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的一場反右運動，後來官方承認有55萬人給劃為右派份子遭清算，打入另冊，過著非人生活，「生命都了斷在刪節號上」。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55號文件，宣布要為數十萬右派份子平反，亦即俗稱「摘帽子」，恢復名_，安排工作。有一消息指出，當年給打成右派份子的數量，實際上超過300萬人。而章詒和之父並不在「摘帽子」之列。
何良懋今次要為聽眾介紹章詒和新作，並不是要為這場反右的政治風暴「細說從頭」。從書中章詒和娓娓道來的敘述架構中，對於當時這位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建國初期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所受的政治壓迫，有著隔代之痛。五十年之後，章詒和感到，今天的年輕人都已經不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為何許人，更不懂「章羅聯盟」這個反右運動中的關鍵字了。所以，何良懋也希望藉著評介這本書，讓聽眾都對中共領導層當年整治知識份子的手法，有所瞭解。
章詒和寫到淚祭羅隆基時，說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公開背信棄義，民主黨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國從此進入一個背叛與變節的時代」。她更深深感受到一個政治劣勢社群的堪憐處境，覺得「須用文字記下這些先後被國民黨、共產黨驅逐出政治舞臺、流放於人間之外的人與事。他們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儘管都是敗將殘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勝利者更為經久，也更為後人景仰。」（頁160）說得多好。這裡面，就帶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滄涼和悲情，道盡政治交易不道德一面。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半期參與國共政治對話時，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等人的立埸偏向中共，可是，中共得勢之後，始終不信任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在國共鬥爭時期，民主人士是中共統戰對象，需要他們並且善予利用以攻擊政敵；當政權到手之後，民主黨派以及中共體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供利用價值所剩無幾。到了1957年，當毛澤東發覺民主黨派陣營當中，依然有人希望要與中共分享權力，就砍下政治大刀，把民主人士都整批打入冷宮，從此不見天日，揹負反動右派的「刺青」，終日不得不乞靈於民眾歧視目光中，人格無存。
回顧這一段不堪歲月，章伯鈞和他的戰友們，也許過份犬儒，政治鬥爭經驗不老練，當然最重要是想不到毛澤東會如此殘酷無情，可以從1957年年初的和風細雨式講話，一下子變臉為專擅的超級暴君行為。章伯鈞講過甚麼說話呢？他在1956年曾提出，中國需要新人文主義，希望在新中國搞一套「文藝復興」，但是「如果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沒有甚麼可搞的」。這就挑中毛澤東死穴，因為自由人不容易管治，不肯服從共產黨指揮，那反倒隨時使到共產黨「沒有甚麼可搞」了。
其實，要害在於民主黨派當年自詡為正確的「八字真言」：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7年4月22日在北京農工委座談會上，章伯鈞說：中國這個六億人口的大國，光靠共產黨能搞好嗎？比如中共像個理髮店，它開在王府井，北京幾百萬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髮，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麼多人。民主黨派也就要在鼓樓、西單開起理髮店來；不過，王府井理髮店比起鼓樓、西單的理髮店好一點就是，共同就都是為人民服務呀！章伯鈞跟著加上的一句更令中共吃不消：「我們（民主黨派）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們是可以教育共產黨的。」睡軒之側，又豈容臥虎啊？
一言以蔽之，都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惹的禍，偏偏這些是中共當年不允許爭取的，因為要一黨專政。章伯鈞等人觸著了政治地雷猶不自知，而這一政治懵懂的代價，終化為一頂戴在頭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帽子。
何良懋今次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收聽！
附錄：《雲山幾盤，江流幾灣》
如果你喜歡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你肯定也會喜歡她這本《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是章詒和'緬懷父輩章伯鈞、羅隆基以及那一代知識份子，訴說內心最深沉的痛'的一本書。
章伯鈞和羅隆基是民主同盟會的領導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人權。他們相信毛澤東的'百花開放，百家爭鳴'，所以批評共產黨，結果被打成了大右派。章詒和因為父親的關係，也別打成右派，也坐了十年牢。但章詒和一直都對她的父親不棄不離。章詒和的一句：'爸爸，我和你在一起。'深深的父女情盡在不言中。
如果不是因為章詒和的書，我不會知道有羅隆基這一位一生都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而努力的先行者。他的罪是："羅隆基如果有罪，那就是，他的話說早了一點。在'一黨治國''黨高於一切''黨外無黨'的時候，他反對一黨專政；在人民遭受逼害自由毫無保障的時候，他提倡人權；在親貴當國炎手可熱的時候，他糾彈貪污；在通令'敦陸邦交''自由貿易'的時候，他鼓吹抗日。"
我們常說歷史不應該只是由當權者書寫，章詒和的書，正好是中國近代史/反右史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