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這是為香港《明報》月刊所寫的一篇關於譚作人兄的文章，已發於該刊三月號，現登載出來，以便有興趣的朋友們觀看。2010年3月11日8：16於成都
一
2009年8月12日凌晨三點，一輛依維軻停在我住家院門口，幾個警察神秘而嚴肅地貓在車裡睡覺。七點剛過，我正例行寫每天早上的博客，忽聽得急速的敲門聲，很訝異這麼早就有人上門，不知來幹什麼。開得門來，見是幾位警察，我並不吃驚，因為與他們打交道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片警是熟人，說讓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問為什麼？她答，我也不知道，只是領導叫你去一趟。我說你都不知道，為何要我去？
當然，雙方都是明知故問，最後他們用口頭傳喚把弄到派出所。因為8月12日是審判譚作人的日子，他們知我必去，所以不讓我前往，而將我軟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裡，他們問我為何一定要去，你去了也沒什麼用啊。我說，我知道去了沒有任何用，但因為譚作人是我的朋友。與其說我要去見證你們荒唐邪惡的審判，不如說因為朋友情感促使我不得不去。警察又說，朋友們嘛也有其他方式幫他嘛。我說，在朋友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不去，他將來出獄，我還有什麼臉面好湊過去說是他的朋友？假使你被判進監獄，你的親朋好友都不來看你，你著何感想？警察徹底語噻。
是的，我知道譚作人被判入獄是因為良知公正等人間大義，這也是我支持和聲援他，並與他一同戰鬥的原因。但對於我來講，還有更核心和柔軟的部分，那就是個人交情。我與譚作人相識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哪一年，具體已無記憶。但喝了無數回酒，也給他主編的《文化人》雜誌寫了不少文章，更和他一同反對過一些危害環境的項目。他主編的《文化人》發表了不少敏感人物的觸雷文章，最終被官方勒令停刊。他熱愛山川河流、草木蟲魚等自然世界，看到許多人為的破壞，與朋友一起成立環保組織綠色江河，義憤填膺而又堅忍不拔地做著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環保工作。在他的反對工作和所提建議，與當局有關官員的利益合轍的時候，他於2001年被評為成都市文明市民。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公民，你所反對的事情要能得到當局有關官員的首肯，這比駱駝穿過針眼進入天堂還要難，因而他被投進監獄是遲早的事。
為什麼說譚作人被投進監獄是遲早的事呢？這是由我們這個糟糕的社會制度決定的——維權律師、譚作人的辯護者夏霖在辦完譚作人二審上訴後回家過年，不無感慨地說：一年之中不是在看守所，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其實良知人士不是在監獄，就是在去監獄的路上 ——這個制度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在制度設計上使好人出局。如果你是個善良正直的人，你關心社會進步，大眾權利，你還沒被投進監獄，那不是因為你強大，而是因為你幸運。高壓強權和經濟籠絡，使得制度意義上的好人出局，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的常態。壞人當然也不要因為能暫且偷生而得意，因為這個社會不只是設計如何讓好人出局，而且由於制度咬人兼自噬且互害，所以就連壞人也不能保證他最終能全身而退。
二
1954 年譚作人出生於成都的文化之家，其父譚英華乃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四川大學教授，著有《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校譯有《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等。三年大飢荒、上山下鄉、文革、八九六四，譚作人無不親與其役。經歷了這麼多苦難，仍能存活下來，借用作人的話來說，我實在是幸運地賺了此生。特別是經歷八九大屠殺的生死劫後，他常有人生如寄之感，酒醉話多之時，難免發牢騷覺得愧對逝者，常有椎心之痛。對於有些朋友暫時不公開為六四說話，有人只覺得是隱忍，但他覺得這是窩囊。只不過他是善於行動的人，做的比說的多，說的比寫的多，因此他對自己經歷過的六四活動，並沒有寫專文來表達過自己的紀念，儘管他實際的紀念行動一點都不少。
但有一件事情改變了這一切。2007年5月15日是譚作人53歲的生日，當天星期二，他於網上看到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在與香港教師茶敘時口出狂言，說六四根本沒有屠殺，沒有坦克碾壓。更令人氣憤的是，馬力說你們說六四死難者有人碾壓成肉餅，你可拿一豬頭試一試，碾成肉餅可能嗎？此言一出，香港和世界輿論大嘩，譴責聲從香港遍佈世界各地，「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強烈抗議，多位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等發表談話或撰文予以駁斥。看到馬力這樣對六四污蔑的混賬言論，忍受了十八年的傷痛和憤怒再度激起了譚作人的良心與道德力量，於是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及所記日記，寫下了《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 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來反駁馬力的胡言亂語，他在該文的最後說：「十八年來，你無數次衝動著寫作的念頭，無數次提起筆來，卻寫不下字。因為長期以來，你只是一個用腳來寫作的行動者，而不是一個寫作者和講述者。你對寫作，沒有自信。」「但是這次，你要寫要說了。這要感謝一位叫馬力的香港先生，因為2007 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侮辱了你的智力，踐踏了你的記憶。他讓你想到了惡，而不是美。」
果然，就是這篇反駁前民建聯主席馬力的文章，加上一次2008年為紀念六四十九週年的獻血活動，以及用雅虎郵箱與王丹的通信，就構成了譚作人獲罪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的罪證。更為邪惡的是，對劉曉波、黃琦的二審判決，對譚作人、薛明凱（一位因參加民主黨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十九歲青年）的一審判決都採取在中國人十分注重的農曆新年前完成，一是在節前消除異議隱患，警告異議者的同伴，起著以儆傚尤的作用；二是想通過節日來降低整個世界特別是中國人的關注度，其實這樣的小伎倆得逞的概率是極低的。用紀念六四來判處譚作人的罪，固然彰顯地方政府的「聰明」，但人們是否有權利一問：六四雖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得到正確處理，官方所犯的錯沒得到改正，但寫了像譚作人這樣文章的人，別說上萬，至少也是幾千，要抓的話，恐怕會填滿監獄。但只抓譚作人一個人，自然是另有其因。
三
什麼是抓譚作人的另有之因呢？那就是他持續不斷反化彭州石化可能產生的環保災難，調查5．12大地震死難學生的人數。因為這才是得罪地方官員直接利益，影響噹地維穩的核心因素之所在。但為什麼中央高層也默認地方政府用六四來綁架以實現地方官員的利益呢？不追究地方官員的責任，對他們的貪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高層政府穩定公務員隊伍的常用手法，地方穩定也是中國穩定的一部分。而穩定公務員隊伍，官官相護，從來都高於所謂的民眾利益，是官方的重中之重。
譚作人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不唱高調，不玩抽象的主義。他對得起成都這座生養他的城市，可以這樣說，沒有他的努力，成都所遭受的破壞會更加嚴重。在一個沒有備用水源的城市，柏條河作為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成都唯一的飲用水源，如果被破壞將不堪設想，這一切都是他與朋友們反對才停下來的，但有多少成都市民知道他所做的這一切呢？他說為家鄉人民坐牢光榮，我尊重他的情感表達，可是四川尤其是成都有多少人對得起他這份五年牢獄之災的「厚禮」？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可淪陷的豈止是物理意義的坍塌傾圯，民眾的麻木、知識份子瘖啞不聲援、官員的勢利作惡，難道不是一座城市淪陷得更為徹底的指標嗎？
他不同尋常的內心自審和少有的道德自律，常使他做得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多。他在死者枕藉的北川中學廢墟上近乎哀嚎，他深夜在開裂損毀的紫坪鋪水庫大壩上接到死難學生家長陸世華的求救簡訊，和著酒精痛哭，這些都令知情的朋友們慨嘆並敬佩。他在獄中給妻子女兒回信，所表達的歉疚和情意——「你們，是我的眼淚」—— 令木石動容，真可謂傷心豈獨譚作人，這句簡單而深情的話，在我看來有流傳千古的力量。
想起作人的家教和經歷，忽然想起自己與四川大學三個比較有名的歷史學家之子都是朋友的事來。西夏史研究專家吳天墀之子楊澤泉九死一生，寫有回憶錄《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年代裡的故事》揭露大飢荒的慘死以及監獄非人的災難。而辛亥史專家戴執禮之子、畫家戴光郁，則是作人的發小，前兩天他從北京回來，請我給作人帶條煙和一封信。其信中引一句詩人裡爾克的話：「挺住，意味著一切！」唯望作人在冷寂的牢房裡，能感受到親人朋友們難以忘卻的愛。
2010年2月15日大年初二寫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