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9-21 06:33:38作者：管正和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靠製造恐懼和謊言起家，又以謊言和恐懼維持其獨裁統制，說謊之大膽，確是臉厚心黑，遠遠超過厚黑教主李宗吾的《厚黑學》論述的技巧，無以數計的所謂「革命先烈」，為之拋頭顱，灑熱血，處處荒塚，堆堆白骨，墊定他的皇權寶座。君臨天下。
我原以為自己年幼無知，受騙上當，17歲追隨革命，19歲與工商業兼地主家庭決裂，參加革命工作，25歲被誣為右派，勞動教養了22年，47歲才知道點受騙上當的道理。
我在「415」勞教筑路支隊，「101」中隊當組長時，有個張僕組員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騙的特殊勞教右派。
張僕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曾是李井泉抗日挺進縱隊的參謀長，因57年時給黨委書記提意見，說他是家長式作風，一人說了算，不尊重黨內民主，被打成右派後，降職降級，下放到重慶嘉陵江機械廠當監委書記。因始終不承認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長們申訴，被加重處分，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弄到車間勞動，他便更不認罪。他說：「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們說的不算。」為此，廠保衛部派了二名幹部白天監督他，晚上又派兩名幹部監視他的住處，因為他的妻子是重慶外貿局的局長，住的高幹宿舍，監視的幹部只能在門衛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勞，迫使領導另出良策。保衛部長終於想出了一個萬全之計，由單位倒貼工資，申請送去勞動教養。臨走前，黨委書記找他去說：「張僕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組織才能解決問題的道理，所以我們決定送你去學習，依靠那裡的黨組織，徹底地解決你的問題。」用小車送到我們的「415」，「101」右派勞教隊，並編到我的小組。
張僕，大學文化程度，世代書香門弟，北京人，約40歲，身高一米八五，像貌堂堂，那張方型臉上，總掛著一絲善意的微笑，穿著一套蘭色高級毛料中山服，確實是有點首長風度。他和氣地稱大家同志，也沒人願意去糾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勞動，他坐在工棚寫材料，有時也背著雙手，帶著微笑到工地巡視一週。晚上學習，他還認真地記錄大家的發言，但他自己卻從不犮言，也不作任何表態。除了不准他外出，幹部們對他不理不採，聽之任之。所以我們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勞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時候，是支隊電影放映員每月來我們隊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們隊倪管教從擋案中得知，他能寫一手很好的毛筆字。那時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傳玻板，在玻板上寫毛筆字是文化程度極低的幹部和放映員們的一大難事，也是張僕能一展才華的大好機會。放映員恭敬地送上茶水，幹部們圍在辦公桌旁，看他捥起袖口，筆走龍蛇，字字蒼勁，儼然是首長題詞的大家風範。當銀幕上出現他的大揮時，所有右派心悅誠服，拍手稱好。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燒越旺，席捲中華大地，也燒到了「415」勞教筑路支隊。我們隊的大權，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奪。為什麼稱他「王土匪」呢？這裡得講一個小小的故事：1967年的端午節，我們隊伙食團買了20只鵝，準備給大家過節吃。燒在鍋裡的鵝肉，正香氣四溢之時，王隊長帶領他的紅色造反派哥兒們約50餘人，正好經過「101」隊，進來休息。他們嗅到鵝肉香味，便起了賊心。他把岳毅指導員叫到院扒裡來批鬥時說：「你們這些走資派的階級立場站到哪裡去了？誰說資產階級右派勞教分子還有資格吃鵝肉？既然右派是否能吃鵝肉，沒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見經傳，岳指導員當然不敢吱聲。於是，他便命令炊事員全部端出來，讓他的哥兒們飽餐一頓，個個嘴角流油，揚長而去。從此我們說：煮熟的鵝兒都會飛。背後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隊上一個班長轉業到「415」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沒文化，卻長得一身橫肉，過去在我們隊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嘗過他拳頭的滋味。他捆人時，要先用鹽水把繩子泡過，所綁之人便會入骨三分，留下終身痕跡。他的掌權，當然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為了表示他的紅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對階級敵人鬥爭更堅決，他制定了幾項無產階級專政的新規定。
１、早晚請罪制度。所有右派勞教分子，每天早上7時，晚上7時，列隊站在毛主席像前，低頭彎腰，口念：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我罪大惡極，請毛主席寬恕。
２、廢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為每十天相互檢舉鬥爭日，每人必須揭發他人三條反改造罪行。
３、停止發放每人六至十元的零花錢，作為造反派的活動經費。
政令一出，全隊惶然，恐懼使右派們寢食難安。適有廣西來隊探親的家屬說：「你們這裡還算好的，我們那裡有個縣的五類分子全部殺頭。聽說還擺了人肉席，大家更覺末日來臨。」侯國桓是我隊有名的膽小鬼，其人矮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螞蟻，性格和善，從不與人爭長論短，也是我們隊年紀最大的右派。為什麼他也會成為右派勞教呢？我曾向過他：「你膽小怕事，難道57年也敢給黨提意見嗎？」他說：「我哪敢提什麼意見啊，因為我是鐵二局處理枕木防腐工程師，常因堅持操作規範與黨支部書記發生爭執，遭他報復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與老伴和兒女見上一面便死而無憾了。」正巧他這次親耳聽到廣西來的家屬談吃人之事，其內心恐懼，可想而知。一連幾個晚上，都因他做惡夢大聲慘叫，鬧得大家不勝駭然。當時正值武鬥升溫，紅色派的鐵路工人，攻打巡場芙蓉煤礦紅旗派，械鬥慘烈，我們住地的公路上，時有死傷的造反派屍體，兩派中只要有人作亂衝進來殺死右派們出氣，悲劇定會立即發生，誰敢站出來為右派說句話呢。因此大家的擔心和恐懼並非庸人自擾。
王土匪規定的一、三兩條並不可怕，第二條卻給所有的右派們帶來無限的恐慌，誰沒有說過幾句錯話呢，萬一有人對自己有積怨，都可以乘機報復，所以說是人人自危、個個惶恐，朝不保夕、長夜難眠，怕夢中說錯反話，遭到檢舉，大禍臨頭。
想不到第一個被撿舉揭發出來的遺是特殊勞教右派張僕。他的罪行是書寫反動日記，特別是在日記中寫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詩詞。王土匪早就看不慣這個官架十足的特殊勞教。他說這是岳毅走資派對走資派的包庇，是威風還沒有打倒的大右派，竟敢寫詩給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唱讚歌，你等著為劉少奇收屍吧。僅管他把詩說成屍，把讚說成鑽，也決不會影響他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風的辦法當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遠不得翻身。一拳打過去，正中張僕鼻子，臉上開了個五彩花面，紅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臉，他差點就仰翻在地，幸好還能穩住沒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間的軍用皮帶，對準他的腦袋猛抽起來，銅扣打破他的頭部，鮮紅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沒叫痛，反而笑著說：「同志，你何必這樣呢？」那笑容使我們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憤怒。他將張僕打翻在地，反縛雙手，好一頓拳打足踢。他卻堅持住不吭一聲。王土匪以為打死在地了，便說：裝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絕於人民。語音剛落，張僕竟站了起來，仍然帶著微笑說：「同志，何必呢。」他這種打不濕扭不干的堅強性格，使王土匪拿他無計可施，只好關起來叫他反省。
文化大革命，本來就是一場由毛皇抄作的荒唐鬧劇，風起雲湧，瞬息萬變。幾天後，公安部下達命令，勞改勞教部門不准衝擊，不搞奪權。王土匪只好灰溜溜地下臺，仍作他管生產的分隊長。他所宣布的政令當然作廢，張僕也放了出來，依然過他的特殊勞教生活。
通過這次被打鬥之後，張僕開始懷疑自己的處境，主動找岳指導員質問：為什麼要和這些右派勞教關在一起？為什麼不發給他原來的工資？為什麼要對他進行這樣殘暴的批鬥和打罵？
岳指導員只好明確地告訴他：「你是單位上送來代管的右派，比他們有所不同。有什麼思想上的問題，寫出書面，我們代轉給你的黨委。你的工資問題，我們更不知道。我們受委託的責任是：決不允許你外出生事，保證你的身體健康。至於王隊長打鬥之事，現處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皆然，你是應該理解的。」
張僕之所以是「特殊勞教右派」，除了不勞動外，他還不能享受一般勞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親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時請假趕集的待遇，實際上他是劃定警界線內的自由犯人。
時逢春節，隊部為瞭解決家屬探親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間茅屋，以竹蓆為牆，木板為鋪，十分簡陋，但能令久別的患難夫妻們，相聚相親，互訴衷腸，亦是難能可貴的了。但作為右派勞教的丈夫，每天卻在工地勞累，晚上兩小時學習後還要聽岳隊長訓話，只能有很少時間培伴家屬和子女。但張僕卻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訪，微笑著坐在一旁，不聲不響，久久不願離去。右派妻子們確實難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組的陳道千，妻子帶著女兒小燕探親，深受其干擾，因12歲的陳燕長得活潑可愛，張僕託人買了糖果來送給她，整天坐在家屬旁，甚至夜深也不離去。大家得知此情後，非常不滿，自發地在小組會上對張僕進行批鬥，逼他交待動機和目的。他說：「陳燕很像他的小女張茜，所以愛她，並非有意干擾他們。」我說：「誰教你的妻子是當官的，不敢帶女兒來看你呢？」經我一說，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節過後的一個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飯時，一輛黑色轎車，開進我們的住地，司機之外，別無他人，下車後通過隊部，找到張僕本人，和他熱情的交談後，拿了幾包食物給他，先後不到半個小時，又忽然開車走了。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我託人發了電報，叫妻子帶女兒來此見面，她卻不敢。這次她到宜賓開會，叫司機小劉送來些食物，就算盡情了。」我也對他同情了起來。晚上，他用臉盆在爐子上煮了一盆麵條，請我們小組的人去吃。作好之後，大家一看，卻是一盆漿糊。原來他一生未作過飯食，冷水時便將麵條放了下去，就變成了一盆糊塗面。一陣笑聲之後，免強分而食之，總算領了個情，不拂美意，地紅著臉，不好意思地對大家說了好幾個「對不起、對不起。」
宜珙鐵路建成後，由於國家被毛皇折騰得一窮二白，到了經濟徹底崩潰的境地，無錢再修鐵路，「415」筑路支隊被澈消。我們全部轉移到永川新勝勞改茶場。
在與世隔絕，荒涼的東山上，愁雲慘霧，冷雨淒風，春去冬來，幾經寒暑，苦苦熬到1978年。毛皇死後，政局微開，劫後餘生的右派們，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從地獄回到人間。成立了20年的右派隊宣布撤銷，由於張僕系部級高幹，須經北京原劃右單位辦理，剩下他一人未走，只好放在臨近的勞改隊管理。送去時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勞教身份。勞改幹部自然以犯人的監規來對待他，強迫他和犯人一起勞動。張僕反抗不從，多次遭到犯人們的毆打，遍體鱗傷，精神崩潰，痛苦萬分。當重慶市委用專車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瘋了起來。妻子知情後，表示堅決不能容許他進入家門。重慶市委只好決定把他安置在高幹療養所，進行長期療養。他己身殘心死，無緣享受天年，不久舊傷復犮，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時糊塗受騙，糊塗時難得清醒。該醒時他卻不醒，昏然後無時再醒。
時至反右50週年，余已過古稀，閉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鮮鮮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故書此文，聊表弔念之意。
我原以為自己年幼無知，受騙上當，17歲追隨革命，19歲與工商業兼地主家庭決裂，參加革命工作，25歲被誣為右派，勞動教養了22年，47歲才知道點受騙上當的道理。
我在「415」勞教筑路支隊，「101」中隊當組長時，有個張僕組員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騙的特殊勞教右派。
張僕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曾是李井泉抗日挺進縱隊的參謀長，因57年時給黨委書記提意見，說他是家長式作風，一人說了算，不尊重黨內民主，被打成右派後，降職降級，下放到重慶嘉陵江機械廠當監委書記。因始終不承認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長們申訴，被加重處分，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弄到車間勞動，他便更不認罪。他說：「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們說的不算。」為此，廠保衛部派了二名幹部白天監督他，晚上又派兩名幹部監視他的住處，因為他的妻子是重慶外貿局的局長，住的高幹宿舍，監視的幹部只能在門衛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勞，迫使領導另出良策。保衛部長終於想出了一個萬全之計，由單位倒貼工資，申請送去勞動教養。臨走前，黨委書記找他去說：「張僕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組織才能解決問題的道理，所以我們決定送你去學習，依靠那裡的黨組織，徹底地解決你的問題。」用小車送到我們的「415」，「101」右派勞教隊，並編到我的小組。
張僕，大學文化程度，世代書香門弟，北京人，約40歲，身高一米八五，像貌堂堂，那張方型臉上，總掛著一絲善意的微笑，穿著一套蘭色高級毛料中山服，確實是有點首長風度。他和氣地稱大家同志，也沒人願意去糾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勞動，他坐在工棚寫材料，有時也背著雙手，帶著微笑到工地巡視一週。晚上學習，他還認真地記錄大家的發言，但他自己卻從不犮言，也不作任何表態。除了不准他外出，幹部們對他不理不採，聽之任之。所以我們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勞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時候，是支隊電影放映員每月來我們隊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們隊倪管教從擋案中得知，他能寫一手很好的毛筆字。那時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傳玻板，在玻板上寫毛筆字是文化程度極低的幹部和放映員們的一大難事，也是張僕能一展才華的大好機會。放映員恭敬地送上茶水，幹部們圍在辦公桌旁，看他捥起袖口，筆走龍蛇，字字蒼勁，儼然是首長題詞的大家風範。當銀幕上出現他的大揮時，所有右派心悅誠服，拍手稱好。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燒越旺，席捲中華大地，也燒到了「415」勞教筑路支隊。我們隊的大權，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奪。為什麼稱他「王土匪」呢？這裡得講一個小小的故事：1967年的端午節，我們隊伙食團買了20只鵝，準備給大家過節吃。燒在鍋裡的鵝肉，正香氣四溢之時，王隊長帶領他的紅色造反派哥兒們約50餘人，正好經過「101」隊，進來休息。他們嗅到鵝肉香味，便起了賊心。他把岳毅指導員叫到院扒裡來批鬥時說：「你們這些走資派的階級立場站到哪裡去了？誰說資產階級右派勞教分子還有資格吃鵝肉？既然右派是否能吃鵝肉，沒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見經傳，岳指導員當然不敢吱聲。於是，他便命令炊事員全部端出來，讓他的哥兒們飽餐一頓，個個嘴角流油，揚長而去。從此我們說：煮熟的鵝兒都會飛。背後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隊上一個班長轉業到「415」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沒文化，卻長得一身橫肉，過去在我們隊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嘗過他拳頭的滋味。他捆人時，要先用鹽水把繩子泡過，所綁之人便會入骨三分，留下終身痕跡。他的掌權，當然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為了表示他的紅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對階級敵人鬥爭更堅決，他制定了幾項無產階級專政的新規定。
１、早晚請罪制度。所有右派勞教分子，每天早上7時，晚上7時，列隊站在毛主席像前，低頭彎腰，口念：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我罪大惡極，請毛主席寬恕。
２、廢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為每十天相互檢舉鬥爭日，每人必須揭發他人三條反改造罪行。
３、停止發放每人六至十元的零花錢，作為造反派的活動經費。
政令一出，全隊惶然，恐懼使右派們寢食難安。適有廣西來隊探親的家屬說：「你們這裡還算好的，我們那裡有個縣的五類分子全部殺頭。聽說還擺了人肉席，大家更覺末日來臨。」侯國桓是我隊有名的膽小鬼，其人矮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螞蟻，性格和善，從不與人爭長論短，也是我們隊年紀最大的右派。為什麼他也會成為右派勞教呢？我曾向過他：「你膽小怕事，難道57年也敢給黨提意見嗎？」他說：「我哪敢提什麼意見啊，因為我是鐵二局處理枕木防腐工程師，常因堅持操作規範與黨支部書記發生爭執，遭他報復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與老伴和兒女見上一面便死而無憾了。」正巧他這次親耳聽到廣西來的家屬談吃人之事，其內心恐懼，可想而知。一連幾個晚上，都因他做惡夢大聲慘叫，鬧得大家不勝駭然。當時正值武鬥升溫，紅色派的鐵路工人，攻打巡場芙蓉煤礦紅旗派，械鬥慘烈，我們住地的公路上，時有死傷的造反派屍體，兩派中只要有人作亂衝進來殺死右派們出氣，悲劇定會立即發生，誰敢站出來為右派說句話呢。因此大家的擔心和恐懼並非庸人自擾。
王土匪規定的一、三兩條並不可怕，第二條卻給所有的右派們帶來無限的恐慌，誰沒有說過幾句錯話呢，萬一有人對自己有積怨，都可以乘機報復，所以說是人人自危、個個惶恐，朝不保夕、長夜難眠，怕夢中說錯反話，遭到檢舉，大禍臨頭。
想不到第一個被撿舉揭發出來的遺是特殊勞教右派張僕。他的罪行是書寫反動日記，特別是在日記中寫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詩詞。王土匪早就看不慣這個官架十足的特殊勞教。他說這是岳毅走資派對走資派的包庇，是威風還沒有打倒的大右派，竟敢寫詩給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唱讚歌，你等著為劉少奇收屍吧。僅管他把詩說成屍，把讚說成鑽，也決不會影響他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風的辦法當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遠不得翻身。一拳打過去，正中張僕鼻子，臉上開了個五彩花面，紅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臉，他差點就仰翻在地，幸好還能穩住沒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間的軍用皮帶，對準他的腦袋猛抽起來，銅扣打破他的頭部，鮮紅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沒叫痛，反而笑著說：「同志，你何必這樣呢？」那笑容使我們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憤怒。他將張僕打翻在地，反縛雙手，好一頓拳打足踢。他卻堅持住不吭一聲。王土匪以為打死在地了，便說：裝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絕於人民。語音剛落，張僕竟站了起來，仍然帶著微笑說：「同志，何必呢。」他這種打不濕扭不干的堅強性格，使王土匪拿他無計可施，只好關起來叫他反省。
文化大革命，本來就是一場由毛皇抄作的荒唐鬧劇，風起雲湧，瞬息萬變。幾天後，公安部下達命令，勞改勞教部門不准衝擊，不搞奪權。王土匪只好灰溜溜地下臺，仍作他管生產的分隊長。他所宣布的政令當然作廢，張僕也放了出來，依然過他的特殊勞教生活。
通過這次被打鬥之後，張僕開始懷疑自己的處境，主動找岳指導員質問：為什麼要和這些右派勞教關在一起？為什麼不發給他原來的工資？為什麼要對他進行這樣殘暴的批鬥和打罵？
岳指導員只好明確地告訴他：「你是單位上送來代管的右派，比他們有所不同。有什麼思想上的問題，寫出書面，我們代轉給你的黨委。你的工資問題，我們更不知道。我們受委託的責任是：決不允許你外出生事，保證你的身體健康。至於王隊長打鬥之事，現處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皆然，你是應該理解的。」
張僕之所以是「特殊勞教右派」，除了不勞動外，他還不能享受一般勞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親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時請假趕集的待遇，實際上他是劃定警界線內的自由犯人。
時逢春節，隊部為瞭解決家屬探親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間茅屋，以竹蓆為牆，木板為鋪，十分簡陋，但能令久別的患難夫妻們，相聚相親，互訴衷腸，亦是難能可貴的了。但作為右派勞教的丈夫，每天卻在工地勞累，晚上兩小時學習後還要聽岳隊長訓話，只能有很少時間培伴家屬和子女。但張僕卻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訪，微笑著坐在一旁，不聲不響，久久不願離去。右派妻子們確實難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組的陳道千，妻子帶著女兒小燕探親，深受其干擾，因12歲的陳燕長得活潑可愛，張僕託人買了糖果來送給她，整天坐在家屬旁，甚至夜深也不離去。大家得知此情後，非常不滿，自發地在小組會上對張僕進行批鬥，逼他交待動機和目的。他說：「陳燕很像他的小女張茜，所以愛她，並非有意干擾他們。」我說：「誰教你的妻子是當官的，不敢帶女兒來看你呢？」經我一說，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節過後的一個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飯時，一輛黑色轎車，開進我們的住地，司機之外，別無他人，下車後通過隊部，找到張僕本人，和他熱情的交談後，拿了幾包食物給他，先後不到半個小時，又忽然開車走了。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我託人發了電報，叫妻子帶女兒來此見面，她卻不敢。這次她到宜賓開會，叫司機小劉送來些食物，就算盡情了。」我也對他同情了起來。晚上，他用臉盆在爐子上煮了一盆麵條，請我們小組的人去吃。作好之後，大家一看，卻是一盆漿糊。原來他一生未作過飯食，冷水時便將麵條放了下去，就變成了一盆糊塗面。一陣笑聲之後，免強分而食之，總算領了個情，不拂美意，地紅著臉，不好意思地對大家說了好幾個「對不起、對不起。」
宜珙鐵路建成後，由於國家被毛皇折騰得一窮二白，到了經濟徹底崩潰的境地，無錢再修鐵路，「415」筑路支隊被澈消。我們全部轉移到永川新勝勞改茶場。
在與世隔絕，荒涼的東山上，愁雲慘霧，冷雨淒風，春去冬來，幾經寒暑，苦苦熬到1978年。毛皇死後，政局微開，劫後餘生的右派們，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從地獄回到人間。成立了20年的右派隊宣布撤銷，由於張僕系部級高幹，須經北京原劃右單位辦理，剩下他一人未走，只好放在臨近的勞改隊管理。送去時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勞教身份。勞改幹部自然以犯人的監規來對待他，強迫他和犯人一起勞動。張僕反抗不從，多次遭到犯人們的毆打，遍體鱗傷，精神崩潰，痛苦萬分。當重慶市委用專車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瘋了起來。妻子知情後，表示堅決不能容許他進入家門。重慶市委只好決定把他安置在高幹療養所，進行長期療養。他己身殘心死，無緣享受天年，不久舊傷復犮，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時糊塗受騙，糊塗時難得清醒。該醒時他卻不醒，昏然後無時再醒。
時至反右50週年，余已過古稀，閉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鮮鮮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故書此文，聊表弔念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