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在二月十六號報導了一個消息，說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求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求是》雜誌二零一零年第四期。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這篇文章的中心目的，就是要把矛盾化解在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基層單位。他要求要努力做到對社會矛盾化解方法，要做到放在基層去解決。基層指的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矛盾不上交。也就是說在全國一年有十萬起群眾奮起維權抗暴的這些群體事件，通通要化解到鄉、村，不上他們上交到省、縣、市、中央。這是共產黨希望由基層的官員來解救共產黨所製造的社會矛盾，以及挽救共產黨要走向滅亡的命運。這是他的一個中心思想。
那麼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什麼是社會矛盾？他這篇文章裡沒有提到哪些社會矛盾。那我們現在分析一下何為中國當今的社會矛盾呢？在我看來，中國當今的社會矛盾有以下幾大類：
首先，社會財富分配嚴重的不均。現今中共政權是壟斷買辦資產階級當政，他們特別照顧和關懷中共高官、太子黨、大企業家、銀行金融的企業主；而刻意剝奪工人、農民、農民工、退伍轉業官兵、農村教師和城市貧民等等的中國民眾。而佔全國總人工百分之零點三的人口，竊取了全國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樣的話，各位聽眾你們想想看，全國民眾能夠不奮起而反抗嗎？因為這些財富並不是那百分之零點三的人所創造的，而是全國的民眾，其中尤其是受了殘酷剝削的工人、農民、農民工所創造的，他們被掠奪而佔據了。
第二個社會大矛盾，是中國的蝸居和蟻族這種現象的發生。也就是說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居民，他們收入低下，沒有能力購買住房。所以說中國的蝸居現象是中國房地產政策的必然結果。
第三，中國有十五億人口，居然造成了沒有錢看病的現象。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民沒錢看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居民沒有錢住醫院治病，這種現象就是在中國發生。中國常常嘲笑印度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可是印度他們卻實行全國的公費醫療，當然也有一部分私費醫療去滿足那些有錢人的高品質的醫療，看病、治病。可是印度政府能夠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眾有公費醫療承擔起來，中國共產黨統治底下卻做不到。
第四，中國的生態環境惡化。這個社會矛盾非常的大。四分之三的中國大地上的水源被有毒物質污染，而不能夠飲用這些水。沿海城市發展重化工業，毒化居民生活和生存環境，產生大量的癌症村、癌症鄉、癌症縣。城市垃圾堆積成山，中共地方官員毫不關心。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怎麼樣去掌控權力，去貪污腐敗。
第五，暴力強拆，搶奪民間財產。中共國務院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頒布了一個拆遷條例，允許中共下層官員搶奪百姓房地財產。造成了千萬戶的冤民上訪抗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川成都金牛區唐富珍這位女士，維護自家樓房，自焚抗議事件。在唐富珍女士為了維護自家樓房自焚抗議以後，中共地方官員還對唐富珍女士一家，既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又加他們一個罪名叫做「暴力抗法」，說他們是用暴力對抗共產黨這些官員們執行法律的行為。這是非常令人憤恨，引起了全國民眾的抗議。這些是共產黨所製造的社會矛盾。
第六，教育不公平，歧視中國農村教育。對服務於城市的農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公平，對太子黨和富豪們的子女們特別優惠，特別優待。把中國有限的教育資金投放到城市，又投放到重點中學、重點小學，培養精英，為共產黨服務。
第七，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被剝奪了。將近四億的網民被剝奪上網的權利，打壓網民自由言論，中國民眾生活的沒有尊嚴感和幸福感。
第八，打壓宗教和信仰團體。中共鎮壓法輪功超過了十年。六十年來中共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歧視、打壓和鎮壓。近年來，加劇對地下教會的迫害和鎮壓。
第九，通貨膨脹加劇。中共政權的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員，他們是以追逐利益為目的，以GDP數據為中心的經濟生產模式，就是不斷的、反覆的製造了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高漲。其中最明顯的，房價急劇高漲，民生衣食住行種種物價都在上漲，因為什麼？他們為了GDP的上升，拚命擴大投資，擴大銀行貸款，大批的資金流入到金融、房地產，結果造成貨幣貶值，這個社會矛盾你能夠一個鄉村去解決嗎？解決不了。
第十，失業率居高不下。近年來，中共當局大肆推行我進民退的政策，對佔據國民生產百分之六十的民營中、小型企業，採取的是歧視、圍攻、掠奪、封殺等等的政策手段。消滅民營企業，壯大國有企業。由此造成失業人口急劇上升。
第十一，民眾仇恨貪官污吏。楊佳和鄧玉嬌，反抗暴政的典型，民眾掀起了維權抗暴運動。每年在全國範圍內，有高達超過十萬起的群體維權抗暴事件的發生。
第十二，中共政權已經達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裸官成風，什麼是裸官？就把自己的老婆、小孩都送到海外，就一個人在裡邊當官，隨時準備逃跑。身上有幾個護照，把所有貪的錢，通過各種手段運到了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歐洲，層次最低的跑到了泰國和東南亞。
現在網上正在討論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題目，就說中國最大的犯罪群體是誰呢？是中共官員和公務員。這是和全世界界各國的典型的一種例子。世界各國的官員和公務員，應該是在全體居民中間是最廉潔，最有信譽、最公平、最公義、正義的一批人群。而中國正好相反，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最大的犯罪集團就是中共官員和公務員。
那麼我們看看中共官員他們自己怎麼評價他們自己的呢？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在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中共前紀檢委書記尉健行公布了一項對擔任現職的中共中央各部委黨委書記，政府有兩百多名正副省級部級幹部的工作作風、干群關係等三項指標調查的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佔百分之十五；壞的和最壞的高達百分之三十，兩倍。而省一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壞的和最壞的佔到了百分之六十，幾乎是八倍。二零零三年二月，在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講話，他說：高層領導幾乎全都爛光了。這是共產黨他們自己的評價。
我現在已經列出了上面十幾項社會矛盾大的分類。我們講社會矛盾出現，有因果關係，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矛盾呢？造成這些現象呢？在我看來，上述的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來自於中共政權強加於中國民眾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來自於中共政權的法律、條例、法規、政策，來自於中共政權官員們貪得無厭，無所不用其極的這些原因。
上述社會矛盾是制度結構型的，不是周永康一篇文章或者一個指令，或者是要下層官員去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等等可以解決的。中共政權製造的社會矛盾已經病入膏肓和絕症階段。妄想由中共政權的低級下層官員來承擔救亡責任，救共產黨死亡的責任，這是白日做夢。周永康一文正說明瞭中共政權面臨絕境和死路一條的現狀的寫照。周永康身為中共高官，享受著厚祿，製造社會矛盾的始作俑者，卻不敢承擔責任，要把責任推向下層官員，實為文過篩非，是沒有擔當的小人物。
那麼怎麼解決這些社會矛盾呢？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矛盾，只有從制度上、結構上來徹底改變，就是說要從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文化制度上進行徹底的改變。也就是說要結束共產黨的專政，要解體中共，要重新建設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共和、憲政的一個新的中國。那麼這些社會矛盾才能真正徹底的從根源上消除。否則的話，周永康寫這樣的文章，他企圖要下級官員去承擔責任，去救共產黨死亡的道路，那就是白日做夢。
不僅如此，周永康這篇文章使人們更看清楚中共是那麼樣的腐敗，那麼的不敢承擔責任。所以這篇文章只能夠加速共產黨的死亡，而不會來挽救共產黨死亡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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