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寨人質文革前被按照階級劃分出的貴賤政策湊合在工農商學兵的圈子裡,"改革開放"後通過權錢交易逐漸形成新的社會等級--權貴精英(官員、老闆、教授等)和平民百姓(工人、農民、小商販等)--依然被共產黨的政策湊合在各種行業圈,而不是通過自由簽訂的契約聚在一起的,謀取和舍棄權利都不能脫離共產黨的領導。否則被當反政府分子(例如六四學生和法輪功學員)。於是國人被迫暗裡(違規)運用聰明才智。由於算盤各打各的,帳各做各的,所以越精細越爭吵不休。在國寨,人總被鼓勵求面合、身合、性合、情合,心卻難合。
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掏一片心。這在中國古代是小人智謀,在當代國寨卻成了全民必備的生存"智慧"。全民被當作終生需要黨官照料和監管的嬰幼兒和勞教犯:聽黨的話是孝,守法是迂夫子。國寨惟有短暫的政策安穩而無長久的倫理或法治秩序,紅色黨徒不止"窩裡斗",更愛窩裡湊似地聚眾鬧事。窩裡斗是窩裡湊的結果,窩裡斗的結果是散夥,過後繼續窩裡湊。誰是大英雄?是我就不能是你。成王敗寇,只有出人頭地,沒有機會平等。這是一統天下的國寨定律。
總而言之,"湊合-撮合-烏合"傳統由於共產黨摧殘了儒家禮教,使兩千年一直被遏制的小人"窩裡斗"習性全民化。所有國寨人質都實際成了黨文化部落的部民:性情大同小異。茶客似地想南說北、說東聽西,爭執時夾帶私人情緒--或強詞奪理地東拉西扯,或捕風捉影地長篇大論,或當面含糊其詞背後另搞一套,以至於根本無法與人溝通。紅色黨徒思考和談論現代問題,基本上是社會(敵對)主義的豬狗型豺狼思維:以黨為本,與仁為敵。商討問題的思維(使用概念、作出判斷、進行推理和論證等)不遵守形式邏輯,缺少自愛和自律的自組織能力--自覺遵守紀律、法律和規章,極難形成守法生活和照章辦事的公民素養--循規守矩地做事工作的職業道德與共創平等和睦的社會公德。中共國寨中的社會成員不是國家公民而是共匪的政治人質:自愛不准脫共,自由不能反黨。
"同人"一詞早見於《易經》"天火同人"卦,提出了君子同人於野、門、宗、郊之四君子之道:利涉大川、門外無咎、宗族內吝、隱居無悔。天火同人,卦象是乾(天)上離(火)下,象徵君子以火之光升天(隱修火與天同光明之道),屬於光明正大之人一族:你是天,我是火;你是光,我是明;你剛強,我柔麗。中國共產黨很快就要解體了,但黨文化思維不會因為黨組織沒了而立馬灰飛煙滅。懷疑善良、凶狠好斗、語言含混、文字火爆、批判思維等中西結合的小人習性還會很強盛。"公民"之"羅馬"兩千多年才在西方建成。這就須要復興中國君子之同人素養和品格,有一批光明正大之人群(新儒者)做榜樣歸正社會風尚。必須指出的是:國寨人質心要合作,僅僅做同人是不夠的。做同人,還做公民。
說國寨人質不好合作,這話不對;說國寨人質好窩裡鬥,只對在表層。國寨人質並非不好合作,而是在共產黨和黨文化控制下不會權利協和式合作。解決窩裡斗問題,實際上是解決窩裡湊問題。這就還須改進湊合或撮合的同人"連體"形式。國寨人合作形式太單一:採納等級制,淘汰平等制,合作方式一直很幼稚:你服從我,我照顧你;精英玩卑賤,群眾假高貴。由此可見,國寨人質並非不合作、不團結,而是不會平等協商、心智溝通的公民商合式社會合作或職業合作。
西方企業培訓採用教練式督導,運用充分想像、互相促進的腦力激盪法,能夠使三個甚至三十個普通經理萃取團體智力,在短時間裏都成為運籌帷幄的高手。解體中共之後中國就需要這種共同成為優秀者的合作:心智彼此交流、響應和更新。沒有共產黨之後,中國人要學會做公民,遵循法律理性:追求權利而協和地形成社會公德,忠於職守而負責地形成職業道德,使古代管教式仁義道德超越家人、親人、師生圈外,演進成為儒者因享有政治權利而自覺履行公民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