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2-30 02:34:13作者：林大某反
導語：一：真正西方意義上的政黨絕不是一個黑社會組織；二：國家是鐵打的營盤，政府是流水的兵，流水的兵卻想變成鐵打的營盤，便是一種僭妄；三：國家是一個「我」之利益得到切實保護族的利益共同體和族群共同體，沒有「我」的存在便沒有國家。
有些人動輒把不同意見，視為大逆不道。事實上對一件事情有不意見有不同看法，可以說正常得如同毋須證明的幾何公理。同樣的，有些人習慣自己不思考，主動把自己的大腦廢掉，喜歡拿那些從小餵養的狼奶來作為反對不同意見的藉口。如把批評政府視為辱華、反華，如把批評政府視為反國家，如導一部《色戒》便視漢奸文藝，甚至認為導演李安是賣國賊。同理，也有些人拿「清談誤國」這樣的說辭，來阻止他人的言論自由，誤國的從來都不是清談（這一點以後我會寫文章專門論證），誤國的是大家都不能放開來清談，即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事實上賣國和誤國，是要有條件和資格的。條件就是你的權力很大，大到可以主宰一個國家，資格就是他權力簽訂條款等權利，這些都不是平民百姓所能為。退而言之，即便稍次的人要賣國，也要有相當特殊之渠道，如情報人員等（但是也要注重不要重蹈德雷弗斯案）。一般老百姓根本無賣國之條件與資格，誤國也是如此。這一點我會在以後寫一篇《誰有資格賣國和誤國？》，但在寫這個文章之前，必須在常識層面弄清政黨、政府、國家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有助於我們看清誰可以賣國誰可以誤國。當然真正的民主自由國家，他的制度創設，是讓人最大限度地不容易成為賣國者和誤國者，因為他們的約束是很多的，是很多人在承擔責任。容易賣國和誤國，其根基在於當國者受制約監督太少。我在這裡當然不是講政治理論，不準備艱澀得讓你頭大，而是讓有一定知的人們都看得懂。
經常有人把黨、政府、國家不分，如此混淆在一塊一鍋燴，正是當局所熱衷。他們一黨之私利，一切的醜行，正是在對政府的主宰、國家的挾持當中完成其不合法的有意搶劫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只一個選舉時的組織，不是一個進出都嚴苛得監獄一樣不近情理的組織（入與退黨都很自由），且不像袍哥一樣需要一個擔保一個引進似的兩個介紹人（無需介紹人），更不需仰黨魁鼻息，不敢發表不同意見（發表不同意見哪怕在一個黨內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那裡沒有例外）。換言之，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根本就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臺灣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也是如此，以後則已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這便是我們目下的政黨現實。這樣的現實如不加以改革，不放開平等競爭，你要指望他有更多的惠政，實在是不可能的。一言之以蔽之，真正西方意義上的政黨絕不是黑社會組織。
政府是政黨通過平等競爭選舉出來的公共利益的託管者，政府只是流水的兵，即沒有永遠執政下去的政府，再強大也不行。克林頓在位的時候，美國經濟做得比較好，但他囿於美國憲法（鏈拉門不是決定因素），只能當兩屆，意識說再能幹的政府也只能幹兩屆。即政府的流水性質，才能在制度約束與諸多監督之外，保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簡言之，政府是流水的兵，國家才是鐵打的營盤(這營盤的尺寸可能有變,但其作為營盤的意義沒變)。中國古代是換朝代來更換政府——你不能說這是在政府在更換國家——換朝代更換政府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流血革命（像宋太祖這樣玩把戲就當上了政府首領，那只是後周氣數已盡）。也就是說，唐朝滅亡了，宋朝湮沒了，明朝過去了，清朝不在了，都不影響中國的存在。政府一茬一茬地過去，中國卻從來沒有完過，這就是鐵打營盤流水的兵的道理。即政府不是國家，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基本判斷。再進一步說，政府是可以換的，但換的方式隨著現在文明的進程，隨著普遍政治文明的方式，應該實行票決實行民選，而不是流血革命。政府是可以且必須換的，但方式應由暴力革命換成民選票決，和平變更，減少社會震動和陣痛成本，避免人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生活質量下降、生命安全受損、自由及相關權利受剝奪，這是一個國家選擇政府時必須仔細衡度的。政府只是一個公共利益的託管者，他沒有先天的求善本領，更不可能「偉大、光榮、正確」，反倒是因為這裡面牽涉到民眾的普遍很容易為惡。因為託管者有很大的權力，當這些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與真正監督時，其為惡的概率之高，令人瞠目結舌。令人憤懣和錐心之痛的是，近六十年來，我們所處的這個政府的權力卻是擴到大無邊，但他們的權力卻基本上不受任何約束，所以他們為惡起來，就特別能創造吉尼斯記錄，特別能創造世界奇蹟，特別能把民眾當作是可以任意實驗的小白鼠。布希總統說，人類政治文明最明顯的個進步就是把政府當作籠中之虎來馴服，政府是一頭不容易聽話的猛獸，應該讓他受到籠子的約束，一旦沒有約束，放出來他就會無窮無盡地傷害人。中國的改革必走之路就是從各方面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民間力量的生存根基，以便進一步對政府形成有效的約束與制衡。
國家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會只有一種。我的回答，簡言之，便是我們賴以生存土地、制度、文化能夠給我一種族群認同感、歸宿感、自豪感，那麼這便是我的國家。既然是我的國家，那麼我在其中必然有相當之權利，而這權利是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可以搶奪的，不管你誰來主政。誰主政，我理應獲得的權利不能受損，這是一個公民對一個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這個國家，能得我認同的基本要件。沒有這一切，這個政府便不是我要的政府，這個國家也不是我所內心真正愛的國家。國家及民族都只是一個近現代社會才有的概念，那是因為族群文化認同以及個體的利益，必須依靠更多的人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來對對方加以制約，所以國家民族才誕生了。而在此幾千年以前，沒有國家民族的概念，而個人早已生活在土地上，所以個人的權利應該至高無上。由每個人的權益都得到保護的個體所組成的文化、利益共同體，才可能是一個我所要的國家。如果只是打著人民的旗號欺世盜名，以剝奪我的利益為己任，以挾持國家、政府來謀私利的一黨獨裁，那這是用國家及政府的名利對我的利益的搶劫。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需要改革，這樣的政黨需要真正的競爭對手，需要真正的平等競爭，以便個體之利益得到最有效的保護。只有以每個人的利益都得到切實保證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亦即國家，這樣的國家個體才有尊嚴，國家才強大。否則只是一黨之私利強大，而民眾貧弱而已。我們始終要記住胡適那句話，為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不是一幫奴才能夠建成的。
我必須真正分清政黨、政府與國家的不同，這三者有很大的區別。我們應該多懂一點這些看似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以明白我們的權益為何受損，而我們又無可奈何。我們要怎樣才能保證自己權益，獲得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懂得這些，與我們的實際利益息息相關。
有些人動輒把不同意見，視為大逆不道。事實上對一件事情有不意見有不同看法，可以說正常得如同毋須證明的幾何公理。同樣的，有些人習慣自己不思考，主動把自己的大腦廢掉，喜歡拿那些從小餵養的狼奶來作為反對不同意見的藉口。如把批評政府視為辱華、反華，如把批評政府視為反國家，如導一部《色戒》便視漢奸文藝，甚至認為導演李安是賣國賊。同理，也有些人拿「清談誤國」這樣的說辭，來阻止他人的言論自由，誤國的從來都不是清談（這一點以後我會寫文章專門論證），誤國的是大家都不能放開來清談，即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事實上賣國和誤國，是要有條件和資格的。條件就是你的權力很大，大到可以主宰一個國家，資格就是他權力簽訂條款等權利，這些都不是平民百姓所能為。退而言之，即便稍次的人要賣國，也要有相當特殊之渠道，如情報人員等（但是也要注重不要重蹈德雷弗斯案）。一般老百姓根本無賣國之條件與資格，誤國也是如此。這一點我會在以後寫一篇《誰有資格賣國和誤國？》，但在寫這個文章之前，必須在常識層面弄清政黨、政府、國家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有助於我們看清誰可以賣國誰可以誤國。當然真正的民主自由國家，他的制度創設，是讓人最大限度地不容易成為賣國者和誤國者，因為他們的約束是很多的，是很多人在承擔責任。容易賣國和誤國，其根基在於當國者受制約監督太少。我在這裡當然不是講政治理論，不準備艱澀得讓你頭大，而是讓有一定知的人們都看得懂。
經常有人把黨、政府、國家不分，如此混淆在一塊一鍋燴，正是當局所熱衷。他們一黨之私利，一切的醜行，正是在對政府的主宰、國家的挾持當中完成其不合法的有意搶劫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只一個選舉時的組織，不是一個進出都嚴苛得監獄一樣不近情理的組織（入與退黨都很自由），且不像袍哥一樣需要一個擔保一個引進似的兩個介紹人（無需介紹人），更不需仰黨魁鼻息，不敢發表不同意見（發表不同意見哪怕在一個黨內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那裡沒有例外）。換言之，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根本就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臺灣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也是如此，以後則已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這便是我們目下的政黨現實。這樣的現實如不加以改革，不放開平等競爭，你要指望他有更多的惠政，實在是不可能的。一言之以蔽之，真正西方意義上的政黨絕不是黑社會組織。
政府是政黨通過平等競爭選舉出來的公共利益的託管者，政府只是流水的兵，即沒有永遠執政下去的政府，再強大也不行。克林頓在位的時候，美國經濟做得比較好，但他囿於美國憲法（鏈拉門不是決定因素），只能當兩屆，意識說再能幹的政府也只能幹兩屆。即政府的流水性質，才能在制度約束與諸多監督之外，保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簡言之，政府是流水的兵，國家才是鐵打的營盤(這營盤的尺寸可能有變,但其作為營盤的意義沒變)。中國古代是換朝代來更換政府——你不能說這是在政府在更換國家——換朝代更換政府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流血革命（像宋太祖這樣玩把戲就當上了政府首領，那只是後周氣數已盡）。也就是說，唐朝滅亡了，宋朝湮沒了，明朝過去了，清朝不在了，都不影響中國的存在。政府一茬一茬地過去，中國卻從來沒有完過，這就是鐵打營盤流水的兵的道理。即政府不是國家，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基本判斷。再進一步說，政府是可以換的，但換的方式隨著現在文明的進程，隨著普遍政治文明的方式，應該實行票決實行民選，而不是流血革命。政府是可以且必須換的，但方式應由暴力革命換成民選票決，和平變更，減少社會震動和陣痛成本，避免人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生活質量下降、生命安全受損、自由及相關權利受剝奪，這是一個國家選擇政府時必須仔細衡度的。政府只是一個公共利益的託管者，他沒有先天的求善本領，更不可能「偉大、光榮、正確」，反倒是因為這裡面牽涉到民眾的普遍很容易為惡。因為託管者有很大的權力，當這些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與真正監督時，其為惡的概率之高，令人瞠目結舌。令人憤懣和錐心之痛的是，近六十年來，我們所處的這個政府的權力卻是擴到大無邊，但他們的權力卻基本上不受任何約束，所以他們為惡起來，就特別能創造吉尼斯記錄，特別能創造世界奇蹟，特別能把民眾當作是可以任意實驗的小白鼠。布希總統說，人類政治文明最明顯的個進步就是把政府當作籠中之虎來馴服，政府是一頭不容易聽話的猛獸，應該讓他受到籠子的約束，一旦沒有約束，放出來他就會無窮無盡地傷害人。中國的改革必走之路就是從各方面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民間力量的生存根基，以便進一步對政府形成有效的約束與制衡。
國家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會只有一種。我的回答，簡言之，便是我們賴以生存土地、制度、文化能夠給我一種族群認同感、歸宿感、自豪感，那麼這便是我的國家。既然是我的國家，那麼我在其中必然有相當之權利，而這權利是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可以搶奪的，不管你誰來主政。誰主政，我理應獲得的權利不能受損，這是一個公民對一個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在這個國家，能得我認同的基本要件。沒有這一切，這個政府便不是我要的政府，這個國家也不是我所內心真正愛的國家。國家及民族都只是一個近現代社會才有的概念，那是因為族群文化認同以及個體的利益，必須依靠更多的人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來對對方加以制約，所以國家民族才誕生了。而在此幾千年以前，沒有國家民族的概念，而個人早已生活在土地上，所以個人的權利應該至高無上。由每個人的權益都得到保護的個體所組成的文化、利益共同體，才可能是一個我所要的國家。如果只是打著人民的旗號欺世盜名，以剝奪我的利益為己任，以挾持國家、政府來謀私利的一黨獨裁，那這是用國家及政府的名利對我的利益的搶劫。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需要改革，這樣的政黨需要真正的競爭對手，需要真正的平等競爭，以便個體之利益得到最有效的保護。只有以每個人的利益都得到切實保證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亦即國家，這樣的國家個體才有尊嚴，國家才強大。否則只是一黨之私利強大，而民眾貧弱而已。我們始終要記住胡適那句話，為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不是一幫奴才能夠建成的。
我必須真正分清政黨、政府與國家的不同，這三者有很大的區別。我們應該多懂一點這些看似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以明白我們的權益為何受損，而我們又無可奈何。我們要怎樣才能保證自己權益，獲得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懂得這些，與我們的實際利益息息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