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星期天刊發了記者從深圳採寫的文章：中國加強高科技以追蹤百姓（China Enacting a High-Tech Plan to Track People)，文章說至少有兩萬臺警用監控攝像頭已經被裝設在深圳的各個角落，並通過美國高科技公司（中國公共安全科技公司CPST）提供的軟體對圖像進行面部辨識以追蹤嫌疑犯或不尋常的活動。而且，從本月開始，深圳警方已經從鹽田港開始頒發同樣由這家美國公司製作的帶有diann晶元的居民身份證，以配合監控攝像頭實現對全市居民的及時全面監控。
文章引述CPST公司管理人員的話說，生活在深圳的人們，如果拿不到這種電腦晶元居民身份證，就沒有辦法在深圳生活立足，獲得政府福利。相關媒體消息稱，這種與監控系統實時相連的電腦晶元居民身份證，除了包含有持證者的姓名住址外，還記載了持證市民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宗教信仰、醫療保險、個人生育情況等資料。紐約時報引述專家的話認為，中國將尖端電腦科技用於追蹤人民和打擊犯罪，應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一次可能嚴重侵犯人權的政府行為。另據報導稱，在深圳試點成功後，全國660個城市可能都會採用這項技術。(www.creaders.net 爭鳴文章 轉載請註明出處)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編輯則以CPST（中國公共安全科技公司）在美國股市星期一股票猛漲23%的事實，來嘲笑現代高科技被用於監控人民的市場增長，只會發生在中國。
從一個慾望和夢想的都市，深圳墮落成為一個絕望和幻滅的動物農莊，這是一段曲折的故事，從春天開始，到夏天終止。故事中唱到（深情地，董文華式的抒情狀）：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崛起了一座城市；
2007年，這是一個夏天，有一個政府，在深圳頭上罩上一個環，奇蹟般的淪陷了一個家園。
極權主義者成功的創造了高科技條件下的」動物農莊「，斯大林的集中營，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那種靠千萬人頭落地的恐怖手段建設的極權制度，被新時代的極權者借用電腦晶元身份證、面部識別軟體、全市監控攝像系統，兵不血刃的繼承下來。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獲得的財富，不僅沒有被全民分享，還被新殖民主義者，借公共安全的名義進行揮霍，建造了鎮壓人民極有成效的警察國家，並先富起來了那群黃皮膚的美國華人殖民者。
這群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遊客將來也將會被監視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一個自由、開放、改革的都市，一個1980、1990年代鬱悶的內地人幻想的黃金之地，卻成為了高科技條件下現代極權體系的試點，深圳，我為你哭泣。
事實上，全球安裝警用監控攝像頭最多的國家是英國，他們安裝了約佔全球監控攝像頭總數的25%左右，這一個事實，確實保障了英國的國內治安和犯罪追蹤。但必須明白的是，這一措施首先建立在英國人均收入遠遠高於中國人均收入的經濟條件下，同時也是建立在英國享譽世界的法治傳統基礎上。近十幾年來，英國相繼制定了」數據保護法「和」隱私權法「用以保障公民的個人資料、隱私，同時限制執法機構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侵犯。同樣也應該看到，英國的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和人權保護，對於警用攝像監控體系也都有相應的牽製作用。(www.creaders.net 爭鳴文章 轉載請註明出處)
反觀中國，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不能提前預警，法治建設嚴重落後於經濟增長，言論自由不能落到實處，卻揮霍巨資推出這種全程監控公民的攝像、晶元身份證一體化系統，用意何在，就不言自明瞭。
筆者在5月12日的《萬維專稿：國安Vs民運 真實版的無間道？》一文中，曾就《財富雜誌》
所刊登的《從天安們的反叛者到資本家》一文引發多維與某前民運人士向中國官方轉賣面部識別軟體的矛盾，曾經感嘆民運與官方」人血饅頭「的無間道。可是，僅僅三個月之後，從紐約時報的報導來看，這種面部識別軟體，已經成功的被深圳警方用於追蹤人民了。
新殖民主義者的貪官污吏把道橋工程當提款機，把股市當提款機，把國企轉賣當提款機，僅僅損害了公民的利益；可是現在他們卻把黑手伸向了監控工程，把建設警察國家的系統工程當作提款機，不僅損害了公民的利益，更侵犯了公民的權利。
深圳已經淪陷了，誰的家鄉能倖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