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遊子還鄉到"右派改正"的三十年間，坎坷路上相遇的人們，死者與生者，現在都一起活在我心裏。
在學院，於副校長，當年主持過"鳴放"和"反右"的，已在我們歸來幾個月前患心臟病不治去世。聽同事們說，他在文革期間身心備受煎熬，思想感情有很大變化。怡楷和我特地去看望他的遺孀，表達我們衷心的慰唁。我們說，感謝他二十年前接受怡楷的請求讓我從勞改農場保外就醫，要不然我多半早就死在他前面了。毛校長、那位讓人望而生畏的女將，已經離休，住在市內一座高幹招待所頤養天年。聽說她在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任職，我覺得很滑稽，因為我回來後聽當年的教師黨支部書記老劉說過，她給我那麼嚴厲的處分，即使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也是違法的。晁教授，現在已是英語系唯一的正教授兼系主任，又是學院黨委會委員。他見到我時輕鬆愉快地哈哈笑道："老巫，好久不見了。"彷彿什麼事兒也沒發生過，彷彿我們倆半小時前剛在一起喝過茶。他那震耳的笑聲比往年更加洪亮，部分地由於春風得意、自命不凡，部分地由於腰圍倍增，足以見證多年來養尊處優的生活和從不困擾的良心。
英語語音講師葆青逃脫了被打成右派的命運，因為她愛人承擔了全部罪責。反右幾年後，道生已解除勞教回家。但是，作為右派家屬要承受的壓力終於迫使葆青提出離婚。文革期間，道生被下放在江西勞動時自殺身亡。怡楷和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們的哀悼。年4月，我被關進半步橋勞教所後，曾與道生有相對無言的一面之緣，沒想到那也是最後一面。我們幾乎不敢正眼看葆青，回想在短暫的"北京之春"的那些日子，我們兩家人，各自帶著頭生的小寶貝，在一起消磨過多少歡樂的時光，從來沒有為未來操過心。葆青後來和學院一位教日語的同事結婚。這位日本留學生，受過"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又是老共產黨員。"紅色保護傘"理所當然自封為她的政治思想管教員。才貌雙全的妻子不服管教時，老黨員就發揮"武士道精神"拳足交加。他們的婚姻破裂只是時間問題了。怡楷不勝感慨地說："托爾斯泰說得好，‘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一個國家裡，政治干擾家庭生活，許多不幸的家庭都是同樣的受害者。葆青和道生，兩個聰明可愛的兒子，本來是個幸福家庭，卻落得家破人亡，實在太悲慘了，可是誰能怪得著受害者呢？再說，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有些家庭從每個政治運動中滿載而歸，陞官發財，也有些家庭在每次政治風暴中首當其衝，受到千錘百煉。我們久經磨難，居然存活了下來，我感到很幸福 。"
1966年盛夏，燕園內紅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間，新北大多少位教授成為橫掃對象。當年的燕京大學英語教授中，多年來兢兢業業"追求進步"不堪凌辱，第一個悲憤自盡。時隔不久，她的愛人、大右派曾昭倫教授，也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我的同齡人、學貫中西的吳興華教授，在烈日下勞改，口乾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從他手裡得到一碗未名湖的髒水。（在這同一個湖邊，我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聽他背誦中國古詩或英詩，如聽天籟。）髒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紅頭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後經破腹驗屍，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倖免於追認為"現行反革命"。興華時年四十五歲，比"同病相憐"的杜甫逝世時還小十三歲。興華殘破的遺體匆匆火化後，他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就被掃地出門，只得到海淀鎮上覓一間民房棲身。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改的折磨也離開人世。趙蘿蕤教授碩果僅存，可是她的愛人陳夢家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凌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他終於得以解脫。這位"新月派"詩人、蜚聲國際的考古學家含冤棄世時還不到六十歲。
在燕京的青年教師中，楊耀民當年放棄基督教，加入共產黨，在文學研究所得到重用。文革一來，他成了"文藝黑線"的替罪羊，他那半癱瘓的軀體怎禁得住殘酷無情的"文攻武鬥"，也只得一死了之。我當年的助教黃繼忠，在清河農場勞改多年後被遣送回江西原籍和老母相依為命，右派改正後回北大任英語副教授。有一天，他從北大來電話，說他心上有一樁往事要一吐為快。我感到莫名其妙。他騎自行車來到我家，他的吐露使我大吃一驚。原來他給我當助教時，上級曾交給他匯報我的可疑言行的政治任務。幾個月後他被解除"兼職"，因為他始終沒有完成使命 。
在燕京的領導人中，陸志韋校長在科學院文字改革小組韜光養晦，仍是當然的"橫掃對象"，後來又以七十高齡發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孑然一身，精神逐漸失常，一代宗師流離鄉野，儼然裡爾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長逝。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教授死於獄中，罪名是為美帝提供政治情報。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翦伯讚教授多年來飛黃騰達，官至新北大副校長，文革一開始卻被"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點名批判，備受凌辱，終於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雙雙服毒自盡，"自絕於黨"。蘿蕤的父親、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教授，幸得善終，於1979年夏以九十高齡在北京寓所謝世。
在北京市內，我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號探望沈從文老師。他住的是一座破敗的四合院裡一間朝西的小屋，除了放一張小床之外就沒有多少餘地了，床上靠牆的一面堆滿了書，聽說師母還得到別處去"未晚先投宿"哩。比起五十年代的東堂子胡同的陋室來更是每下愈況了。我再看看他們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顏，真不知言從何起。可是，"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沈從文之音依然那麼年青，彷彿"一派清波，彷彿生平在各個地方所見到過的河流，皆似乎一一從心上流過。河面還泊了灰色小船，漂泊了翠綠菜葉。"老師從來沒有談到個人的困苦，從來沒有怨天尤人。他一臉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說他對苦難安之若素，他對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當我們談到兩位好友不幸棄世，老師，他對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當我們談到兩位好友不幸棄世，老師潸然淚下。1973年，我的大學同學蕭珊在上海經受多年勞改的煎熬之後死於肝癌，當時她的愛人巴金還關在牛棚。另一位是傑出的詩人查良錚，他在南開大學慘遭迫害二十餘年，終於在"四人幫"覆沒後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還背著莫須有的"歷史反革命"罪名。在衝破長達數年的重重阻力之後，他的平反工作和遺著出版才最後落實。瀋老師又等了六年才分配到一套較好的住房，這時候他走路已經離不開助行器了。兩年以後，心臟病突發，一位巨人離開人世。第二天，《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悼念的專文，幾天之後北京的報紙才作了簡短的報導。師母婉言謝絕了官方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倡議，只由遺屬出面邀請至親好友參加告別。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參加這種儀式，因為我一直覺得，官方近年來為文革受害者補開的追悼會不免有鱷魚的眼淚的味道。
蘿蕤孑然一身，也住在她父母身前寓居的的一座四合院內兩間朝西的小屋。她自己的家、夢家精心蒐集的明代傢俱和字畫、她的斯坦威鋼琴，都沒逃脫被橫掃的命運。兩間小屋的裡面一間放了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兩三把椅子，這是她睡覺、工作、休息、接待國內外來訪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間放著幾個書架，藏書中包括她當年在美國蒐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說和艾略特簽名題贈的詩作。她畢生以讀書為樂，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節制。儘管如此，劫後餘生，年近古稀，她毅然投身翻譯惠特曼的巨著《草葉集》，夜以繼日伏在小書桌上用她那一筆不苟的書法一字一句重鑄惠特曼的詩篇，《紐約時報》曾在頭版發表長篇報導。她熱愛音樂，現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裡聽西方古典音樂的錄音。和沈從文一樣，她從來不談個人的苦難經歷，從來沒有提到過她的喪夫之痛。我知道她仍在為精神分裂症服用藥物。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時抽搐。我想那種藥肯定有副作用，便問她是否可以減少劑量。她的臉立刻變色，質問我："你要讓我犯病嗎？"我後悔說話唐突，同時我也突然認識到，這麼些年來她形影相弔，不定受到過怎樣的夢魘的煎熬。哪怕一個詹姆斯式的悲劇女主人翁，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氣和尊嚴承受她的苦難。
我們返回北京的消息在親戚中不脛而走。1981年秋，李家表姐從上海來北京探親旅遊訪友，在我們家小住。她到市內看望那位多年不見的表妹和"御醫"妹丈，回來後對我們說："二表妹托我捎話給你們，那年怡楷去她家，她很失禮。外麵人都以為當老頭子的醫生怎麼了不起，其實伴君如伴虎，全家人日日如坐針氈，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大禍臨頭。多少年來，搞得幾乎六親不認，請親友諒解。"沒過了幾天，二表姐和姐丈就從西單的寓所驅車來看我們了。雖然我們和"御醫"還是初會，但大家都是劫後餘生，一見如故。後來，表姐因腎衰竭加劇赴美求醫，我和怡楷專程去他們在西單的寓所話別，豈料竟成永訣。
在天津，怡楷家的住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被毀，不過全家人奇蹟般地倖免於難。隨後好幾年，他們都住在極其簡陋的防震棚裡。曾到清河給我送救命食物的大哥和二哥，文革中受盡折磨，先後逝世。我們遠在劍橋訪問時，多病的三姐病逝北京。倖存的三哥，不分酷暑嚴冬，在他的小防震棚裡重操舊業，埋首歷史研究。文革過後，他還希望找回被紅衛兵抄走的千百種秘密宗教的寶卷，就從一個政府部門跑到另一個部門打聽它們的下落。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最後得到的答覆是"多半當廢紙處理了"。一位加拿大同行來信說，他多少年來一直盼望有一天讀到這些珍貴無比的文獻，哪怕一本也好，文革既過他以為可以實現他的夢想啦。當他獲悉這些文獻的悲慘命運，感到傷心欲絕。他說，真好比突然喪失一個你一直希望重見的老朋友。
1987年夏，我重返安徽講學，得與"牛棚"難友重逢，其中包括安大張校長和孫副校長。安師大魏書記已升任省委宣傳部長。他們三位都精神煥發，對"改革開放政策"充滿信心。冒效魯已升任俄語正教授，由小陳陪同來招待所看我，談笑風生不減當年。我們三人回顧在南莊一起度過的荒唐歲月，小陳脫口而出背出老冒和我拼湊的那首打油詩，不禁都啞然失笑。我答應第二年再回來聚會，沒料到第二年春天冒老就與世長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