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帶給日本二百年承平，無仗可打的武士們，在歌舞昇平中享受著太平年華。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給一部分日本武士以警醒，以儒家思想立國的中國一直是日本心中的大國，但這樣的泱泱大國居然被幾艘小小的英艦擊敗了。至美國"黑船"到來之際，日本武士們發現自己祖上傳下的盔甲早已破敗，戰袍已經腐朽，不得已很多武士以消防服為戰袍，重新披掛上陣時卻發現對手的船如同一座海上堡壘，日本最大的戰艦也只有佩裡少將旗艦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倉皇中，各地受過教育的武士們，開始探討日本強國御辱之道。
就像多年後的中國義和團一樣，當年日本也有很多武士對西方的一切恨之入骨，武士們在各個通商口岸自發襲擊西方人。當這些反西方情緒醞釀到一個極致時，終於導致了日本薩摩藩和英國開戰，英艦炮轟薩摩的港口，並逼迫幕府賠償損失。在巨艦大炮的轟擊下，日本儒家武士道土崩瓦解了。
慘痛的現實，令日本當時的開明武士開始研習"蘭學"(即西方的學問)，重點學習炮術、火槍技能，以求快速強大，其中西南四強藩為盛，四強藩分別為：薩摩、長州、土佐、肥前。這四藩基本都是在戰國末期爭霸戰中失勢的大名(相當於中國的諸侯)領地，迫不得已投向德川幕府，早就對德川幕府心懷不滿。肥前藩，首先建立起日本第一座現代化的煉鐵廠；薩摩藩，則購進西方的新式戰艦。德川幕府當然不能坐視各藩自行其是，於是調動大軍進行鎮壓，但在春田、斯賓塞步槍面前，穿著盔甲、揮舞戰刀的武士損失慘重。挫敗感深重的幕府也開始改革，向法國學習現代化。但革命者等不及了，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效忠目標-- 天皇，這個幾乎被日本社會遺忘的領袖。此外，朝廷內部打倒幕府的希望也越來越強烈，不惜將天皇毒殺，換上年幼的睦仁天皇。全國倒幕派開始高唱 "王政復古，尊王攘夷"的口號，一幅大義凜然的神情將天皇抬上了天，全然不顧剛剛毒死了一位天皇。日後，那些右翼分子們在這一點上，還保有倒幕派的神韻。
整個維新過程充斥著暴力，倒幕派為了推翻幕府統治，集結軍隊對幕府進行討伐。德川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眼見大勢已去，宣布"大政奉還"，將行政權交還給朝廷，試圖以此避免戰爭。但卻拒絕將手中的軍權交還政府，終於導致了倒幕派出動軍隊對幕府發動攻擊，強迫江戶開城，終結了德川幕府的統治。此後，雖在關東局部地區還有叛亂髮生，但日本基本上太平了。
德川幕府是推翻了，但新建立的政權卻人才匱乏，結果不得不大量任用前朝舊臣，包括最後一任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以及曾公開反叛中央政權並建立蝦夷共和國的榎本武揚，皆在新政府中委以重任，這些舊臣們倒也盡心奉公，一片咸與維新的景象。在這種情境下，新政府開始解決軍隊問題。解決軍隊問題的關鍵就是武士問題，政府首先要求各個倒幕藩先為新政府做些實事--即把軍隊交出來，由大村益次郎主管並開始改組軍隊，建立完備的政府軍。隨之而來的各種西方科學技術的衝擊，使得虛無縹緲的武士道精神日薄西山。
覆滅於廢刀令下
武士的身份象徵就是刀。武士刀被稱為侍魂，被認為是武士們靈魂的歸宿，放棄佩刀權等於放棄武士的身份。同時，日本武士長期擁有一種特權--格殺勿論，就是在武士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殺任何一個人。商人如果和武士討價還價可殺，武士們可以以練習為名殺死路人。儘管這種特權被廢除了，但武士們手中的刀永遠是不安定因素，還是盡早廢除為上。
廢刀令等於是廢除武士們的地位，在武士中引起了極大的反彈。一大批武士對新政府不滿，尤其是倒幕派諸藩反彈尤甚。倒幕派的武士認為：自己剛為國家立下大功，還未封賞，怎麼就要廢除他們的身份呢？政府怎麼能這樣過河拆橋呢！憤怒的武士先刺殺了提議廢刀的大村益次郎，試圖給政府一個下馬威，明治政府雖然被震懾，但最終還是下令廢刀，武士們頭腦發熱，試圖通過叛亂停止廢刀令。
明治政府同時開始推行新的工資制度，收回武士手中的土地，給武士一些補償金。讓武士們做點生意，自食其力。但中下層武士們缺乏基本的商業頭腦，根本不懂經營，大量武士紛紛破產，尤其是西南一帶的武士，感到自己被政府出賣了。土地是武士階級存在的基礎，剝奪了武士的土地所有權就等於廢除了武士階級。很多武士們發動了叛亂，這些叛亂的不斷發生，最終導致了薩摩藩士族叛亂的西南戰爭。
西南戰爭的主角，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西鄉隆盛時任明治政府的陸軍大將，個人魅力極大，追隨者眾多。西鄉隆盛此前因為征韓問題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發生過嚴重衝突。盛怒之下，離開內閣，回到鹿兒島，建立了所謂的私學，教授射擊和火炮彈道方面的學問，還在鹿兒島各地建立了分校，儼然一個獨立的王國。當各地發生叛亂時，西鄉還命令手下不可輕舉妄動，但西鄉的手下炮製了一起所謂的政府謀殺案，逼西鄉起兵。西鄉一看眾意難違，以"諮詢政府" 的名義起兵，率軍向京都進發。
其實按西鄉等人的想法，這次舉兵並不是叛變，只是飽含浪漫色彩的大遊行，大家一起去給政府提提意見，自己又是陸軍大將，一路上京不應該有障礙。薩摩軍隊中，服飾各異，有軍裝，有武士盔甲，有消防隊服，還有西方的西服禮帽，簡直就是一道風景。這支大軍到達熊本城下，西鄉大聲下令開城，誰知熊本城的守衛司令谷乾城根本不吃這一套，下令部隊拚死抵抗。薩摩軍久攻不下，戰局陷入僵持。
明治政府最擔心的就是武士叛亂，尤其是彪悍的西南武士的叛亂。很多日本人都是抱著同情的態度送那些出征的政府軍，眼前彷彿出現了威風凜凜的武士大肆屠殺這些可憐蟲的場景。但現代戰爭強調的是整體發揮，所謂"以一敵百"的個人英雄主義，只能遭到慘敗，況且薩摩軍沒有現代軍工體系，連子彈都不能完全自給，很多武士全靠近身拔刀的技能，才能偶爾得手，但終難逃死於亂槍的命運。當年倒幕戰爭中，被西南武士們大肆鎮壓的東北武士，為了復仇紛紛加入到西南戰爭中，與西南武士刀刃相見。西南武士們傷亡慘重。西鄉隆盛和他的手下，以武士的方式戰死沙場，成了最終的武士。
西南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中最後一場內部戰爭，武士們被平民組成的政府軍擊敗，使得昔日雄橫的武士地位一落千丈。此後，明治政府在嚴懲叛亂武士的同時，也在全國大力取消武士的土地所有權，武士存在的根基被徹底摧毀。至此，武士作為一個階級消失了。
武士階級消失了，武士道理論上也該消亡才對。但大量的武士失業，淪為社會的閑散人員，如何解決他們的問題成了明治政府的心頭大患。當日本面臨內憂時，一般會選擇對外擴張。在這種背景下，武士道奇異地存活下來，並迅速蛻變成一劑精神毒藥，改變了武士道自身的命運，也改變了舊日本帝國的命運。
蛻變於征戰中
列強林立19世紀，達爾文的自然法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全世界的圭臬。近代日本帝國以軍事開國，又師從精通此道的德意志帝國，領悟起來自然比周邊鄰國深刻得多。早在明治維新伊始，日本就對中國的藩屬國琉球進行了侵略。隨著國內一系列戰事的結束，日本國內矛盾更加激化，以日本人的思維，這些矛盾只能通過對外擴張實現。佛家武士道正好迎合了對外擴張的需要。試想，如果全體國民都崇尚戰功，克勤克儉，並且不懼生死，那麼不需要過多的驅策，一支凶悍的軍隊即可成軍了。
日本陸軍大多數出身長州藩，長州藩歷史上受佛家武士道影響最大，因此順理成章的將武士道精神融入了近代日本陸軍之中。總體看，明治時期日本陸軍規模並不大，但綜合素質很高，具備較強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嚴格的紀律。加之日本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徵兵體制，戰時全民皆兵。所以日本的國民教育也比較重視武士道精神，強調對天皇的忠心，上下級服從關係，這一切都為武士道軍國主義化埋下了伏筆。
日本首先把侵略的目光瞄準了朝鮮。蓄謀已久的炮擊江華島行動，挑起日朝爭端，此後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將朝鮮變為自己的殖民地。隨後又借在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誘使清朝出兵，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兩場戰爭的順利，甚至都超乎日本人的想像，一時間就成了東亞霸主，令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極度膨脹。在這種背景下，日本與英國結盟，開始挑戰向東擴張的俄國，日俄戰爭隨之爆發。無論是從當時兩國的綜合國力還是兩軍的規模看，日本都無勝算的希望。當時，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明治小麻雀不可能戰勝羅曼諾索夫北極熊。日本國內也對這場戰爭爭議極大，明治天皇本人在確定開戰的當晚，在睡覺時還屢屢動搖。戰端一開，日本陸海軍即表現出較高的戰鬥水平，通過偷襲、強攻等手段取得了戰場主動權，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戰爭中運用了大量新式裝備、新式作戰思想，令近代戰爭格局為之一變。但戰爭永遠是殘酷的，頑強的俄軍也不是朝鮮等國軍隊可比。日俄戰爭的焦點很快集中在了遠東第一良港--旅順，日軍在乃木希典的率領下強攻旅順，死傷慘重，戰局幾乎崩潰，最後不得已發動"肉彈攻擊"，大量組織敢死隊，在機槍封鎖的山頭強行開出一條路，幾次發動刺刀衝鋒，戰鬥中乃木希典的精神幾近崩潰，自己的兩個兒子戰死，大量日本青年喪命。全憑武士道精神支撐著日軍士氣，最終奇蹟般的攻佔了旅順，全殲俄太平洋艦隊。
旅順攻陷後，日俄戰爭反倒更不明朗，日本綜合國力弱的問題開始顯現，如果戰事繼續，日本將難逃失敗的命運。有鑒於此，日本海軍在海上開始了孤注一擲的戰鬥，東鄉平八郎率精銳的聯合艦隊在對馬海峽全殲了強大的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自身僅損失魚雷艇3艘。消息傳回俄國，立刻導致了俄國國內革命，使其被迫退出戰爭。日本有如天祐神助般取得了勝利。
兩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日本所獲頗豐。乍看之下，以軍事立國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這支靠武士道思想武裝起來的"皇軍"，似乎戰無不勝。但日本忘記了這兩場戰爭的勝利，都存在著極大的偶然性--日俄戰爭的勝利，主要是俄國內部矛盾激化、英俄矛盾加劇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得益於戰場。日本已經忘記了這一切，執著於萬世武功，醉心於武士道的彪悍之中，走向了一條畸形變態的建國道路。而武士道，則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軍國主義的走狗。
"穿西裝的武士道"
明治維新初期，日本還是一個封建、愚昧、落後、貧窮的國家。而武士道，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凶殘的同義詞。隨著對外戰爭的勝利，日本迫切需要扭轉西方人對日本的印象，而首當其衝地當然是武士道的形象。
1899年在英國留過學，文學科班出生的新渡戶稻造，寫成一本很薄的小書--《武士道》。這本不到100頁的書用英文寫就，全書系統詳細地對武士道進行了辯解，辯解方法很簡單，西方人討厭的是佛家武士道，而新渡戶稻造則刻意將儒家武士道雜糅進佛家武士道之中，絲毫不顧歷史上這兩者水火不相容的事實。武士的殘忍，被解釋成了對自己團隊的忠誠；武士的狡猾，被解釋成了武士的智慧；最令人髮指的是，當濫殺平民實在沒合理的藉口時，新渡戶稻造就大言不慚地說--這都是武士編了嚇唬人用的，其實還是大愛。
只是這樣，也難改變武士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渡戶稻造不愧是留學西方文學系的高材生，他又將西方騎士精神融入其中，於是乎武士道就變成了東方的騎士精神，日本彷彿成為了身處東方的西方國家。對東西方歷史有一定瞭解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武士道》書中的明顯錯誤，但當年的西方人不可能全面瞭解東方(即使今天，不少西方民眾對東方仍知之甚少)，所以這本書可以很隨意地擾亂視聽。一時間，《武士道》成為洛陽紙貴的暢銷書，新渡戶稻造也名聲大振。
但在書的結尾，新渡戶稻造對武士道的總結還頗為客觀，他認為武士道必然會消亡，因為武士道在現代社會中起不了什麼作用。這個評價還是相當中肯的，在《武士道》成書46年後，武士道伴隨著舊日本的一切，成為凋零的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