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在南開的生活很不稱心,我和學生的交往還是很開心的。下課以後,學生往往三三兩兩到家裡來,談談學習中的心得和問題,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課堂上,我只顧講課和寫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異的男女學生。他們在我小屋子裡和我面對面交談時,我可以從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點,和他們交朋友。第一個冬天的一個下午,三年級班上一個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兩個同班男生來串門兒。男生叫她「假小子」,還說其實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們三人都放聲笑了。我彷彿第一次見到怡楷:她面如滿月,不時發出孩子般爽朗的笑聲。莫名其妙地,這次來訪在我生活裡打開了新的一頁。客人一走,我就決意進一步認識這個「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車到市內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層小樓。我這個不速之客的光臨驚動了全家。怡楷羞得兩頰通紅,先把我介紹給她母親,又逐一介紹給她四個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顯然對這位老師自動來訪感到高興。我們全都給逗笑了,當她的一個小侄子飛奔上樓,一路用最大的嗓門喊著:「老姑的老師來啦!穿著一件好滑稽的長大衣!真叫滑稽啊!」
我的樣子確實滑稽,身上穿著那件深藍色的大衣,那是我在舊金山上船回國前夕從舊貨店裡買的,可是怡楷和她家裡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漸漸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個與「社會主義大家庭」迥然不同的傳統大家庭的溫暖。怡楷四歲喪父。他在世時,自己開幾家工廠,用來抵制日本的經濟侵略。由於過分勞累,患高血壓和心臟病,久治不癒,終於在盛年去世。他死後,留下八個未成年的孩子,由遺孀一人撫養。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個子女拉扯大了,而且還讓他們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著她老人家靠一雙小腳,顫巍巍地在家裡走來走去,不聲不響地忙著干家務活,我不禁對這位沒上過學丶弱不禁風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氣肅燃起敬。我幼年喪母,真羨慕怡楷有這樣一位母親用無私忘我的慈愛孕育八個子女。沒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區分善與惡,對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現出天生的悲憫。在我眼中,她是傳統的「賢妻良母」的典範,偉大母愛的化身。
怡楷是八個孩子中最小的,從小在慈母和七個哥哥姐姐的庇蔭之下成長。家裡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還不成問題。她知足常樂。她以為日子過得好,不受窮,不恐懼,是理所當然的。像個「假小子」般的活躍,她自行車騎得飛快,是女排的健將,冬天愛溜冰。是她教會我騎車,後來我倆就能一道騎車出遊了。我從來不會打排球,也不會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雖然比我小十一歲,她從來沒感到兩人之間有「代差」。春天一到,我倆就開始約會了。她的品味很簡單,她厭惡虛榮和鋪張浪費。我倆常騎車上公園,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館子或點心鋪吃點東西。她那天生的樸實和天真無邪滌蕩了那毒化我心靈的怨憤。和她在一起時,我就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
怡楷進入我的生命時,我正在一個險惡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悶。她是在十五歲上中學時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後,雖然憲法規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學生上教堂仍然受到當局的白眼。她繼續不聲不響地上教堂丶望彌撒。她從不宣揚她的信仰,從不和人爭論。我深為這個姑娘性格的堅強所感動。不知不覺之間,我好像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愛心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她母親和哥哥姐姐以為怡楷和我會在她大學畢業後結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樣。我倆談話中從來沒提到過什麼求婚丶訂婚,更別提什麼戒指和婚禮了。我倆直截了當地決定,學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結婚。
由於我不是教友,我倆的婚姻獲得天津主教的寬免,但並未舉行教會的婚配聖事禮儀。八日一早,我倆騎車先去她喜愛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著祈禱的時候,我坐在她身後一個座位上。然後去天津西開大教堂,請本堂劉神甫主持宗教儀式。隨後在一個家庭食堂與我母親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飯,就算我倆的「婚宴」。飯後,回到怡楷家接受親人的祝賀。當天傍晚,乘火車前往青島度蜜月。我倆從來沒為前途如何操過心。到了景色如畫的青島,我倆滿心歡樂,喜形於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飯店和海濱浴場碰見的青年人羨慕。有一次,一個青年男子在街上攔住我倆,滿面笑容地說:「我注意到你們倆來來回回,我想你們可能是外地來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倆笑了出來。「你怎麼知道的?」我問他。他顯然很高興他猜對了。「噢,你們看起來不一樣。多瀟灑,多有風度,多快樂!」我們三人都笑得很歡。從青島,我倆又乘火車去上海,又去了與「天堂」媲美的蘇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總以為「來日方長,後會有 期」哩,誰會想到這樣的賞心樂事就一去不復返了。
回到南開,系領導沒有一句祝賀新婚的話,卻板起陰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畢業分配期間私自離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還要請假,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們再一次讓我嚐嚐他們的厲害。有什麼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餓不死。她呆在家裡,正好多讀一些西方文學作品。這嚇不倒我,怡楷也恬靜自若。
我們搬進了南開校園內的一棟小平房,兩間半小屋子。母親和我倆各佔一間,兩室之間的小堂屋放上一張怡楷從家里拉來的大沙發,就權作客廳。半小間就當餐廳兼儲藏室。我右邊的鄰居是西洋史專家雷海宗,當年我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就聽過他的課,這次院系調整也是從北京受排擠被調來南開的。雷教授學識淵博,對國際國內大事很有見地,在歷史系教師中也落落寡合。
我們靠我微薄的工資過著簡樸的生活。母親幫我們管家,省吃儉用,怡楷好像從來不需要買什麼。無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閱讀西方文學經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譯著。她最喜歡雨果的《悲慘世界》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來,我和她談論她白天看過的書,樂在其中。我會為她朗誦哈姆雷特那些驚天動地的獨白,特別是:「啊,但願這太太結實的肉體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願永恆的天主並沒有規定嚴禁自殺的戒律!」她也會為我朗誦莪菲麗亞為哈姆雷特精神狂亂髮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時我倆輪流讀《悲慘世界》的片段。我們買不起收音機,也買不起好照相機,我就用從美國帶回來的柯達勃朗尼兒童像機給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給我們一臺古老的電唱機,可是我們沒有餘錢買唱片。於是我把一套從美國帶回來的英文版《資本論》賣給市圖書館,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內小白樓專賣舊洋貨的攤子上,蒐羅到一套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和一套巴哈的《勃蘭登堡協奏曲》。這些舊唱片,我們視若珍寶,百聽不厭。在一個波濤凶險的大海上,兩位大師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美麗和諧的寶島。我教給他玩金羅美牌戲,她總是贏我。我們沒有任何奢望,只想過一個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三
1955年1月,黨的文藝界喉舌《文藝報》發表了文藝理論家丶老黨員胡風寫給黨中央的十萬言書,抗議文藝界領導「插進作家腦袋的五把刀子」:馬克思主義丶民粹主義丶政治丶思想改造丶黨八股。人們以為文藝界將就此開展一場關於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學術性討論,紛紛表示歡迎。不料,時隔不久,全國就展開對胡風的批判,從文藝觀點反動到政治上反黨,從歷史到目前,無一是處。毛澤東以「偉大領袖」之尊,竟又親自出馬,根據查抄來的胡風寫給友人的書信,羅織成案,把胡風打成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北京丶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藝界都舉行聲討胡風的大會,各種報刊連篇累牘登載揭發丶批判丶聲討的文字。胡風本人鋃鐺入獄,受株連的「胡風分子」遍及全國。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雖屢見不鮮,在「解放」後的新中國竟然會以革命的名義對作家進行如此肆無忌憚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許多文藝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風的老朋友,也眾口一詞參與聲討,特別使我感到愕然,因為我一向把作家和藝術家看作民族的良心。顯然,新中國的「新生事物」需要學習的還多著哩。
春去夏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升級,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開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園裡到處都是紅布橫幅,宣告「堅決丶澈底丶完全丶乾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開學,校長在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宣布停課搞「肅反運動」,號召全體師生員工人人積極參加運動,揭發檢舉。我明白,身為「落後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擊報復的。但我畢竟不是「反革命」,也沒有「暗藏」啊,他們總不會因為我說話不中聽就誣陷我吧。何況,我是四年前才不遠萬里從美國回來為新中國服務的。
我又錯了。全校動員大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體教職員一百多人參加的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我不僅是南大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丶李天生丶和德語講師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間,陷入一圈圈與會者的重圍。積極份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拍桌子,聲勢洶洶,把一位曾任溥儀皇帝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會出甚麼事兒哩。開場的狂吠過後,開始盤問我的歷史。我據實作答。我發覺他們是備了課的,提出的問題按時間順序,而且目的在於顯示我的政治關係一貫是反動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漢幹什麼?」歷史系一名男講師帶頭問道。 「我是流亡學生,要找飯吃,也想為抗戰出點力,就參加了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三個月。」
「甚麼訓練?」
「軍隊政工。」
「特務?」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時候就當上特務了。 」
「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