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武人主導的各類兵變、政變多矣，這次北京政變可有異乎？也許有的，因為這次政變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將軍」馮玉祥，因為他是要和孫中山合作的，更因為他後來在中國政治角鬥場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當長時期裡的許多史家眼中，這次北京政變是一次革命的行動。馮在政變之初發布的「安民佈告」中說：「嗟我無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國內賢家，共同解決內爭」，「軍人不干政治，義惟絕對服從」云云，宣告他發動兵變的目的是制止內戰、停止軍人干政、推重賢能共建國家。這些話也常常被視為一個舊軍人天良激發思想轉變後的肺腑之言。至於為什麼驅走一吳佩孚，又來一愈加兇惡蠻橫之張作霖，為什麼掀下曹錕，又請一段祺瑞，為什麼政變之後內爭卻愈演愈烈，為什麼軍人干政始終尾大不掉，為什麼同胞之苦難更加深重等等問題，只好歸結為革命的不徹底了。
恕筆者眼拙，實在不能從這次北京政變中看出什麼革命色彩，也實在弄不懂馮玉祥與張作霖合作，其對國家民族之意義就一定勝過他在吳佩孚手下做事。當年的馮之大將鹿鐘麟後來回憶這次政變，曾詳加分析馮與直繫在經費、地盤方面的矛盾，和他政變後對自己實力和地位未有擴展反受掣肘的苦惱。如果認同這種說法，那麼就一定會順理成章地得出一種判斷：北京政變和中國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變一樣，不過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與利益再分配罷了，而所謂國家人民實未與焉！
對這樣一起拆濫污的事件，本來是不會有向來愛惜羽毛的胡適的身影的。可事實是，胡適偏偏捲了進去。這一切都因為溥儀出宮。
從前面引述的辭典條文看，「溥儀出宮」實在只是北京政變中的一個小小枝節，對當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龍蟠虎踞的馮玉祥來說，簡直等於摟草打兔子，順帶的功業。也許是因為北京政變中先後登場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種事件太讓人炫目，溥儀出宮一事在現代史上的影響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當年，許多富有遠見的人物對此也是漠然視之的，查閱孫中山、梁啟超、蔡元培、魯迅等人的日記、年譜等資料，他們關於1924年的記載也許提到了馮玉祥、吳佩孚等名字，而溥儀出宮一事卻全然在他們視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繪聲繪色回憶自己在軍事政治上的種種部署，但關於驅逐清室卻只有「最有意義」等寥寥數語。這其實符合一般人的思維的：廢帝早已過氣，能給當時人們生活帶來直接影響的只會是風雲際會的實力派政客。
而胡適是一個罕見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儀出宮的當天，胡適致信給時在黃郛內閣中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表示「抗議」（以下所引胡適來往書信均見中華書局版《胡適來往書信選》），信中說：「我對於此次政變，還不曾說過話；今天感於一時的衝動，不敢不說幾句不中聽的話。」胡適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此信於11月9日在《晨報》上發表，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胡適一時幾成眾矢之的，連他的好友、向來與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經農、周作人等也不贊成胡適的態度，朋輩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適的信可稱代表，他說：「這次的事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的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雖然說不上是歷史的榮譽，但也決不是污點。」李書華、李宗桐致胡適的信，則正好代表了社會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個新文化的領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發表這種論調，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根本上認為中華民國國土以內，絕對不應有一個皇帝與中華民國同時存在，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這一事件的餘波還延續到了1925年，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義在報上發表宣言，要求將胡適驅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適沒有參與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宣言，「上海學生聯合會」致信胡適，說胡適「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諸如此類彰彰較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釗合作……」在整個溥儀出宮事件中，反對馮玉祥逼宮的人雖有段祺瑞等人，但公開站出來稱讚胡適的，卻似乎只有溥儀的師傅、英國人莊士敦，他認為胡適「說出了這樣一件正確的事情，並且用正確的方式說了出來」。
胡適為什麼要冒著被大眾輿論指為「復辟餘孽」的風險為清室說話？一般人會立即想到他的先後兩次進宮。說起來，這也是現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魯迅以他那特有的筆法將這一事件高度濃縮為十個字，精練當然足夠精練，但無疑也遮蔽了好些本來應該是很豐富的內容。胡適的二進宮一度成為敲打他的一根絕好棍子，有人還繪聲繪色地描述胡適見了溥儀請求免跪拜的可笑狀。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現在對此事看得是越來越清楚了，也終於明白，還是當事人胡適進宮後寫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邏輯。胡適在那篇《宣統與胡適》的文章中說：「一個人去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稀奇。清宮裡這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所以這件本來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正像理學家說的「眼中有妓心中無妓」一樣，正因為胡適沒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裡，十七歲的溥儀只是一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寂寞而可憐的少年，這無疑是一種人情、人性的視角。考察他與溥儀往還之種種，他的這種視角都是一以貫之的，直到溥儀出宮，他還特地到溥儀暫時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問，並勸其出洋留學，願意予以協助。追論胡適在北京政變中的立場和態度，不能不適當注意他與溥儀之往還，也不能不注意他觀察溥儀的這一視角，說他沒有一點兒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難的，但這種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種舊式士子「士為知己者死」那種悖時的情感。
北京政變發生，溥儀被軍人驅逐出宮，表示抗議和不滿的大致有三種：一是遺老一派；二是雖非遺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願在清室有大喪之際，揹負欺侮孤兒寡婦的名譽，如段祺瑞即是；三是從法理角度表示反對。胡適自屬於後者，他的意見的要點有二：一是對清室的優待是一種條約，為簽約一方中華民國所認可和接受，不應輕易變更和廢除；二是即使變更和廢除，也應雙方平等協商，而不應以暴力脅之。胡適的意見有沒有道理呢？回顧昔日優待條例之產生，應該說它是政爭雙方妥協的一種結果，可以設想，如果當年雙方都不願妥協，只會使戰事難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說這一條例並不是只對清室一方有利。當年對雙方都是利好的條例，怎能隨著共和政體的鞏固，因其需支浩繁，現在就轉而說中華民國對清室過於優待？當然，時過境遷，條例可以修正甚至廢止，但如何修正或廢止，訂約雙方應該首先找到訴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說自話，那只是一方面的決定，命令另一方執行就是了，還能叫什麼共同遵守的條例？細讀「修正」後的優待條款，我們當能發現，其實就是軍人一方也是承認所謂條例應該以雙方共識為基礎的，否則這個《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的開頭就不會有這段話：「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而應該是「中華民國決定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來軍人一方希望外界認為這是一個平等協商的結果，可事實是，「鹿鐘麟催啦，說，再限二十分鐘，不然的話……景山上就要開炮啦……」這是為各種史料所明載的。
關於溥儀被逼出宮，最具權威性的看法也許來自當年參與導致皇帝退位和草擬優待條例、後來曾任民國政府總理的唐紹儀。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如果中國需要改變民國同清帝的關係，我們就應該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禮地去促進它」，「我們之所以同意優待條件是因為滿洲人的退位縮短了革命的時間、拯救了人類的生命，並給予了我們一個專心致力於建設的機會……不管我們個人發表過什麼意見，在新的協議未締結之前我們一定遵守這個協議……但是馮將軍也許不再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倫理原則……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問題，這不是中國的政體問題，而是這個國家是否有禮貌觀念的問題……」看得出來，這種觀點是和胡適接近的。
也有人試圖從法理的角度，但從反的方向證明取消優待條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說：「六年溥儀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這是說清室應該為民國六年的張勛復辟負責。這種事後追溯看似有理卻站不住腳。像張勛這樣的既有實力而又魯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約他嗎？如果真的因為溥儀參與復辟所以要取消優待條件，那麼民國六年復辟敗滅之初為什麼不立即著手？更何況，溥儀出宮之後，有人曾試圖在溥儀的文件中找到他參與和支持復辟的證據，可惜並沒有找到，當時擔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後來也承認了這一點。說來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張勛復辟之後五六年、北京政變之前兩年，溥儀大婚，送禮的既有吳佩孚、徐世昌、曹錕、張作霖等炙手可熱的人物，禮單上還有北京政變的主角、「基督將軍」馮玉祥將軍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從這一富有喜劇化的細節中，我們是否可以窺出種種堂皇言辭下面的一些東西？
溥儀出宮後，於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鄭孝胥、陳寶琛逃往東交民巷日本使館；1925年2月，溥儀又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車赴天津；再以後的事，國人則已耳熟能詳。如果沒有北京政變，沒有溥儀出宮，又會如何呢？歷史無法假設，當然也可以說溥儀後來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種必然的邏輯，但我們說北京政變之發生至少給日本人的這種利用提供了便利，應該要算平實之論吧？
北京政變還影響到了一個著名學者的命運，他就是王國維。政變發生後，王國維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說：「優待條例載‘民國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國君主之禮’……諸君苟已取消民國而別建一新國家則已，若猶是中華民國之國立大學也，則於民國所以成立之條件……必有遵守之義務。」當年這樣的話難免「迂腐」之譏，而現在看應該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國維年譜長編》則記載：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廢帝溥儀被逐出故宮，自認日在憂患中，常欲自殺，為家人監視得免」。王之後來沉湖自盡，雖有各種解說，但他與清室的精神聯繫是誰也否定不了的。當然，一個學者的生死，在軍國要人和動輒大談「歷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實在也算不了什麼。
俱往矣。這樣的往事曾經發生過怎樣的影響，我們只能說說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這段往事的時候常常想起胡適。當年他給一個猛烈抨擊他為清室「張目」的人回信說：「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在一個民國裡，我偶爾說兩句不中聽、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種話時，你們懊悔就太遲了。」讀這樣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嘆：胡適畢竟是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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