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妓女,大體分為六個等級。
說中國妓女存在六個等級,一直不能為多數人所接受,但這六個等級是實際存在的。
最低等的六等妓女,多為生活艱難的下崗中年婦女,以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其中的中老年男性為賣淫對象。這類妓女,在舊社會稱為"流鶯",在新時代 稱為 "站街女",是賣淫女中收費最低的一種,就是所謂"不管三塊五塊,關鍵動作要快。"她們是社會最底層的最窮苦的人,淪落到只要有人出錢,隨時都出賣尊嚴地步,是值得同情的。
五等妓女以上,都是青年女性。其中五等妓女是除六等妓女以外在中國妓女中姿色最為平常的。她們以中低等收入的男性為賣淫對象,比起站街女來,她們收取嫖資要高許多,有固定場所,多數集中在低等髮廊、洗腳屋、按摩院,十元小旅店、低檔旅館。總體上說,她們也是值得同情的一部分人,和六等妓女一起形成了妓女中的低收入階層,也是多年來掃黃的主要對象。其中一部分好逸惡勞、愛慕錢財,既想發財,又不想付出艱苦努力,因此想走終南捷徑。大部分是被人欺騙、引誘甚至脅迫而從事這一職業的。
四等妓女,就是通常所說的三陪女,集中在較高檔的賓館、酒樓、娛樂場所,以陪歌陪酒為掩護,以陪床為實質,和三等妓女一起,形成了中國妓女的中等收入階層。她們以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為性服務對象,通過陪歌陪酒和嫖客熟悉,進入情感角色,和低等妓女比起來,她們不僅可以從買賣過程中獲得比較充分的性快樂,而且收入大大高於低等妓女。按照整夜陪和完事就走兩種情況收費,即使是辦完事就走的所謂"快餐費",也成倍地高過五等妓女的"出費"。她們稱三陪為 "上班",稱月經來潮為"休假",稱嫖客為"老公"、稱去應熟悉的嫖客招嫖為"送外賣",名堂甚多,難以盡舉。這些人多半年輕、清秀,是渴望感官刺激、愛慕金錢財帛而心甘情願做妓女的,不值得同情。
三等妓女,出入四、五級賓館,神龍見首不見尾。她們的賣淫活動,通常有賓館的緊密配合,有的可以先查閱住客的登記資料,從中選擇性服務對象;有的還有專門的經紀人、皮條客;甚至通過徵婚廣告引誘年輕的男性做嫖客。從獲取嫖資上來說,她們和四等妓女大致相同,但在逃避公安機關打擊上則截然兩樣。如果說四等妓女還要時時提防公安機關的"掃黃"行動的話,三等妓女則完全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她們平時都隱於幕後,一部分還有其它職業作掩護或者只把賣淫當副業,只有在有了"生意"後才出現,一完事就閃人,警察是抓不到她們的,抓到了也拿不到據,等於白抓,還可能引起投訴。
至於一、二等高等妓女,是對社會為害最烈、人們最為痛恨,而警察根本無權的。
二等妓女,以律師的助手、企業老總的秘書或者直接以有錢人的二奶身份出現。她們不僅有固定的賣淫場所、固定的賣淫對象,在性安全與治安安全方面有著無比的優越性,而且有著三等以下妓女不可企及的豐厚的嫖資。她們的嫖資是房子、車子、或者花不完的錢、戴不完的首飾。這個等級的妓女的存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內部的公平和一個社會階層的家庭穩定,對其他相關女性的傷害最大。
一等妓女,是現代暗娼,卻處在妓女的最頂層,也處在社會的最頂層,她們是嚴重影響全國人民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社會破壞者,是目前中國影視文化娛樂產品粗製濫造、官場貪腐敗盛行的主要根源之一。她們賣身投靠大大小小經不起考驗的當權者,以賣淫來攫取巨大的社會效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小到處長科長甚至村長,大到中央領導(比如成克傑),橫到導演、製片人,只要你手有我所需的文化權力、政治權力,只要你意薄弱,我就誘惑你賣給你。以各級腐敗官僚為賣淫對象的,嫖資多的,可以弄個科長處長甚至縣市重要領導,進常委進班子,嫖資少的,也得到個把好企業或者幾個好工程。這等妓女,不僅大量攫取特權,侵害廣大公眾利益,而且成了官場貪腐敗的催化劑,嚴重地影響社會政治清明和公平公正,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大禍害,令人切齒痛恨。以影視導演、製片人為賣淫對象的,嫖資高的可以一嫖而紅,從此出費廣告費源源不斷滾滾而來,嫖資低的也可上上戲露露臉,獲取平常百姓難以望及項背的利益;而通過妓女和嫖客製造的低劣影視節目充斥螢屏,則全面降低了中國億的文化生活質量。一等妓女的危害性不僅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而且破壞了政府與行業的公信力執行力,同時也極大地制約了那些嫖客們。尤其是政治與經濟利益型的賣淫嫖娼,貪受賄的官員為嫖而貪受賄,為嫖而監用權力,最終通常也因付不起嫖資而遭妓女投訴,受到紀委、監察、反貪部門的目,以致身敗名裂。因此,這一等妓女雖是最安全和嫖資的最高獲得者,她們的嫖客所承擔的風險卻是最高的。
所謂"掃黃",不過是制裁和驅趕低等妓女,對那些真正危害社會的中國妓女----那些高等尤其是一等妓女,是根本不可能觸及皮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