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看雜誌封面上第三百五十七期的標記，不敢相信《爭鳴》真地走過了三十年，因為《爭鳴》創刊後，關心中國時事的大陸人，人人爭談《爭鳴》、以《爭鳴》為圭臬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怎麼倏忽間就過去了一萬多日？然而，當年爭睹《爭鳴》為快的二十出頭的青年，如今攬鏡自照，已是兩鬢染霜的知命人了，《爭鳴》自然該進入而立了。
為什麼聯想《爭鳴》會有時光特別短促的錯覺？因為這是攸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三十年，是驚心動魄的裂變一直在進行的三十年，在此期間，有關開放還是閉鎖；改革還是保守；姓資還是姓社；民主法治還是一黨獨裁等問題的爭執一刻也沒停止過。在這些重大問題的論戰中，《爭鳴》破除迷信先聲奪人；樹立新思維新觀念一鳴驚人；無情揭示中國社會的真相；振聾發聵地「唱衰」共產黨領導下的世相。讀《爭鳴》使人產生緊迫感：不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早晚將走向末日，中國人民就不會有新生。這種緊迫感就是錯覺的來由。
《爭鳴》在中國新聞史上創下的業績，在以往《爭鳴》發刊紀念日裡，許多人已經作了詳細的敘述，不用筆者在此贅言，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在海外的報刊雜誌中，既是中共當局不得不正視的參考讀物；又引領中國政論思想潮流，且整整堅持三十年的雜誌唯《爭鳴》一家。同時，從一九七七至今所發生的改變中國的大小事件，都可以在《爭鳴》中找到相關的詳細記錄和分析，可以說，《爭鳴》的三十年就是中國同時期的一部歷史紀事。
正因為上述原因，《爭鳴》被中共視為擊潰其壟斷輿論的洪水猛獸，是敵對的反動刊物，列入嚴禁入境刊物的黑名單。《爭鳴》因中共的封鎖無法進入大陸，也因中共的仇視在大陸聲名遠揚，激起更多關心國事的人尋求《爭鳴》，我也由此結識《爭鳴》，並在此過程中改變自己的人生旅途。
初聞香港有份叫《爭鳴》的雜誌
第一次聽到《爭鳴》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七九年初的民主牆時期。
那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僵化地繼續搞毛澤東那一套，讓企盼變革的老百姓失去了耐心，不久鄧小平復出，使人們以為中國也出一個赫魯曉夫，都把希望寄託在鄧小平身上，鄧小平也利用民意與華國鋒鬥法奪權，內鬥的中共暫時放鬆對民間的管制，以北京和上海為首的民主牆運動應運而生。
當時上海有兩處民主牆，一處在從淮海中路到茂名路的一堵巨長的圍牆上；一處在靠西藏路的人民廣場出口處。那陣子，我下了班在食堂吃完飯就出門，然後騎車去淮海路或人民廣場，那裡集聚著許多不滿現實的年輕人，大家邊看大字報邊議論，還有人站出來演講。大字報從毛澤東批到華國鋒，從鄧小平讚到胡耀邦，都是驚世駭俗的話題，還有不少中央高層的內幕消息，在我聽來特別新鮮過癮。有些議論引起了聽眾的疑問，有人就盡力作種種解答，其中會提到，哪些內幕消息是從香港雜誌《爭鳴》裡讀到的；又有哪些觀點《爭鳴》已經提出了。
我由此初聞《爭鳴》的大名，對這份雜誌產生了好奇，並渴望能夠訂閱一份，可惜無法得手，香港的雜誌不能通行大陸。不久，鄧小平大權在握又轉手鎮壓民主牆運動，《爭鳴》很快被禁止入境。中共在阻斷民眾接觸《爭鳴》的同時，又讓《爭鳴》作為參考讀物，允許部長級以上幹部訂閱，成了當時流行的「黑色幽默」的一個註解：反特權反腐敗的《爭鳴》，變為顯示特權的搶手貨，不僅名氣更響了，還被無辜抹上一道神秘色彩。
八十年代前半那幾年，我們一群文學青年聚會，或者參加某雜誌的筆會，大家少不了議論國事，也少不了打聽小道消息，有人看過一本或幾本《爭鳴》；或轉幾道手聽來《爭鳴》刊載的報導，就成了權威的消息來源。我們從中知道了「太子黨」和「老人幫」等新名詞，瞭解到中央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纏鬥等新情況。
隨後中國的政局一波三折，政改的滯後引起了民眾的不滿，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爆發了學運，大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胡耀邦為此被迫辭職。不久，我帶著失望和沮喪心情離開中國。
終於看到了渴望的《爭鳴》
到日本後的第一個感受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走進東京街頭的大小書店，各種報章雜誌鋪天蓋地，從封面或頭版上的漢字可知，日本首相也可以公開批判，更別論其他大小政客。我由此想到了《爭鳴》，在中國大地上，唯有在香港出版的《爭鳴》等報刊，才能像日本一樣如實報導大陸新聞。這些年我渴求《爭鳴》而不得，在日本應該如願以償了。可惜當時在日中國人還不多，東京的中文書店也十分稀少，打聽到離家最近的一爿書店，也要換兩部電車坐七、八站路。但再遠我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不！應該說是不放棄這個權利，享受自由閱讀的權利！我興沖沖地急切趕去。看到攤在書店入門處的《爭鳴》，我不管過期的還是當月的，一本不漏地買了抱回家。
第一次看到《爭鳴》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首先是興奮和驚訝，《爭鳴》上可以直言褒貶鄧小平、陳雲在內的中共大佬，可以公開揭露在大陸被視為保密的中共內幕，可以評說批判中共的任何政策；其次是過癮和滿足，《爭鳴》說出了我的心裏話，也可以說，是說出了大陸老百姓的心裏話，難怪中共禁止《爭鳴》入境，如果《爭鳴》能在大陸公開出售，中共不出幾年就會垮臺；然後也心生悲哀和酸楚，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人權，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卻無緣享受，即使有資格看《爭鳴》的部長們也只有可憐的閱讀權，卻完全沒有自由言說權。通過閱讀《爭鳴》，我感到了自由的寶貴，也更珍惜在海外自由天地的留學生活。
以後，我幾個月去一次書店，買幾本《爭鳴》回來盡興閱讀，學校和住所安定了就開始訂閱《爭鳴》。從此不再擔心雜誌的缺漏，但期待的心情依然如故，看完新刊又盼下一期，每月四、五號沒收到雜誌就會急不可耐，特別是發生「六四民運」等重大事件時，因急於瞭解國內動向，不及時看到《爭鳴》會焦慮不安，一旦在郵箱裡拿到《爭鳴》又高興異常，顧不上吃飯就瀏覽標題和概要，然後再用每天不多的空閑時間細看。
這就是《爭鳴》的魅力，因為緊扣中國社會變化的脈搏，抓住了關注國運的國人的心，尤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遊子，無論他們走得多遠，始終把祖國放在第一位，《爭鳴》就是他們連接中國的紐帶，是他們在異國他鄉的良師益友。
從《爭鳴》的讀者到作者
《爭鳴》在向讀者提供大陸政經和社會動向等信息、對中共的各項政策和變動進行深度分析的同時，還用獨特新穎的視點剖析中共的黨史和治國史，批判中共歷年發動的政治運動，甄別釐清中共製造的冤案錯案，使讀者更明晰地認清中共的本質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
對我來說，讀此類文章最受啟發。
當年我為寫一部反應文革的長篇小說作準備，有關人物和事件的腹稿都打好了，但好長時間沒找到貫通小說的文脈。大約是九十年代初，我在《爭鳴》上讀到一篇評述文革的文章，分析促發民眾起來造反的幾種起因，其中列出一條「社會衝突論」。此文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構思中的小說一下子找到了文眼，使我對計畫中的寫作產生了信心，隨後比較順利地寫下最初的草稿，直至完成全篇的修改定稿。我不知道，如果不訂閱《爭鳴》，是不是還會有這部小說，或者說能否寫到現在這樣的程度。
與此同時，長年受《爭鳴》觀點的浸潤，對中國時局和社會問題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於是，我開始不揣淺陋地撰寫文章向《爭鳴》投稿，由此從《爭鳴》的忠實讀者變成忠實作者。
《爭鳴》改變了我的人生旅途
深切影響我閱讀和寫作的《爭鳴》，也影響了我的人生旅途。
當年我以留學的名義出國，又是到日本那樣的非移民國家，不存永久移居的非份念頭。即使發生了六四事件，改變了歸國的打算，但想在日本滯留，也只有一條途徑，就是大學畢業後找日本公司就職，這是我極不情願的去向。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完成學業後從事自己喜歡的自由寫作。
本來，論從事中文寫作，沒有比返回故鄉更合適了，何況由於文化差異、語言隔膜等諸多問題，在海外生活也有許多擾人的困境。因此，權衡回歸還是滯留的利弊後，我差不多做出了回國的決定。然而，在考慮離日前的善後事項時，想到了處理訂閱中的《爭鳴》的難題，倘若繼續生活在海外，填一張新住址給雜誌社就可以了，但回大陸就必須中止訂閱了。
是的，回國就不能再自由閱讀《爭鳴》了，出國前盼望訂閱《爭鳴》的記憶被喚回了。能不能看《爭鳴》只是一個標誌，與此相伴的還有言說和寫作的自由，那是我在海外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回國就意味這一切將再次被剝奪，就是從自由社會重新回到奴役社會，從光明世界回到黑暗世界。只有享受過自由的人才知道，沒有自由的生活形同行屍走肉。
於是，我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暫時不回那個窒息人的祖國，我要再爭取一下，找一個更適合我的自由國度，我由此來到了愛爾蘭，開始了另一種新生活。
《爭鳴》的使命
原以為進入電腦普及的時代，中國網民已超過一億了，網際網路上信息過剩，大陸老百姓可以從網路獲得準確信息，類似我和《爭鳴》的故事該成為過去了。不料，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共憑籍龐大的經濟實力，用鉅資製造了一個金盾工程，設置一個巨型的防火牆，筑成網際網路上的防火長城，專門過濾網路上任何對中共不利的言詞，使大陸民眾仍然擺脫不了中共的新聞封鎖，被迫繼續在禁錮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社會中生活。大陸言論新聞自由的現狀不根本改變，《爭鳴》的意義和價值就沒過時，《爭鳴》突破中共輿論藩籬的作用就不可替代。
記得《爭鳴》早就表示過，一旦中共開放報禁，實施言論新聞自由，《爭鳴》就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所以，從對《爭鳴》的感情而言，我期望《爭鳴》永遠興旺地辦下去，但從中國的前途而言，我又希望《爭鳴》盡早結束它的使命，因為《爭鳴》結束使命之時，就是中國進入民主自由之日。
在這一天來到之前，《爭鳴》還得負載自己的使命堅定走下去，我們也義不容辭地伴隨著一路同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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