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格蘭諾維特早年一篇論文所揭示的"社會不穩定原理"--該原理被通俗地稱為"多米諾效應"--即社會騷亂往往只需要第一個人參與，然後，由於集體行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賴於個體行為，"集體意識"被這第一個人的行動激活，迅速捲入騷亂，後者於是升級為"社會動亂"。
通常，一個社會由三類群體組成--中產階級、上層和底層。其中，中產階級最不願意有社會動亂。但在轉型期中國社會，中產階級不是一個穩定的群體。於是，心態的包容性取代財產穩定性成為防止社會動亂的重要因素。當民眾的心態日益偏激時，社會動亂特別容易被觸發。
我們深知，在目前的輿論條件下，對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許最好的選擇是迴避討論這類敏感議題。可是對群體而言，每一個人的這種迴避態度最終會導致災難性的結局。所以，假如你不想亡黨亡國的話，你最好還是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例如，針對遼寧西豐縣進京拘捕記者事件，許多作者已經發表了許多見解。這些見解襯托著一個更根本的見解--自由輿論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自由的輿論當然要包含各種我們不喜歡的輿論，難道我們可能只允許我們喜歡的輿論"自由"嗎？
任何一位社會成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例如那位縣委書記，在一個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已經多元化了的社會裏，必須學會適應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換句話說，他必須學會"寬容"--對異端的寬容。對主流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反叛行為，每一社會成員都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洛克在他的名篇"論宗教寬容"裡有所論證，但更雄辯的論證來自社會實踐的歷史。寬容的態度導致了政治溫和的中產階級立場，後者構成了社會頂層和底層之間尖銳衝突的緩解區域，有效地防止了社會動亂。
最愚蠢的是所謂"愚民政策"。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造成全體社會成員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趨同，並由這一趨同而形成價值觀單一的社會網路。這樣一種政策將把最大多數社會成員改造為"憤怒青年"，他們將以微不足道的藉口參與騷亂，因為他們的頭腦不能想像任何更溫和的批判手段。
一位普通記者的報導，無論如何應算是"溫和的批判手段"。那些下令拘捕"溫和"的幹部，其實是在歡迎"騷亂"和"革命"，他們的頭腦恰好是他們長期愚民政策的產物。
所以，轉型期中共政府的政策，不僅必須防止嚴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須防止愚民式的宣傳。明智的政策是盡量開啟民智，讓寬容態度成為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
2008年第2期《財經》：自由輿論與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