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過後，《國家歷史》雜誌的編輯杜興就來信約我為他們寫一篇文革中紅衛兵破壞三孔的稿子，這篇稿子寫完沒多久，《中國新聞週刊》的記者打電話來，說要就1966年紅衛兵扒孔子墓的事來採訪我。果然，臘月27的晚上，劉炎迅敲響了我家的房門。我們談了3個多小時，送他出門的時候，一場靜悄悄的大雪已經覆蓋了泉城。在這兩次接觸中，杜興和劉炎迅對我在20年前就對文革中的討孔事件做了詳盡的調查，並寫出一部書讚嘆之餘，也對這部18年前就已經在香港出版了的書，直到今天未能在大陸出版感到惋惜。
劉炎迅走後，那天夜裡我失眠了，也許是說話太多，也許是這次採訪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劉炎迅在後來的稿子裡寫道：「書寫出來，一直不能在大陸出版，這讓劉亞偉感到遺憾，只是忠實的陳述一段歷史，為什麼這麼難？至今依舊如此。劉亞偉在等，他說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建國60年也過去了，我的書啥時候能出版呢？」
事實的確如此，《孔府大劫難》這部書稿在大陸曾先後輾轉了十幾個出版社，都沒能出版。這些年，我見到過不少書出版後被禁，比如《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如焉》《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滄桑》等等，與我的這本書相比，他們還算是幸運的，畢竟是在出版後又被禁的。而我的這本書根本沒機會出版。
失眠的那天夜裡，我回想起這部書稿近20年來在大陸的命運遭際。
20年前的這個季節，我和王良開始對1966年初冬發生在我的故鄉曲阜的討孔事件進行調查，目的之一是趁著當事人尚在人世，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為後代認識研究文革現象留下一點史料。目的之二是期望通過對這個文革中的典型事例的梳理、解剖，對文化大革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考。
寫這本書的想法始於80年代初。
1979年,曲阜作為旅遊城市對外開放，1982年曲阜又被列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曲阜孔廟、孔府、孔林大規模的修茸復原工程全面展開。記得外國遊客第一次出現在曲阜縣城時，全城幾乎一半以上的人出來看「西洋景」，老外走到那裡，人們就蜂擁著跟到那裡。那時街道還窄，人們摩肩擦踵，把老外擠在中間。
1966 年秋冬之交曲阜第一次出現北京來的紅衛兵時，曲阜人的好奇心也被這樣充分地調動過一次，當時幾乎是傾城而出看熱鬧。那是一段緊張而又充實的日子——要看的內容很多，每項內容都很精彩：看大辯論，看大字報，看破「四舊」，看「井崗輕騎」的演出，看批鬥游鬥「牛鬼蛇神」和「孔老二的孝子賢孫」，看砸國務院的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看「討孔大會」，看燒匾，看拉石坊，看扒孔墳......看著看著，很多人不願只當觀眾了。
1980 年前後，我在曲阜縣委報導組當新聞幹事，經常要報導些「某某某文物古蹟修茸一新對外開放」之類的消息，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孔府、孔廟、孔林在文化革命中被破壞情況的資料，這才知道文化革命對曲阜的文物古蹟造成的破壞是多麼嚴重。
曲阜這麼一個小城是這樣，那麼全國呢？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十三歲，只有當觀眾的份兒，如果當時我大幾歲呢？想想都讓人後怕。
當時那件事不過剛剛過去了十來年，但是在人們的感覺中似乎已經相當遙遠了。作為一個在曲阜出生、長大的文化人，我無法迴避這件事。
1990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風波」剛剛過去，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我的被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鼓舞起來的社會理想、對國家前途的期待和貫穿了80年代的政治熱情，被兜頭打了下去。當時，我還在魯迅文學院和北師大合辦的第一期作家研究生班學習，工作關係剛剛調入地質礦產部文聯，學習之餘，負責《山野文學》編輯部的日常工作，時間很寬裕。幹點什麼好呢？就想到了這個沉積了很久的夙願。我打電話給在曲阜文化館工作的好友王良，問他願不願意參與，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這項工作正式開始。
由於已經有了近十年的思想準備，所以在這項工作之初，我們就確定了紀實文學的寫作手法與社會學調查方法相結合的思路。我們用了大約一年多時間，採訪了一百餘位親歷者，查閱了數百萬字的「文革」檔案，又經過多半年的寫作和修改，到1991年下半年，書已經基本成型了。
書寫出來了，接下來找出版社吧，最先找的是北師大出版社，我覺得這事是北師大的學生干的，我呢又是北師大的研究生，我希望母校能以這種形式對那件事有個姿態。但是母校的出版社讓我失望了。
這時，梁曉聲得知此事，正值香港天地出版社的陳松伶先生來北京，商談曉聲的新著《浮城》在香港的出版事宜，我就委託曉聲把書稿代為轉給陳松伶先生。沒多久，陳先生又一次來到北京，約我去建國門飯店見面，和我正式簽署了《孔府大劫難》境外繁體字版的出版合同。第二年年初，我就接到了陳先生寄來的樣書。
1992 或者是1993年，我來到家鄉的齊魯書社，很巧，接待我的嚴茜子編輯竟然是我書中寫到的嚴北溟老先生的女兒，嚴北溟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史家，精通儒道佛哲學，對中國思想史、佛教哲學及因明學有精深造詣，著述等身。因參加過1962年的孔子討論會，文革扒孔墓時被譚厚蘭揪到曲阜，在扒墳現場帶上高帽子陪鬥，我在書中寫到了這些情節。
嚴茜子女士看完書稿決定，她要親自做這部書的編輯。為了保證書稿的質量，她專門邀請了歷史學家，時任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的劉蔚華先生做這部書的審讀，劉先生文革時正好在曲阜師大工作，對那段歷史也很熟悉。
劉蔚華先生認真審讀了全部書稿，提出了幾點很中肯的修改意見，據此，我對書稿又做了一些修改。然而最後此書送審到國家新聞出版署時未獲通過。
後來此書還曾輾轉過多家出版社，此間，當時的中央黨校文史部主任李書磊先生也應我的邀請為此書寫了序言。記得一位運作能力很強的書商朋友曾預付給我3000元押金後把書稿拿去運作，最後也沒有結果。
2002 年左右，中國社會出版社曾讓我看到了一線曙光，他們轉給我一份據說是新聞出版署的審讀修改意見，我很高興，這意味著此書出版有望了。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這個修改意見（比如修改意見建議作者刪除扒孔令貽墓的那一部分），但為了此書能夠出版，我決定作出讓步。然而，按照這個審讀修改意見修改後的書稿送上去之後，遲遲沒有回音，大約半年之後，我接到出版社責編電話，說，很抱歉，書稿最後還是未能通過。
這期間，我和我的合作者王良不斷接到一些詢問電話和來訪者，都是因為看到了這本書。一位美籍華裔學者專程到曲阜會見作者，從他那裡，我們得知，我們的這本書在海外研究文革的學術論文中已經被廣為引用。為此，我們很寬慰，畢竟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給大家講一個很搞笑的故事：上個世紀90年代，曲阜的一位市委書記到新加坡訪問，看到了那裡有賣《孔府大劫難》，就買了一本回來，說，你們看看，人家國外都把咱這裡發生的事研究得這麼細了。一位當地幹部告訴這位書記，這兩位作者就是咱們曲阜人。
2005年，我有機會結識一位中字頭出版社的社長，聽說我手裡有這樣一部書稿，非常興奮，說，我們社就是專門出版當代史的，你把書稿給我吧，我親自跑中宣部做工作。這次我真的覺得遇到貴人相助了。然而幾個月後，這位社長無奈地告訴我，中宣部有關人士說，這類書一直沒有放開，現在馬上要到文革40年了，這是最敏感的時候，還是先放放再說吧。這次我並沒覺得意外，我已經習慣被拒絕了。
最後我想說，現在文革40年過去了，改革開放30年也過去了，建國60年又過去了，我想問問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宣部，我的《孔府大劫難》什麼時候能允許在大陸出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