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宋美齡
賢妻愛鑒: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並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於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欲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給蔣經國、蔣緯國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國國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蔣中正。
上述遺囑，雖然均寫於1936年12月20日，但在當時的日記中並未記錄，而是錄於西安事變二週年之際，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蔣介石在13日的日記內寫道:「本日撿得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錄之。」在20日的日記中雲:「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難時告國民之遺囑，特錄之。」
另外，12月15日，蔣介石寫給宋美齡一信，交給奉宋美齡命隨同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蔣介石的顧問)一起來西安瞭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齡和蔣介石信任的黃仁霖轉寄。此信與前兩份遺囑內容相差無幾，實即遺囑，錄之如下:
兄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歸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惟經國與緯國兩兒既為余之子，亦即為余妻之子，務望余妻視如己出，以慰余靈而已。但余妻切勿來陝。(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5日)
蔣介石的信被張學良扣留了，黃仁霖亦被留陝，不准回南京。蔣的三份遺囑於20日交給以私人身份來西安聯絡的宋子文轉交宋美齡，但也被張學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記記其事雲:「我於11時再次面見委員長，他交我幾封分致國民、蔣夫人及其二子之遺囑，並要我將這幾封遺囑給漢卿看。(張扣下遺囑，謂假如發生戰事，他以人格保證將把這些遺囑發送，但現在他不會允其發送。)」(《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1日，據張俊義譯文，這裡有不同之處:一、蔣介石遺囑交宋子文的日期，蔣日記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記系12月21日，究竟誰是誰非，尚待考證。二、遺書交給宋子文的時間，宋子文日記為當天他第二次見蔣介石時，蔣日記是在宋、蔣開始談話之前，先將遺囑交宋轉宋美齡。蔣日記雲:「子文乃命張與端納出外，而彼獨自與余談話。余先將遺囑交彼，屬其轉寄余妻也。」宋子文抵達西安後，先與張學良談話，然後和張及端納一同見蔣，因蔣看到宋美齡致函，情感激動，嗚咽說不出話，宋子文乃示意張和端納出外，由自己單獨與蔣談話。三、蔣日記沒有記述讓宋子文將遺囑給張學良看。
蔣介石給宋美齡和兩子的遺囑，有四點重要內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齡為他擔憂，自責自己。其二，他已準備死，決不向張學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後，宋美齡善待斷絕音信近十年、遠在蘇聯的蔣經國和在德國柏林的蔣緯國，「視如己出」。其四，叮囑蔣經國、蔣緯國，他死後對宋美齡盡孝道，「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那麼宋美齡就是你們「惟一之母」，「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
在告全國國民遺囑中，蔣介石檢討西安事變發生的責任在他自己，「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決心以死補償。同時希望全國同胞在他死後嚴守並實行其所倡言的信條:「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他相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詡為至高無上的君王的頭銜，說「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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