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大陸中國人只要出國,感情幾乎必然受傷害。被人諷刺行為不檢點,那算小事;比較大的問題,還在於歷史事件的記憶和理解。
網上曾經流行一篇文章,《我帶領中國"公務團"遍尋紅燈區》,說的不知是真事還是諷刺。作者自稱是在歐洲專帶中國團的導遊。有一回,他帶的公務團要找紅燈區。略知英語的某團員問當地人,哪裡有"紅房子"。當地人見是中國人,就把他們指引到馬克思故居。馬克思的誕生地德國特里爾市,如今常有中國遊客去參觀。故居紀念館現在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館內有個"馬克思在中國"專櫃,陳列了一些國人見了失語的往事舊照。有些好同志向館方提出要求:中國現在變化很大,用一些新照片來代替那些舊照片吧。女館長卻告訴記者:中國的官方歷史,我是不承認的,我不需要中國人來告訴我如何展示歷史。
這類文化衝撞,對中國形象在發達國家的下滑,大概也有所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象在國際上總體上升。但今年的佩尤全球態度調查發現,中國在非洲威望很高,在歐美有待重新崛起。就舉德國為例子吧:德國受訪者中,對中國有好感的比率,竟從去年的56%跌到今年的34%。
其實,同一段歷史,兩種敘述甚至多種解釋,本是國際間普遍現象。中國和俄國對西伯利亞的易手敘述不同;中國和印度對1962年的邊界戰爭敘述不同;中國和越南對1979年的邊界戰爭敘述不同;中國和韓國對歷史交往和朝鮮戰爭的敘述不同;倒還是中國和日本,對唐代以來的兩國關係大致敘述相同。前年,中日韓三國學者合編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出版了。據《南方週末》(2005年6月2日)報導,中方參與者就說:"(與日本相比)倒是我們和韓國學者爭論比較多。主要是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出兵朝鮮半島的性質問題。在韓國的教材裡,甲午戰爭是中國軍隊出兵朝鮮,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學者認為,當時的清政府與朝鮮是藩屬關係,朝鮮向中國納貢,不能等同於近代的侵略。"
中國學者非要跟韓國學者爭論一百多年前的某事件是否"政治正確",實在說來,有點思而不學,至少是不學國際學術常規。筆者中學時背《英語900句》,背到這一條,心裏一高興,原來每個人都有形成自己意見的權力,並不是非要官雲亦云的。韓國學者可以有他們的不同意見,沒必要強求一致。不過,那句900句之一,有時後面會接一個轉折,─你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意見,但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事實,事實必須是公認的。每個人都要尊重公認的事實,但允許對事實有不同理解和闡述。我國學者和韓國學者首先應該爭論史料的真假,清查雙方記錄裡的文過飾非。
曾有史家套用"英國和美國是被同一語言分開的兩個民族"這句俏皮話,稱英國和法國是被同一歷史分開的兩個民族。兩國歷史緊密糾纏,打過兩場 "百年戰爭"(1337-1453和1688-1815),還在歐洲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分別加入敵對雙方,年數短些的武裝衝突則不計其數。兩國對史實無異議,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歷史記憶不同。比如,對第一場"百年戰爭",英國人記得的是英軍在阿艮格以劣勢之旅大敗法軍。英王的戰前動員,被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亨利五世》中寫成傳世名言。但法國人記得的是他們在聖女貞德領導下,終於把英國人趕出法國。又如,對第二場"百年戰爭",英國人更愛講拿破崙在他們手裡遭遇滑鐵盧。法國人更愛講的卻是滑鐵盧之役,法國將軍康布羅納對英軍要求投降的回答,是暴喝一聲"屎"!雨果就曾在小說《悲慘世界》中寫道:滑鐵盧的勝利者不是拿破崙,也不是英軍統帥威靈頓,滑鐵盧的勝利者是康布羅納。雨果寫下了法國人的傳世名言。
各人記自己願意記的,一點也不妨礙英法兩國做生意,通文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併肩作戰,戰後在國際事務上勾心鬥角。
如果想不通這一條,非要否認事實或把自己的價值判斷強加在別人頭上呢?有位北京"十佳"中學生,父母擔心他接觸陰暗面,連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都不讓看。他被美國名牌大學錄取後,選修了幾門與中國有關的課程。溫室花朵料不到的是,每一門課裡的敘述,都和他在中國學過的很不同。他到處找同學解釋,表情嚴肅,話語滔滔,終於講到人見人怕,見他就躲。該生漸漸陷入自閉狀態,被迫休學一年。
非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早晚搞到誰都不理你。
甚至強大如美國,照樣逃不開這一教訓。上月(6月)14日,美國三大外交老人,前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前總統老布希的國家安全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聯袂出席一個電視討論會。三人所屬黨派不同,很多問題上觀點不同,但他們的看法有一點完全相同:這是一個變化中的世界,衡量國力的舊尺度不再適用,很多新的力量在覺醒,他們抱有一些不易滿足的願望,美國必須尊重他們的願望並傾聽其他國家的呼聲。老人的共同建議似乎有效,兩星期後,布希總統宣布,美國將向有著五十七個國家成員的伊斯蘭會議組織派遣一位特使,布希說特使的任務首先是傾聽和學習。
有趣的是,三位外交老人並沒有呼籲其他國家尊重美國人民的感情。這倒也是美國人的習慣,或許來自他們的宗教傳統──基督教強調主動救濟病人和弱者,這在心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將教徒置於弱者對面的人間位置。再配以國力強大,這種心態未受過嚴重挫折,幾代人下來,就成了美國民族特色。
很受美國人尊敬的前總統肯尼迪,當年帶著戰後新生代的希望走上歷史舞臺,他在就職演說中,定義了他的理想世界。在肯尼迪看來,對強者和弱者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強者公正,弱者感到安全,這樣和平才能長久。肯尼迪當然認為美國是強者,且不論美國政府是否做得到強者公正,他的話本身並不錯。其實,論絕對國力,中國已經是強者,處事不妨有風度一些,何必總是擺出一副感情被傷害的樣子?我們對歷史有自己的看法,但也理解韓國學者的立場,這樣韓國人才會在心理上感到安全,兩國和兩國人民就可以建立更和諧的關係。
至於韓國教材說清廷甲午出兵是侵略,這種話,聽聽也無妨。以筆者在中小學受的教育,本人一直以為,世界各民族就數中國人最善良,最愛和平,只做受氣包,不做侵略者。西部騎馬來的吐蕃打過了,又被北方騎馬來的蒙古人打,南面海上來的歐洲人打過了,又被東邊海上來的日本人打。還是讀了《南方週末》那篇報導,才知道阿Q原來講得對:"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那位北京"十佳"少年,早知祖先在他人眼裡也有這一闊,或許就不會休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