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具有鮮明性格的文人：放蕩不羈，嫉惡如仇。凡事率直而言，不講人情世故；不平拔刀相助，不想利害得失。在延安一切得依靠組織才能存
活，他因小小不得意，一氣之下攜妻遁入山溝開荒度日，"不食周粟"。為王實味問題舌戰群儒，從晚8點至凌晨兩點。丁玲說："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
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關係！"蕭軍氣極："既然如此，你儘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別附在你這牛身上，從今以後咱們就拉、蛋、倒！"說罷拂袖而
去。這種心口如一又不附合時俗的文人極易獲得中共領袖青睞，以之為社會信息資源，因此，毛對他優禮以加。蕭在文學領域有一定聲望，《八月的鄉村》反映了
中國燃起抗日烽火，被譯為俄、日、英、德、印度文，在國際上廣泛流傳。
毛曾一度想把他拉入黨內以壯聲色，被婉拒後還答應什麼時候想入均可。（《要注意調整人我關係----毛澤東與蕭軍》）這使蕭在毛面前相當馴順。按說，這樣的黨外人
士應該歸入"有頭腦、有思想、有專業"的檔次而為中共所驕傲吧？他曾兩次奔赴延安，而且一直追隨下去，從未改悔，這樣傾心中共，難道不是這個組織善於延
攬人才的表現嗎？蕭的雜文《論同志之愛與耐》，由毛潤色修改，發表在1943年《解放日報》。（出處同前）他預料不到的是，1958年竟然拿出來與王實味、
丁玲、羅烽、艾青等人在延安發表的文章進行"再批判"，毛稱"算延安舊賬"。恐怕終其一生，蕭也不會懂得，為何對一篇短文始則潤色修改，予以肯
定，繼之卻咬牙切齒，置於死地。
與政治無緣的蕭怎能玩轉慣於耍弄36計的中共謀略呢？這就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最後跌入深窩，一蹶不振的原因。
這個深窩就是接受中共東北局三兩半黃金資助，於1947年5月開始主辦《文化報》。（《蕭軍與文化報》）這時的蕭軍已不太莽撞，他向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凱
豐要求派黨員來報社領導，被拒；他又要求入黨，以便瞭解黨的指示，辦好報紙，這一要求被輾轉傳到毛手中，當即予以批准。更使他預料不到的是，待批准入
黨的消息從延安傳到東北時，東北局宣傳部已經辦起《生活報》，對《文化報》大張撻伐。像蕭軍這種放蕩無羈的人，只要讓那些以整人為職業的人叮上，那還跑
得了！
蕭在《文化報》第53期社評中悲嘆："中國人民底血，還要大量地流下去，我也知道不流血是不會換得真正自由與平等，但是'撫今追昔'，終難免有所愴
然！'萁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悸慟！"這是老百姓的呼聲而為一心奪權的中共所不容。同期，他刊登通訊《來而不往非"禮"也》，講一家白俄在花園納涼時，驅
趕柵欄外的3個中國小孩"滾吧"，孩子以投石回報。《生活報》社論認為"必須無條件的擁護蘇聯，信仰蘇聯，尊重蘇聯。"《文化報》回答："我們----中
國人----擁護蘇聯是有條件的（天地間事情在客觀上全有它一定的'條件'）"。（《蕭軍思想批判》）這樣，蕭軍以"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名，由東
北局作出決議，指責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慣於採取兩面手法和敲詐手段的、無原則的野心家。"（出處同前）《文化報》停刊，蕭軍被趕到礦山資料室反省，
黨內外開展對蕭軍思想的批判，聲勢浩大。
這是針對一個人的"反右"運動，從此他成為社會賤民。他寫成30萬字小說《五月的礦山》無處出版，舉家遷至北京開不出工作關係證明，無法維生。他自學正骨、針灸、按摩醫術，請求開
具合格證明，棄文從醫。彭真以為"影響不好"，將他派往文物考古機構，又派往戲曲研究機構。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遊蕩，腦袋上"反蘇、反
共、反人民"的帽子一直牢牢戴著。他說："我有我的思想和理想，我不是憑感情用事的。"（新華網，2002.10.10）此時，當權者沒人再聽他的嘮
叨，連彭真都說：蕭軍在東北有什麼錯誤，我不過問。（《彭真與作家蕭軍》）
他代表了一批作家的類似經歷，如臨終寫下遺言的趙丹，為《苦戀》而遭批判的白樺，敢於揭露軍隊腐敗的葉文福，留下朦朦佳句的詩人顧城、北島、芒克、梁小斌。
這一代作家不斷推出"很有頭腦、很有思想"的作品，《河殤》提出劃時代的警示，《假如我是真的》提出權力牟私的警告，《車站》使人耳目一新，《一無所
有》唱響全國。這些足以使文化藝術繁榮昌盛的作家群卻遭到無情打壓，剩下的則是色情文化氾濫，歷史劇胡編亂造，家庭劇粉飾太平，商業文化掩蓋屏幕。吹噓
"最有頭腦，最有思想，最有專業的人"都集合於中共之內，面對以上事實將作何解釋？說中共總是優汰劣勝，難道不是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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