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棟所輯的《牧令書》中說：「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喜順惡逆。」（卷一）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家都樂於報喜不報憂，喜歡聽讚揚順從的話，厭惡聽逆耳之言，這已成為官場的一種陋習。
這種現象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個上諭這樣說：「至於一切頌揚之文，俱屬無益。朕見近來頌聖之語殊多，悉應停止。凡事皆宜務實，何必崇尚虛文？即如爾等師生之間，一發議論，即互相推讚。書札往來，亦大都獎譽過情，此甚無謂也。」（《康熙政要》，卷八）康熙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一直提倡「凡事但求實際，不務虛名。」身處「乾綱獨斷」的「萬乘之尊」，能夠反對「頌聖」，把對他的肉麻頌揚看作是「俱屬無益」的「虛文」，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但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官場中，對皇帝的歌功頌德，對上司的阿諛逢迎，師生、同僚之間的相互吹捧，已經習以為常，無處不在了。諂媚之風的盛行，諛頌之詞的氾濫，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厭惡，紛紛揭露「悅諛成風」已成為政風敗壞的一個突出問題。
好諛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喜歡聽別人對自己的阿諛奉承，在別人的吹捧面前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另一種是對上司望風希旨，投其所好，奴顏婢膝，迎合趨承。這兩種情況，都會對執法理政產生很壞的影響。
在封建時代，一旦跨入仕途，立即高踞人上，成為站在老百姓頭上的老爺，權勢顯赫，威風八面。所以，「居官時不患無諛詞，而患無規語。民即怨詛，不遽入耳。」（汪祖輝：《學治臆說》）官員的特殊地位，使他們很容易聽到諛諂之詞，卻很難聽到規勸和批評的話，老百姓即使有對你抱怨甚至詛咒的語言，也不會一下子傳進你的耳朵裡。當你被種種諛詞所包圍，並且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時，就會產生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有的書作了這樣的分析：「居官之人，身處民上，一令百從，諛言日至。自視地位高於人，才識無不高於人，自是之見漸習漸慣，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學好問也哉！趾高氣揚，非獨辦事乖錯，必貽民物之憂，即終身才識，亦以一得自阻矣。吁，可畏哉！」（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卷六）這段話對好諛之害，揭露得入木三分，可謂鞭辟入裡。一個缺乏自覺的人，在諛言的浸淫下，就會自我膨脹，產生一種錯覺，好像官位高了，學問才識也會水漲船高，無不高人一等，於是自以為是，趾高氣揚，剛愎自用，獨斷專行。這樣，不但辦事常常出錯，個人也必然故步自封，閉塞了增長才智的通道。
問題遠不止於此。好諛之人，往往會失去對人對事的是非好惡的準確判斷力。對那些巧言令色、希恩固寵之流，視之為心腹，倚之為親信，言聽計從，百依百順；而對那些敢於犯顏直言，講一點真話甚至逆耳之言的人，則不愜於心，怒形於色，甚至深惡痛絕。於是，就逐漸形成了一種風氣，諂媚之徒飛揚跋扈，正直之士緘口不語。黑白混淆，是非顛倒，歪風盛行，正氣不申。這樣的政治環境，必然使讒言佞語乘虛而入，招搖過市。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讒言之入，起於好諛。」（《居官警語》，第56頁）
喜歡下屬吹捧的人，面對上司，也必定是「趨蹌跪拜，迎合諂媚」、「誑語支吾」，「唯諾隨人」。他們的處事原則是「善事上官，不恤民瘼」（《居官警語》，第127頁）。只要把上司伺候好了，老百姓的疾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這樣的人最善於揣摩。「仕途惡習，不講實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擬。」「全以私心揣測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揚之公泯，勸戒之意不昭矣。」「況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計。奔競鑽營，無所不至，其有關吏治風俗，人品心術，殊非淺鮮。」（徐棟：《牧令書》，卷一）陳弘謀《學仕遺規補編》對這種人有這樣的描寫：「萎靡不振，悅諛成風。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後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彼則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為也。其居心之險，大非事上之敬。」（卷三）對這樣的人來說，個人私利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準繩，阿諛上司，是為了能取悅於人，以便仕途騰達；一旦事情搞砸了，「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就立即表示這都是「上官之意」，把所有責任推得干乾淨淨。
喜歡阿諛逢迎的人，不但在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會迅速變臉，就是在平時，也常常是兩副嘴臉，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媚上者必欺下。」對上是一副面孔，對下則又是另一副面孔。「事上則俯首鞠躬，臨民則逞志作威。」（《學仕遺規補編》，卷三）「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陳弘謀：《從政遺規》，捲上）人們不必驚詫於他們面目變化之神速，因為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官與民、上司與下屬之間，前者對後者的頤指氣使、呼幺喝六，同後者對前者的低眉順眼、脅肩諂笑，都是天經地義的。他們看似冰火不容的兩種面目就合乎邏輯地統一在這種卑劣陳腐的意念之中。
大凡好諛之人，總是特別熱衷於沽名釣譽。做表面文章，圖熱鬧好看，真正關乎老百姓痛痒和民生疾苦的事，卻漠然置之。有時甚至會打著「便民」的旗號干「病民」的勾當。汪輝祖《學治臆說》就講了這個道理：「一有沽名邀譽之私，其奉我以虛名虛譽者，即導我以偏好偏惡，而便民之事，亦且病民。」（卷下）方大湜《平平言》也說：「官不可好名。實者，名之形；名者，實之影。一味好名，則純盜虛聲，毫無實際，必至名裂而後已。」很明顯，這裡所講的「官不可好名」，決不是說當官的不必看重和珍惜自己的名聲，而是說不要一門心思地去沽名釣譽，欺世盜名，最後落得個圖虛名而得實禍。所以，為政「宜崇實效不宜務虛名」，實在是一條至理名言。
說到底，能不能杜絕好諛之風，關鍵在於官員們是不是能夠真正實心任事，辦事的出發點究竟是「為民」還是「為名」？對於這一點，老百姓心裏其實是一清二楚的。高廷瑤《宦游紀略》中有一段話，講得極為精彩：「不可沽名邀譽。到任時做一二事以市名，後將不繼，前此皆假矣。進銳退速，名豈能久？惟地方一切利弊，或因或革，實心實力辦去，實至而名自彰。百姓愚而最神，所為為名也者，百姓知之；所為為民也者，百姓無不知之。」（卷下）一個封建士人，竟能以如此明白的語言，宣稱素被視作「愚民」的老百姓，其實是「愚而最神」，他們對官員們的所作所為，「為名」抑或「為民」，統統都心知肚明，這樣的識見在當時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但這卻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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