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近和一些朋友的討論，以及對一些公共政策的評析，我對中共忽然有了一種奇怪的疑問，那就是中共是否還是我們所認為的中共？它似乎徹底失去了對社會變化的敏感，它不斷增長的內耗使得我們有理由質疑：從整體上來分析中共是否還有意義？實際上，中共作為一個龐然大物，很多重要構件已經失靈，部分和部分之間衝突，甚至走向碎片化，更為重要的是，中共的中樞決策體系似乎逐步走向癱瘓，或者更為形象的說法是，中共是否腦死亡？
某種意義上，如同一個自然界的有機體一樣，政治組織也有構成其生命的基本要素，有生命週期，會生長也會消亡。作為一個政治組織來說，它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所代表的價值準則，如果失去了價值準則，它就失去了靈魂，就會逐步萎縮，其消亡則是遲早的事情。除了價值準則之外，接下來的應該是決策體系，類似於一個組織的管理層，一個組織依賴決策體系進行目標設定，任務執行以及對環境的適應性調整等工作。決策體系就像駕駛員，引導著列車前行。組織的演化其實也就是它的構成部件的綜合演化。不是所有的組織都能成功演化，在人類的政治發展實踐中， 充滿了各種消亡的政治組織的化石---包括很多國家的共產黨和其他集權組織。
宣稱中共腦死亡，和大多數朋友的感受顯然不同，在大多數人的印像當中，中共顯然非常活躍，壟斷利益，壓制自由，迫害人權，怎麼會腦死亡？！不過在本文的視角下，這些現象僅僅是中共某些機構的習慣性行為，這些行為的存在正好說明瞭中共決策層無法及時糾正附屬機構的非正當行為，說明中共自身控制體系失靈了。為了不與人們的直覺相混淆，我先做些必要的澄清。本文裡提到的中共腦死亡只基於兩個論斷：中共無法實現價值的更新，中共無法實現有效率的決策。
中共在價值方面遭遇的困境有目共睹，它迄今所做的種種調整的努力-很遺憾---都顯得毫無章法，頗具無厘頭色彩，看上去就像自己抓住自己頭髮往上抬升。而對於普世性的價值和現代政治的基本準則，它無法刪除多年形成的"敵對勢力"的思維定勢，依舊防範甚深，因此中共在價值層面自己把道路堵死，始終無法得到更新。一個無頭蒼蠅可以繼續嗡嗡飛舞，但絕不會有優美的飛行軌跡。價值體系失靈後，實用主義和利益考量替代了意識形態成為綁定其成員的激勵機制，但是僅僅依靠實用主義和利益收買，畢竟無法永遠維繫一個龐大組織的運轉。實用主義和利益鼓勵其成員們各自為政，而不是齊心協力維護整體利益。
另一方面，在政治中樞失靈的情況下，國家機器的大部分，可以繼續依靠慣性運轉，因此不能從國家機器依舊在運轉甚至集權殘暴一面依然存在等因素來倒推並否定中共核心層面的腦死亡狀態。更何況，這些年，隨著社會力量的發育，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自組織能力穩步提高，社會形態更加複雜化，政治冷漠情緒流行，政治能量傳導受到阻隔，對於政治核心層的感受更加遙遠，核心層的政治腦死亡也許需要很多時間段才能傳導到社會，讓公眾感受到。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過多久才最終爆炸開來？因此，某種意義上，公眾感受是會短暫失真的，容易被操縱和被扭曲的，並不能作為當然的依據。
一個強大的執政集團呈現出某種腦死亡狀態，這當然只是一個猜測，一個判斷，而不是一個能被核實的事實。不過既有的經驗事實，已經夠我們做一些合理想像和做出一些基本判斷。
2002年以來政治舞台上演的基本是個肥皂劇。政治標識不斷切換，從三個代表，到先進性，到八榮八恥，到科學發展觀，再到和諧社會；政治的群眾性演員（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也換了一大半，登場退場，熱鬧非凡。但是5年過去了，撇開那些氾濫的政治標識，刨開那些廉價的宣傳垃圾，當我們盤點沉澱下來的政治資產的時候，我們能看到什麼呢？除了在孫志剛事件中為了消除公憤而廢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之外，在經濟政策上廢除農業稅勉強可以算點成績之外，基本上就沒有別的政治成績了。從政治現代化，或者制度演進的意義上來看，最近5年幾乎是交了白卷。如果說民間人士有時光飛逝，民主不彰的遺憾的話，那麼那些身處權位，政治作秀不斷，口吐泡沫的政治領導層知不知羞？
在轉型時代的中國，一個執政集團，居然5年以來在政治問題上幾乎交了白卷，那些政治現代化所必需的議題討論空間始終沒有擴展，政治轉換之門被堵死，甚至沒有跡象表明政治轉型進入了執政集團的視野或議事日程，當然更無法貫穿到執政集團的政治過程。那麼，簡單的結論就是，這個集團有嚴重的功能障礙。在最核心的政治議題上，這個集團的中樞決策系統已經無法提供必要的政治決斷，這個機構的小腦雖然不乏機靈的小聰明，但其大腦已經死亡，無法提供有遠見、有魄力的大智慧。
我們可以探索一些可能的病理機制。首先，如前所述，中共在價值層面的困境即是內生的，來自於列寧主義政黨的政治基因。經過所謂的改革開放30年，在不改變政治元規則的基礎上，所有的政治騰挪空間都給堵死了，價值層面已經無法適應情境變遷。其次，在過去的數年間，政治高層之間的非規則權力鬥爭，無疑也是導致中共腦死亡的重要原因。意識形態破產導致道統消失，強人政治凋謝導致政統失靈，而紙面的權力運作規則（比如民主集中制）從來就沒有正式運轉過，執政集團非但不尊重《憲法》，而且連《黨章》都不尊重。所謂的黨內民主，也不過是黑箱權鬥決定所有的規則遊戲。與此同時，又一個不斷上升的第三者力量-社會力量--限制著高層權鬥採取極端主義的方式，否則魚死網破，大家也許一起玩完。於是，政治鬥爭就被限定在一個逼仄空間內，處在一種持續的膠著狀態，誰也不能輕易地消滅對手，雙方都處在不確定的威脅中。因此，所有寡頭都不願主動出擊，在富有挑戰性的政治議題上冒險，高層的政治意願在絞盡腦汁的權鬥中消耗殆盡。
如果說，原來的政治權力本身就是一個死亡架構，那麼經過17大重新洗牌之後新的格局又如何呢？我在《簡評中共17大》的短文中，曾經判斷情況並沒有得到顯著改善，高層之間權力相互制約的現實依然存在。但這種制約不是西方三權分立下機構和機構之間根據規則形成的積極的權力制衡，只是權力無法規則化的一種僵化。我還提到了中共政治元老院重新崛起的現象，16大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以及退休歷任政治局常委加在一塊，人數已經不少，加上這些老人人老心不老，對政治事務要發揮余熱，通過各種形式施加政治影響，功能上就相當於一個政治元老院。正式機構內部的派系相互制約，加上政治元老院的崛起，使得正式的政治機構空心化。人大不重要，國務院不重要，政治局也不重要，甚至政治局常委會也不是解決爭議的最後裁判所。
中共地方政治力量權重增加，部門之間的利益對抗加劇，派系和朋黨成為重要的政治整合方式。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政治就是一場混戰，為了利益，為了權力，同臺博弈，相互廝殺。在權鬥酣烈的時候，任何高風險的關係中國政治未來的基本議題是不會被導入的。 而權鬥塵埃落定的時候，導入那些議題就更沒必要了。因此，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在特定的社會階段，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幾乎注定要進入腦死亡狀態。
中共的這種腦死亡效果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中共這種准腦死亡狀態，失去了自身成員的認同，組織本身的合法性潰散，構成中共肌體的各個部件離心傾向加強，自我約束弱化，一些公共機構黑社會化、暴力化。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的僵化，使得中國錯過了政治變革的機會，政治演進受阻導致政治進程混亂，憲政，民主，法治，這些架構被遏制，大家對未來缺乏明確的預期，社會轉型風險加大。這意味著一黨專制最終被宣布死亡之後，社會揹負的政治負資產非常沈重。
當然，中共腦死亡也意味著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道路行不通，民主將是各種民間力量逐步登場，在多輪博弈之後，重新尋找政治共識和確實政治規則的過程。中共腦死亡為中國的政治再造做了必要的鋪墊，中共的化石化過程是熱愛自由的人們的期待。
2008年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