢人民人為製造了空前絕後的巨大災難，迄今阿富漢人民還在蒙受源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伊斯蘭極端原教旨恐怖主義的無窮無盡的危害。恐怖、暴力、欺騙、秘密警察、群體屠殺、酷刑、共產黨內黑社會流氓競爭相互殘殺、打壓宗教信仰、毀滅傳統文化遺產、死亡、傷殘、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最大難民群體，這一切就是共產黨帶給阿富漢人民的禮物！蘇聯軍隊在阿富漢犯下了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及群體滅絕罪，其殘暴恐怖程度實際上業已超過納粹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罪犯。而中共極權流氓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絕對不亞於任何共產黨政權，迄今全世界共產黨政權，沒有一例是在保留共產黨黨國體制或由共產黨主導自願放棄權力的前提下實現憲政民主政治和平轉型的，這是由共產黨的犯罪組織的流氓本質決定的。任何迄今還迷信共產黨政權可以改良的任何人，難道還不應當反思驚醒嗎？！
2010年2月28日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1963年國王扎伊爾沙（Zahir Shah）宣布進行文化、經濟、政治現代化建設。自1959年始，政府不再強制要求婦女戴面莎，並允許上學和接受高等教育。1965年國王決定建立民主化政府，國家開始實行議會制，多黨制，自由選舉制。亦即，原本阿富漢事實上早已走上自由憲政民主化之途，若非共產黨從中作惡，今日極度貧窮、落後、戰亂不斷、恐怖主義盛行的阿富漢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78年共產黨發動軍事政變和隨後蘇聯軍隊的干涉，破壞了阿富漢社會政治平衡，中斷了業已良好上途的現代化進程。706
1920年9月蘇聯紅軍將領法倫茲（Mikhail Franze）親自率部佔領了原屬阿富漢的Bukhara Khanate地區，並於1924年正式吞併之。阿富漢人民的反抗持續至1930年代，約一百萬人逃亡至阿富漢。直到1933年蘇軍才徹底平息抵抗運動。
共產黨迅速開始影響阿富漢領導層，大批阿富漢人被派到蘇聯學習、培訓。契卡（Cheka克格勃的前身）成員阿格貝可夫（Georgy Agabekov）負責阿富漢地區，他長期非法居住於卡布爾和伊斯坦布爾。1965年阿富漢舉行了第一次大選。國王想保持君主立憲制。1969年進行第二次自由選舉，結果均有利於地方貴族和政府。皇家在1905年便廢除了酷刑法，甚至連依可蘭經（Koranic）法是正常的肉體刑罰也棄之不用了。在這些方面，共產政權是嚴重的歷史倒退！709
國王的民主化舉措使得地下共產黨得以公開化，1965年共產黨以阿富漢人民民主黨的名義參加竟選。有一位蘇聯支持的阿共黨員入選國會議員。塔拉基（Nur-Motammed Taraki）當選為阿富漢共產黨總書記。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海珊漢（Mdammed Hussein Khan）出身貴族，任克格勃線人多年；另一名創始人是塔拉基，是個富農子弟，於1969年入選國會議員。共產黨分為兩個派別：「人民派」與「旗幟派」，以各自擁有的報紙命名。兩派皆以馬列主義為正宗，與蘇聯政策相似；1976年在蘇聯命令下兩派合併，阿共黨員從未超過4-6千人。阿富漢還有數個團體，其意識形態源於馬克思主義。吉威德（Shola I Javaid）是1970年初形成的毛派，其成員多為希特斯派伊斯蘭信徒（Shiites ）和學生，後分裂成許多支派，全部反蘇並抵抗蘇聯入侵。709
國王的叔叔道烏德（Mohammed Daoud ）1963年被解除職務，1973年他與共產黨軍官合作發動軍事政變。旗幟派有七人進入道烏德（Daoud）政府任職部長，政變後，憲政自由被停止；在共產黨人的煽動下，道烏德政府興起一場迫害浪潮。民主族主義者邁望達勒（Hashim Maiwandwal）1965-1967年任總理，與40餘人被羅織陰謀顛覆政府罪逮捕，其中四人被處死，官媒說他們在獄中自殺。酷刑和恐怖變得普遍。
1975年道烏德（Daoud ）欲擺脫共產黨人，不僅與東歐諸國簽定新貿易協議，而且與伊朗，印度也簽，從此與蘇聯關係惡化。在一次訪蘇聯期間道烏德與勃列日涅夫發生爭吵，並開始公開促進阿富漢經濟獨立。於是他於1978年4月27日被共產黨組織的政變推翻。
1978年以前，阿富漢是個市俗國家，幾乎沒有穆斯林極端主義的市場，官方中立與蘇聯關係和諧。邊界及與其他伊斯蘭國家關係均沒有問題。說蘇聯制止極端伊斯蘭根本不是事實。通過推翻道烏德政權，蘇聯扶持極端伊斯蘭，或許共產黨低估了極端伊斯蘭的力量。
引發共產黨政變的起因是暗殺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卡巴爾（Mir Akbar Khaybar）事件。1978年4月17日共產黨人組織大規模抗議示威，隨後推翻了道烏德政府。奪權顯示是事先精心策劃預謀的。旗幟派領袖阿明（Amin）在軍方有相當實力，原計畫在1980年4月舉行軍事政變。共產黨先在工業部門，軍隊和政府公職中謀取高位；通過這種滲透最後在沙烏爾（Saour(Bull)）革命中實際奪權。
道烏德總統試圖擺脫共產黨控制，以及暗殺共產黨領導人阿明事件僅是加速了共產黨奪權的進程，暗殺發生後，共產黨組織的示威抗議日益漫延全國，道烏德總統下令逮捕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或嚴密監控之。阿明被軟禁，但他受助於打入秘密警察中的共產黨特務，結果他在家中得以指揮整個政變。
1978年4月27日，總統府受到政變軍隊的坦克和飛機的攻擊，道烏道總統及其家人和衛隊拒絕投降，結果總統與17名家人一道於次日被叛軍殺害。4 月29日即開始了對非共產黨的軍人的第一波清洗；政變後對全社會的鎮壓導致10000餘人喪生，因政治原因下獄14000至20000餘人。711
1978年4月30日，新政府宣誓就職。塔尼基（Taniki）任總統，巴布拉克（Babrak）出任副總統兼副總理。阿明（Amin）任第二副總統兼外交部長。共產黨政府隨即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農村土地債務的抵押，全部兒童義務入學，開始反宗教宣傳，從而破壞了阿富漢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大量改革引起廣泛不滿。1978年7月暴發了第一起阿斯馬爾（Asmar）起義，政治暴力變得漫延。1979年2月14日，美國大使阿道夫達布斯（Adolph Dubs）被毛派米利（Satem I Milli）綁架，要求釋放其領導人貝黑斯（ Barrudem Behes），但他已被阿共秘密警察槍決。國安秘警介入營救人質，結果卻使美國大使和綁匪同歸於盡。隨後，阿共產黨政府開始了反宗教征程。公開焚燬可蘭經，宗教領袖和其他宗教領導人被逮捕和被殺害。
1979年1月6日夜，在Mojaddediclam所有的130名伊斯蘭信徒被集體屠殺。所有的宗教活動一律被禁止，猶太社區僅有五千餘信徒，結果被迫亡命以色列。（712）各種反抗隨即開始增長，在城市中迅速漫延至農村，在各部落各群組反抗網路開始形成，面對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阿共政權及其蘇聯顧問開始大範圍實行恐怖。
1979年3月Karala村1700人（包括兒童），全部男性在廣場上被機槍掃射而死，屍體及傷者全部被扔進三個大坑中用推土機掩埋；女人全部亡命巴基斯坦。1979年3月日，剛落入反共武裝之手的赫拉特（Heart）城被轟炸，共產黨政府軍隨後進城清場，共有20000至25000人喪生，而該城人口僅20萬。此後，反抗遍佈全國，迫使共產黨政權再度向蘇聯求援。蘇聯於是向阿富漢共產黨政權提供特別援助5300萬蘆布，立即向阿富漢運送140門大炮，90輛裝甲車（包括50輛水陸兩用裝甲車），4800枝步槍，1000枝槍留彈，680架轟炸機，但未提供阿共政權要求提供的生化武器和毒氣彈。 712
波爾樂查爾基（Pol-e-Charki）監獄變成集中營，沙葉得監獄長（Sayyed）向犯人解釋說：「你們將在這變成一堆垃圾！」酷刑非常普遍，每天晚上數百人被活埋。阿共當局採用斯大林的殘暴方式：任何群體中有任何成員的個人行為，將由全體成員承受報復。（納粹希特勒採取每四人中殺一人的比率報復，日本侵華時期也是每五人中殺一人，阿富漢共產黨政權屠殺其人民的反抗的報復居然是只要有一人反抗，全體成員全被屠殺！1922年蘇聯曾發生一起暗殺列寧未遂事件，結果蘇共秘密警察以殺500人作為報復！）導致1978年8月15日哈扎拉斯（Hazaras）族300人被捕，其中150人被用推土機活埋，另150人澆上汽油活活燒死。1979年9月日監獄當局承認12000人已被消滅。波爾樂查爾基監獄長向任何願意聽的聽眾說：「我們將僅留下一百萬阿富漢人，那是我們需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所有的人。」
整個國家被變成大監獄的同時，阿共內部兩派的爭權奪利也日益激化。旗幟派日益佔上風，人民派領袖持續被解除職務；他們被外派鐵幕國家任大使。巴布拉克（Babrak）依蘇聯指令被派駐捷克斯洛伐克。旗幟派內部也爭鬥不已。1979年9月10日，阿明（Amin）推翻塔拉基（Taraki）成為總理和阿共總書記。他迅速消滅旗幟派內部的對手，並暗殺了塔拉基。此時蘇聯已有五千顧問駐阿富漢，和地面部隊總司令帕爾洛夫斯基（Ivan Grigorievich Pavlovsky）將軍指揮的一支蘇軍。713
巴布拉克（Babrak）稱：15000人死於他的後任塔拉基（Toraki）和阿明（Amin）的清洗。真實的數字至少在四萬人以上。國家的全部精英到清洗。在農村共產黨用機槍製造恐怖，包括轟炸，導致10萬人喪生，50萬人流亡海外。（714 ）
1979年秋整個阿富漢陷入內戰。儘管殘暴鎮壓，共產黨政權仍無法在農村地區行使其權力，於是被迫再度求助於蘇聯。這次援助超出了阿明（Amin）政府的期望。於是阿明總統開始疏遠莫斯科，增加與不受蘇聯直接影響的國家，甚至美國接觸（他年青時曾在美國留學）。1979年12月12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干預計畫。12月25日，代號333的行動風暴正式啟動，蘇軍越過邊境進入阿富漢。依前克格勃官員稱：「進攻總統府，暗殺阿明總統和任何證人，知情者。在阿明總統死前，予他退休並接受豐厚的退休金的機會，但阿明拒絕，於是被暗殺，並由卡馬爾（Babrak Karmal）取代出任總統。新政府在蘇聯通過廣播宣佈成立。此時，阿明尚未被處決。714
1989年納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成為阿富漢國家領導人後，啟動國家統一和類似於哥爾巴喬夫的改革。1989年蘇聯政府以軍事技術方式提供250萬盧布援助，隨後另外提供了價值14億盧布的武器。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軍事援助停止，納吉布拉政府隨即跨臺。
蘇軍在阿富漢實行全面戰爭與焦土戰略恐怖策略，而在阿共手中並非直接受蘇軍控制地區的阿富漢人則實行傳統方式的恐怖政策。（715）對於任何真實或想像的對手均實行系統滅絕。AGSA保護阿富漢利益組織。迅速演變成各種化身，先變成國家情報部，後變成國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組織，其財政和顧問均直接依賴克格勃。這種政府恐怖主義實踐，理論上直到1989年蘇軍撤離時，實踐中則直到1992年納吉布拉政府跨臺時才終止。715
通過九年內戰，蘇軍和阿共政權從未控制超過20%的阿富漢國土。僅控制了城市，產糧區，天然氣田和油田儲備區。蘇軍在阿富漢共產黨政權的協助下發動全面戰爭。結果阿軍損失慘重，由1982年的80000人僅兩年後變成不到30000人。蘇軍派往阿富漢的60萬大軍，主要是西部各共和國的軍隊，包括烏克蘭，拉脫維亞，愛莎尼亞和立陶婉。死於阿富漢的蘇軍人數為14751人。死者屍體極少運送回國還給親人，許多戰死的軍人遺體甚至不帶回蘇聯；送還給親人的鉛封的棺材中時常僅裝有沙子或無法辯認的屍體。與美國，加拿大英國等軍人戰死沙場後，政府竭力予以莊嚴隆重紀念儀式形成鮮明對照料。亦即舉凡共產黨暴政從不尊重人命，僅重物質。716
阿富漢反抗力量發展成擁有6萬至20萬人的戰鬥部隊。他們受到絕大多數阿富漢人的支持，七支撒尼派伊斯蘭（Sunni）總部設在巴基斯坦；八個希特伊斯蘭派（Shiite）集團總部設在伊朗，兩者均基於激進或溫和伊斯蘭教旨。阿富漢抵抗力量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游擊隊獲得美國武器，包括地對空導彈。而蘇軍對任何支持幫助抵抗力量的村莊立即實行恐怖報復轟炸。716
1980年底估計有超過100萬阿富漢人逃離阿富漢；1982年中期，已有80%的知識份子逃離阿富漢。1983年難民達到300萬；1984年 400萬，1990年初達到500萬人，而阿富漢的總人口僅1500萬。此外，留在阿富漢境內還有200萬難民。依大赦國際認定，阿富漢難民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難民群體。其中2/3逃往巴基斯坦，其餘大多逃往伊朗，少數避難於美國與西歐國家。
蘇軍發動全面戰爭後，1981年遭到斯德哥爾摩和倫敦國際刑事法院的譴責，該院派出由一位阿富漢問題專家巴雷（Michael Barry），一個法律專家佛瑞勒（Rocjardp Fraile）和一位攝影師組成的調查小組，前往阿富漢調查取證證實：1982年9月13日，蘇軍在Logar省Padkhwab e Shana將105名藏在地下灌溉渠中的人活活燒死；1982年12月20日，該法院作出正式裁決：譴責蘇軍的戰爭罪，阿共政府指責該法庭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拒絕並否認蘇軍的罪行。（717）在上述同省的Khasham Kala，100名沒有任何抵抗的村民被以同樣的方式燒死。（718）蘇軍所到之處，便將恐怖帶到那。婦孺老人概不能免。在搜索敵人時，若婦女和老人臉上流露悲痛恐懼之態，便會被殺害。蘇軍還用煤油澆在一個小孩的手上，當著其雙親的麵點燃，以懲罰他們不通風報信。一位士兵解釋說：「我們從不俘虜戰俘，我們無論在何處抓到戰俘，就地槍決了事。如果我們正在進行懲罰性遠征，我們不用子彈射殺婦孺，而是將他們趕入一個屋子裡，扔幾枚手留彈解決。」718
蘇軍的目的在於製造恐怖，以迫使人民屈服，同時旨在阻止阿富漢人支持反抗運動。婦女被剝光服後從直升飛機上扔下去，如果一個蘇軍士兵被打死，則將全村老少殺個精光作為報復。
1983年10月13日，蘇軍對Kolchabad Muchkizai和Timur Qalacha三個村落126人實行群體屠殺，其中包括50名20至32歲的婦女和26名兒童。1985年4月17日，在Laghman 省蘇軍摧毀數個村莊，掃蕩反抗力量基地，屠殺了1000餘人。蘇軍還反覆違反國際戰爭法，投放生化武器，毒氣彈，屠殺平民，並向水源投毒。蘇軍還用阿富漢軍人作前峰掃雷作業，用阿軍在蘇軍前面探路。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被懷疑為抵抗運動基地，於1987年2月27日進行了無情的轟炸。719
蘇軍在阿富漢安全區，工業基地及農田埋設了超過二千萬枚地雷，炸傷殘70萬人。一個名叫巴茲加爾（Shad Bazgar）的阿富漢人稱：「蘇軍體制性毀滅村莊，攻擊每一座房屋，搶劫財物，強姦婦女，摧毀一切。（719）
蘇軍的焦土政策和全面戰爭戰略還包括制度性毀滅阿富漢文化遺產。在蘇軍的支持下，阿富漢共產黨政權在控制區內實行政治恐怖統治。而蘇軍佔領區則成為超級集中營，監禁和酷刑被制度性用於任何反抗阿共政權的人。政治恐怖是KHAD秘密警察的專權。其控制所有的拘留，逮捕，酷刑，謀殺。波爾查爾基（Pol e Charki ）監獄在卡馬爾（Babrak Karmal）撐權後一度因大赦而清空。但自1980年2月他頒布軍管法後，很快又重新填滿。該監獄關押12000至15000人。另有至少5000名政治良心犯關在其他8個位於卡布爾（Kabul）的其他監獄拘留中心。KHAD秘密警僱用了7萬人，包括3萬平民，由1500名秘密警察軍官控制。
肉體酷刑包括但不限於：電棍電擊男性生殖器官，女姓乳房，撕裂指甲，強制灌尿水，用手和腳指強姦婦女，用各種硬物塞入女性陰道；精神心理酷刑包括假槍斃，當著親人的面強姦，偽稱犯人已獲得自由等。721
抵抗運動一直興盛不衰。炸彈襲擊共產黨政府行政中心，抗議示威一直不斷。1980年4月27日，學生舉行罷課示威。60名學生，包括6名女生被殺害，罷課示威持續了一個月，無數男女學生被捕入獄，受到酷刑，或被開除，或被剝奪和各基金機會，對師生的迫害更嚴厲。阿共還克意恐赫女生，故意帶她們參觀酷刑抵抗戰士的現場。在KHAD秘警斷肢分離的慘景得以在學生中流傳，以達到恐怖之效。
歷史學教授卡加爾（Hassan Kakar）並非阿共黨員，但因曾幫助過人民派阿共黨員並提供避難幫助而被捕，審判時禁止他聘請律師，並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他的兩名教授同事亦分別被判 8年和10年；阿卡巴裡（Mohanmed Yunis Akbari）是阿富漢唯一的著名原子物理學教授，1983年被捕，未經指控而被關押；此前他已經兩度被捕，1984年被判死刑，並於1990年被處決。 722
阿共政權嚴密控制任何信息。因為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外國人被捕不會受酷刑，也不會被殺害；但一旦審判，明知控方作偽證時，被告人往往被強迫坦白認罪，諸如外國間諜，幫助抵抗運動等罪名。阿富漢人被捕後，既被酷刑也被殺害。1980年6月8日-1982年4月22日，阿共官方承認以反革命罪名處死了50人；1984年，77人；1985年40人。（723）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攻克波爾查爾基（Pol e Charki）監獄釋放了四千名政治犯。1992年5月在該監獄附近發現了一個群體屠殺大墳地，內有12000屍體！亦即證實凡是共產黨政權，無一例外均加十倍報喜，減十倍甚至百倍報憂！
1986年卡馬爾總統（Babrak Karmal）被廢免，取代他的是特務頭子納吉布拉德（Mohammed Najibullah），他較像哥爾巴喬夫，屬阿共人民派，1980年至1986年期間任特務頭子，後任駐伊朗大使，與蘇聯關係密切，曾受到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欣賞。他的兄弟曾將他與貝利亞相比。在他任職6年期間，他曾簽署9萬人的處決令。他還對無數酷刑負有責任。阿共還將兒童送還蘇聯受訓成兒童間諜，以便打入反抗組織內部，孩子們被注射毒品以降低其獨立性，大一點的孩子則提供免費妓女服務。超過3萬名6至14歲的兒童被強制送至蘇聯培訓成間諜。一個兒童因拒絕當間諜被蘇聯教官電死，另一個被吊死。724
阿富漢內戰致死亡150萬至200萬人，其中90%是平民；並造成200-400萬人傷殘。直接或間接由於共產主義運動在阿富漢培育出激端伊斯蘭運動，當前的國際恐怖主義，實質上源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1] 本系列編譯主要參考資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Sylvain Bondouque 《阿富漢的共產主義罪責》作者是法國巴黎大學GEODE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專攔作家，〈經濟學人〉雜誌副主編；（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學東歐歷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倫敦大學東歐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美國當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