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以絲帛為書寫的材料。但絲帛較貴，故大多隻用來抄寫重要的典籍和繪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竹、木製成的簡牘是最流行的文字載體。漢時出現了紙，並逐 漸推廣使用，但簡牘卻沒有因此被迅即淘汰，而是與紙共存了數百年。《太平御覽》載《桓玄偽事》：桓玄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 以黃紙代之。"可知在4世紀末的東晉中期，人們仍在使用簡牘，經統治者頒令後才廢止。由此算來，簡牘在中國的使用歷史至少有千餘年。
簡牘時代距今遙遠。因而形成了這樣的狀況：一方面，由於簡牘長期湮沒，我們對簡牘已備感陌生，探究其制度與具體細節等都相當困難；而另一方面，由於簡牘出現甚早，存留時間很長，又在我們的文化進程中印下了深刻的痕跡。
傳統的中文書寫習慣是從上到下，豎行排列，這和用簡牘書寫時是一樣的。傳統的書籍有豎行的界欄，展開的書頁看起來亦如同簡冊。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許多詞 匯，如"冊"、"篇"、"編"、"連篇累牘"、"韋編三絕"等，都與簡牘的形制有關；"殺青"、"汗青"、"罄竹難書"等則與簡牘的製作和用材有關；"刪 改"、"筆削"、"刀筆吏"等則與簡牘時代的文具書刀有關；"契合"、"合同"、"尺牘"、"封緘"等則與簡牘時代的文書制度有關。
與紙相比，簡牘較為費材，製作與攜帶也不算方便。然而在秦漢時期，中央集權制的帝國就是以大量的簡牘製作的官文書來運作政務和推行統治的。據《史記•秦始 皇本紀》記載，秦時天下大小事皆決於上，秦始皇日夜所讀的官文書"至以衡石量"。王充《論衡•別通篇》說，"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 下"。而從出土簡牘實物來看，秦漢時期的官文書不僅數量驚人，種類眾多，格式也頗為繁複。這些用簡牘來記錄和承載的法律、政令、計賬、戶籍、券書等，對於 龐大帝國的體制維繫和管理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簡牘雖嫌笨重，卻相當耐久。大量的典籍，因當初被抄寫於簡冊而流傳下來。這不僅是指我們今日所見出土簡牘中的古書，也是指那些自"簡牘時代"而流傳至"印 刷術時代"的古書。值得注意的是，紙雖輕便，但脆弱易毀，故今存早於唐代的用紙書寫的史料極為罕見。有學者指出，紙在其發明之初，或許對於書籍並不是一件 好事。因為印刷術的出現是在數百年之後，其時不少用紙抄寫的書籍已經亡佚。相反的，那些用簡冊抄寫的更為古老的書籍卻得以長久存留。
自上個世紀初以來，一批又一批的簡牘陸續在中國各地出土。其中時代最早的是湖北隨州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竹簡，時代最晚的是新疆羅布泊樓蘭遺址、民豐尼 雅遺址和吐魯番晉墓所出土的晉簡。這些簡牘的內容甚為豐富，不僅有多種文書檔案，還有大量的書籍、私人信件、歷譜，以及喪葬用的遣冊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 值，也是寶貴的書法墨跡。對它們的發現與研究，是近代學術界的一項重要的成果。
在此之前，有關該時期的史料只限於不多的傳世文獻和一些考古資料。簡牘的出土，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完全改觀。以秦漢史為例，從秦代的睡虎地簡、裡耶 簡，到漢初的張家山簡，到縱貫西漢、新莽、東漢的敦煌簡和居延簡，再到東漢末年的東牌樓簡，以及三國時期的走馬樓簡，加上散佈於秦漢各個時期的那些數量雖 小但內容重要的簡，我們可以看到，簡牘所展現的秦漢史幾乎沒有年代上的缺環。換句話說，我們若以簡牘資料為主體，參以文獻資料和其他考古資料，也有可能再 編寫一部秦漢史。簡牘資料雖未盡詳備，但在數量和連貫性上或許並不遜於文獻資料。而在對具體史實的考訂方面，簡牘資料的可靠性或許更強。
簡牘上的文字記錄了很多不見於文獻的資料。例如，文獻中有關秦漢法律的記載稀少而零散，而存留於簡牘的秦律和漢律卻相當完整，使我們有可能藉此探究秦漢法 律的體系、內容乃至法律理論和法律思想。簡牘和帛書中包含了很多珍異佚籍。除儒家、道家、墨家的著作外，還有各種兵書、日書、算術書、醫藥書、文學作品和 地圖等。簡牘實物本身也攜帶了很多時代的信息和特徵。例如，漢簡中的"扁書"使我們認識了當時的文告。它們是"明白大書"的簡冊，多張挂於要鬧之處，向吏 民宣示詔書、法令等重要公文。吳簡中的"莂"使我們認識了當時的券書。它們以較大的木簡製作，頂端書"同"字，側面有銳器剖切的痕跡，可知其採取左右分券 的形式。簡牘上的墨跡也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例如，睡虎地秦簡為我們顯示了介於小篆與漢隸之間的秦隸，東牌樓漢簡則為我們顯示了東漢晚期的帶有隸意的正書 與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